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两次死刑能带来什么正义？

作者 长平

在中国做记者的时候，我有若干次机会看见自己的报道对象被投进监狱，甚至被送上刑场。那种感觉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往往恶行累累，却被长期庇护，经过我的报道揭露之后引发轰动，沉冤昭雪，罚当其罪；另一方面，我很早就对这种通过倚重舆论打击犯罪的模式充满怀疑，认为它很难实现普遍的社会公正。

      1997年12月下旬，我和同行朋友余刘文在昆明采访了一起流氓团伙案。他们横行夜店，敲诈、殴打、羞辱、强奸“三陪女”，其中有若干未成年人。这个团伙的领头叫孙小果，当时才20岁，本来已因另案被判刑，却因司法腐败没有进过一天监狱——其母亲孙鹤予曾在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队供职，继父李桥忠时任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任副局长。

作恶者和受害人都不容易采访。我在一篇采访手记中写道：

     最应该愤怒的人，那些受害者和他们的亲人，却没有半点愤怒。他们只有悲伤，绝望，极其灰色、畏缩的状态。这是我们至今抹不去的印象。所以我们想写出那些最底层的人在强权之下的生存状态。社会首先让他们蒙羞——他们下岗之后不能给女儿以抚养，这些未成年的少女被迫从事为法律和社会道德所不允许的“三陪”工作；其次，监督失效或根本未受监督的强权让他们受难；于是，他们失去了生存的尊严甚至勇气，卑贱地苟活着。他们的状态，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想到“贱民”或者“草民”这样的词。按照某种理念，他们也应该平等地活在世上。但是，按照另一种甚至他们自己中的一部分人也认可的理念，他们这样活着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在本地的同行朋友和一些正直的警察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这次采访，写成报道《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发表在1998年1月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头版。当时孙小果已经被抓捕，但是由于其父母的干预，办案警员受到极大的压力。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事情不仅变得顺利起来，而且加快了速度。仅仅两个月之后，孙小果被判处死刑。

由于受到威胁，同事余刘文离开广州，躲避了一段时间。

1999年3月，云南省高院二审改判孙小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缓刑意味着不仅免死，还一定会有机会减刑。

                                                                   孙小果   

被判处死刑21年之后再次被判处死刑

直到2019年，孙小果再次成为“扫黑除恶”大案的主角，我们才知道：2007年9月，云南省高院再审改判孙小果有期徒刑二十年。2010年4月，孙小果经多次减刑后刑满释放，实际服刑十二年零五个月。

2019年4月，21年前被判处死刑的孙小果出现在中央督查的“扫黑除恶”名单上，引发舆论关注。

媒体报道称，孙小果刑满释放之后，携同其团伙成员有聚众斗殴、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犯罪，涉嫌黑恶犯罪。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进驻云南后，将该案作为重点案件进行督办；随即，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又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

2019年8月12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陈豪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个发布会上表示，对孙小果的犯罪活动、犯罪事实以及关系网和保护伞全部查清。

这个传奇的案件引发海外舆论对孙小果生父的真实身份的猜疑。

不过，成为又一场运动的典型的孙小果，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有翻身的机会了。2019年12月15日，19名涉孙小果案的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被公开宣判，其中孙小果继父李桥忠获有期徒刑十九年，孙小果母亲孙鹤予获有期徒刑二十年。2019年12月23日，孙小果被判处死刑，决定执行死刑。

《1984》自叹弗如的审查机制

习近平时代的“重拳出击”已经让社会麻木，孙小果案这一“扫黑除恶”重点成果，尽管带有“死而复活”的传奇成分，也只有在官样宣传文章中“大快人心”。跟近年来的“铁拳反腐”一样，它让人们看到不首先不是正义的彰显，而是权力的压抑。

2012年，有家出版社编辑了我和几位同行的新闻作品自选集，在已经通过终审、正要付印之时，被中宣部叫停。在那本被禁止出版的书里，我对于孙小果案写道：

如果没有权力背景的暗示与遐想，孙小果未必是这样可怕的恶魔，他的母亲也不过是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而已。但是在昆明采访期间，我们反复被同行提醒要小心再小心，这时这个可怜的母亲也几乎变成可怕的恶魔了。她的确在寻找我们。我们住在一个没有什么生意的宾馆，阳光透过那些空闲的门窗懒懒地照着，服务员悠然地坐在门厅的沙发上织毛衣，不时还轻声哼唱着流行歌。但我们无法安然享受这种怡然自得的氛围，有时不得不疑神疑鬼，紧紧张张。孙母其实是一个被权力背景毁坏了的妇人，而她又破坏了如此安宁的生活。当然，被破坏的生活更在于这起事件中的受害者。和孙小果的不幸相遇使得他们连最卑微的生活也难以为继。在和权力的遭遇战中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浑身发抖。

当年的《南方周末》已经不复存在，言论自由的空间几近为零，就连体制内的“舆论监督”也只剩下“舆论打手”的功能。认真思考的人们早已经明白：这种作为权力斗争手段的运动式治理，哪怕裹挟“两次死刑”的“震慑”，也无法带来真正的公平正义。

21年之后，我成为一个生活在德国的异议写作者。因为这个案件的戏剧性，《南方周末》当年的报道再次被提及，我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但是，国内对此报道的回顾中，仍在国内工作、不大愿意被提及的作者之一余刘文的名字被反复提及，我则不见踪影。一篇以“孙小果案背后被遗忘的英雄”为题的网文，呼吁人们记住那些因打压而湮没的南方系编辑记者。文章提到我撰写的包括孙小果案件在内的三篇报道，但是不仅没有提及我的名字，而且十分流畅地抹去了我的存在。

我当然并不介意是否被网民提及名字，只是感慨这种让《1984》自叹弗如的审查机制：即便那些以反抗为名留下的文字中，历史也被改写得不着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