官二代兩次死刑能帶來什么正義？

作者 長平

在中國做記者的時候，我有若干次機會看見自己的報道對象被投進監獄，甚至被送上刑場。那種感覺是比較複雜的。一方面，他們往往惡行累累，卻被長期庇護，經過我的報道揭露之後引發轟動，沉冤昭雪，罰當其罪；另一方面，我很早就對這種通過倚重輿論打擊犯罪的模式充滿懷疑，認為它很難實現普遍的社會公正。

      1997年12月下旬，我和同行朋友余劉文在昆明採訪了一起流氓團伙案。他們橫行夜店，敲詐、毆打、羞辱、強姦“三陪女”，其中有若干未成年人。這個團伙的領頭叫孫小果，當時才20歲，本來已因另案被判刑，卻因司法腐敗沒有進過一天監獄——其母親孫鶴予曾在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偵隊供職，繼父李橋忠時任昆明市公安局五華分局任副局長。

作惡者和受害人都不容易採訪。我在一篇採訪手記中寫道：

     最應該憤怒的人，那些受害者和他們的親人，卻沒有半點憤怒。他們只有悲傷，絕望，極其灰色、畏縮的狀態。這是我們至今抹不去的印象。所以我們想寫出那些最底層的人在強權之下的生存狀態。社會首先讓他們蒙羞——他們下崗之後不能給女兒以撫養，這些未成年的少女被迫從事為法律和社會道德所不允許的“三陪”工作；其次，監督失效或根本未受監督的強權讓他們受難；於是，他們失去了生存的尊嚴甚至勇氣，卑賤地苟活着。他們的狀態，讓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賤民”或者“草民”這樣的詞。按照某種理念，他們也應該平等地活在世上。但是，按照另一種甚至他們自己中的一部分人也認可的理念，他們這樣活着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在本地的同行朋友和一些正直的警察的幫助下，我們完成了這次採訪，寫成報道《昆明在呼喊：剷除惡霸》發表在1998年1月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頭版。當時孫小果已經被抓捕，但是由於其父母的干預，辦案警員受到極大的壓力。這篇報道發表之後，事情不僅變得順利起來，而且加快了速度。僅僅兩個月之後，孫小果被判處死刑。

由於受到威脅，同事余劉文離開廣州，躲避了一段時間。

1999年3月，雲南省高院二審改判孫小果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緩刑意味着不僅免死，還一定會有機會減刑。

                                                                   孫小果   

被判處死刑21年之後再次被判處死刑

直到2019年，孫小果再次成為“掃黑除惡”大案的主角，我們才知道：2007年9月，雲南省高院再審改判孫小果有期徒刑二十年。2010年4月，孫小果經多次減刑後刑滿釋放，實際服刑十二年零五個月。

2019年4月，21年前被判處死刑的孫小果出現在中央督查的“掃黑除惡”名單上，引發輿論關注。

媒體報道稱，孫小果刑滿釋放之後，攜同其團伙成員有聚眾鬥毆、開設賭場、尋釁滋事、非法拘禁等犯罪，涉嫌黑惡犯罪。中央掃黑除惡第20督導組進駐雲南後，將該案作為重點案件進行督辦；隨即，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辦公室又將該案列為掛牌督辦案件。

2019年8月12日，中共雲南省委書記陳豪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一個發布會上表示，對孫小果的犯罪活動、犯罪事實以及關係網和保護傘全部查清。

這個傳奇的案件引發海外輿論對孫小果生父的真實身份的猜疑。

不過，成為又一場運動的典型的孫小果，今生今世再也不會有翻身的機會了。2019年12月15日，19名涉孫小果案的公職人員和重要關係人被公開宣判，其中孫小果繼父李橋忠獲有期徒刑十九年，孫小果母親孫鶴予獲有期徒刑二十年。2019年12月23日，孫小果被判處死刑，決定執行死刑。

《1984》自嘆弗如的審查機制

習近平時代的“重拳出擊”已經讓社會麻木，孫小果案這一“掃黑除惡”重點成果，儘管帶有“死而復活”的傳奇成分，也只有在官樣宣傳文章中“大快人心”。跟近年來的“鐵拳反腐”一樣，它讓人們看到不首先不是正義的彰顯，而是權力的壓抑。

2012年，有家出版社編輯了我和幾位同行的新聞作品自選集，在已經通過終審、正要付印之時，被中宣部叫停。在那本被禁止出版的書裡，我對於孫小果案寫道：

如果沒有權力背景的暗示與遐想，孫小果未必是這樣可怕的惡魔，他的母親也不過是一個溺愛孩子的母親而已。但是在昆明採訪期間，我們反覆被同行提醒要小心再小心，這時這個可憐的母親也幾乎變成可怕的惡魔了。她的確在尋找我們。我們住在一個沒有什麼生意的賓館，陽光透過那些空閒的門窗懶懶地照着，服務員悠然地坐在門廳的沙發上織毛衣，不時還輕聲哼唱着流行歌。但我們無法安然享受這種怡然自得的氛圍，有時不得不疑神疑鬼，緊緊張張。孫母其實是一個被權力背景毀壞了的婦人，而她又破壞了如此安寧的生活。當然，被破壞的生活更在於這起事件中的受害者。和孫小果的不幸相遇使得他們連最卑微的生活也難以為繼。在和權力的遭遇戰中他們惟一能做的就是渾身發抖。

當年的《南方周末》已經不復存在，言論自由的空間幾近為零，就連體制內的“輿論監督”也只剩下“輿論打手”的功能。認真思考的人們早已經明白：這種作為權力鬥爭手段的運動式治理，哪怕裹挾“兩次死刑”的“震懾”，也無法帶來真正的公平正義。

21年之後，我成為一個生活在德國的異議寫作者。因為這個案件的戲劇性，《南方周末》當年的報道再次被提及，我也接受了記者的採訪。但是，國內對此報道的回顧中，仍在國內工作、不大願意被提及的作者之一餘劉文的名字被反覆提及，我則不見蹤影。一篇以“孫小果案背後被遺忘的英雄”為題的網文，呼籲人們記住那些因打壓而湮沒的南方系編輯記者。文章提到我撰寫的包括孫小果案件在內的三篇報道，但是不僅沒有提及我的名字，而且十分流暢地抹去了我的存在。

我當然並不介意是否被網民提及名字，只是感慨這種讓《1984》自嘆弗如的審查機制：即便那些以反抗為名留下的文字中，歷史也被改寫得不着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