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我看中國人過春節的新聞報導，無不是雞飛狗跳、人仰馬翻。特別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的漫漫回鄉之路，宛如荷馬史詩《奧德賽》（Odyssey）般讓人「悲欣交集」。只要這個荒誕的農曆節日還在，並讓國人「舉國欲狂」，中國無論修建了多少摩天大廈、高速公路和高鐵，仍然是一個非現代化的、未開化的國家。

旅日學者姜健強寫過一篇題為〈廢棄春節，是日本甩開中華走向世界的重要決定〉文章，讓我心有戚戚焉。這篇文章指出，日本原本也是過農曆新年的，這是因為日本從七世紀末開始使用中國曆法，這顯然是「中國化」的一個結果。但在明治維新後的五年，即1873年，明治政府採用西曆，廢除了農曆。也就是說，日本從這一年開始，一月一日就是過年了。

中國《尚書》中說，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而日本人的聰明做法在於，將原本西曆的一月一日，導入了新舊不同的元素：元旦、正月、元日。很快，日本相較其他漢字文化圈國家更早脫離了農業經濟社會，在實現近代化過程中，農曆的概念也幾乎消失。

姜健強認為，從當時「文明開化」這個大背景看，日本不再過農曆年（春節），具有其「邏輯的先聲」。明治維新是日本的「新生」，其內在化的一個要求則必定是棄舊圖新。這就像海浪欲來時的漣漪，梅果熟透前的滴答落地聲一樣，屬於邏輯先聲，或春江水暖。那時日本的有識之士發現，既然古舊的東方沒有圖新的助燃劑，那只能不戀舊情地「入歐」了。於是，廢除古舊與迂腐就是走向文明。當時的日本人恐怕真是這樣想的：穿鞋進屋是文明，吃牛肉是文明，大街上撐傘走路是文明，而主管教育的森有禮說廢除漢字也是文明。

説到日本的文明開化，思考日本為何能成為以色列學者艾森思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所説的「第一個完全實現現代化的非西方社會的非軸心文明」，就不得不提及一個關鍵人物——福澤諭吉。這位仍然在日本最高幣值——一萬日幣——上留有頭像的啟蒙思想家，第一個智慧地看出了新文明的誕生與邏輯先聲（春江水暖）之間的關係。

這位把《左傳》通讀了11遍的漢學家，最後卻走上了反叛漢學的道路。福澤諭吉青年時代三度訪問美國，撰寫了三本介紹美國文明的著作，或可稱之為「日本的托克維爾」。此後，他完全折服於歐美文明並唾棄中國文化。他發現，如果陳腐的漢學盤踞在晚輩少年的頭腦里，那麽西洋文明就很難進入，「我已下定決心願盡一切努力，無論如何也要把這些後生拯救出來。」

福澤諭吉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其《脫亞論》中寫道：「文明猶如麻疹之流行，……我輩斷乎不具（治癒）其術。有害無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擋其勢，何況利害相伴且常以利為主之文明乎！」他認為，西洋的文明必將征服世界，東洋各國對它絕對沒有抵抗能力，就像東京人無法抵禦從長崎傳來的麻疹；既然無法避免，明智的做法應當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風氣」。

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指出，福澤諭吉的脫亞乃是以「使之於亞細亞的東邊誕生一大新的英國」爲自己國家的志向，同時欲將在其他亞洲諸國之間，確立文明國對非文明國這樣一種文明論的關繫結構。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指出，日本人自明治以來，無論戰前戰後，唯一沒有變的就是「脫亞入歐」思想。

在文明國與非文明國的對立關係中，作為自由主義者的福澤諭吉理所當然地支持甲午戰爭，他認為東亞的清朝與西亞的土耳其一樣，弊病在於其制度陳腐且一成不變，惟有通過戰爭才能讓其覺醒：「今日之支那與土耳其有何異同可言呢。土耳其人沉湎於回教殺伐唯是，支那人妄信儒教不解事物之真理，可謂均爲文明境外無知之愚民也。」然而，清朝比福澤諭吉想像的還要愚頑不化，甲午戰爭並未讓其「睡獅夢醒」，它只是甩一甩尾巴，又睡著了。

在福澤諭吉眼中，當年的老師中國不再是擁有正統文明的國度，而成了反面的教材，成了頽敗和衰落的前車之鑑。清軍和日本軍隊交戰時，清朝仍有纏足陋習；酷刑在日本早已被廢除，卻在清朝內盛行；鴉片大量出口到清朝境內，令國人精神萎靡。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範外國侵淩：朝廷被迫出賣鐵路、採礦等權利，以償還國債。福澤對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清朝和韓國大加鞭撻：「依吾之見，以西方文明猛擊東方之勢，此兩國（大清帝國與朝鮮國）誠不能存活矣。」他呼籲日本政府與東亞鄰國、也就是他所説的「惡鄰」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這些鄰國同樣的「野蠻」和未開化之地。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

今天，慶應大學與早稻田大學一起，並稱日本「私學雙雄」，影響力僅次於國立的東京大學，其畢業生在政界和商界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福澤諭吉開創了日本的「文明啟蒙教育」，讓日本從中華儒教教育愚昧的「文化醬缸中」爬了出來，走上了尊重事實，人格平等，追求真理和智慧的現代文明之路。　

如果將中國的改良派人士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ㄥW等人與福澤諭吉做一番比較，就能知道日本的明治維新為什麽成功，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為什麽失敗了。中國的改良派是要「師夷長技以制夷」：明明自己落伍了，仍然將對方視為「夷」；明明自己全方位地落伍了，卻只承認「技不如人」。

福澤諭吉老老實實地承認日本在「體」和「用」方面統統不如西方，願意從頭開始學習。日本將叩開日本國門、強迫日本簽署不平等條約的美國海軍將領培理（Matthew Perry）視為救星，並爲之樹立青銅塑像，中國會這樣尊崇「侵略者」嗎？學者林思雲指出：「日本學習西方是放棄以前日本的舊文明，全面引進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謂的全盤西化。中國學習西方的目的，卻是為了保存中國的中華文明，中國富國強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國建成一個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壘。中國一方面要引進和學習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堅持中國以前的舊的中華文明，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

就像鄭觀應在《盛世危言》所說：「西人立國，育才於學堂，論證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以足恃歟？」

林思雲讀福澤諭吉《脫亞論》感慨萬千：「福澤諭吉《脫亞論》的中心思想是讓大家接納西洋的先進文明。可是直到今天，中國對西洋文明還是抱著抵制的態度。中國今天的自強思路，也還是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思路，堅持在中華文明的基礎上，學習西洋文明。日本學習西洋文明，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國學習西洋文明，卻是一種權宜之策，或者是一個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堅持中華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從西洋文化中割裂開來，只學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謂『中體西用』，用中華思想來運作西洋的政治體制，必然很難搞好。」

以此而論，現代化不徹底或半截子的現代化，比完全不現代化還要糟糕。今天的中國人自以為富起來了、強起來了、站起來了，不僅自己要過胡吃海喝、全民狂歡的春節，而且還將春節向全球推廣，並以外國人也過春節爲自豪——若有外國元首向華人祝賀「春節快樂」，則又被視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勝利。另一方面，中國人卻又發起抵制聖誕節等「洋節」的運動。洋人可以過春節，中國人卻不過「洋節」，中國人至今沒有走出義和團的陰影。

中國不是沒有自己的福澤諭吉，劉曉波就是中國的福澤諭吉。劉曉波高呼中國惟有做300年殖民地才能走向自由、民主、開化，跟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何其相似。然而，劉曉波被中共當局關進監獄、淩虐而死，一生不被他的同胞所知曉、理解、接受和尊重。中國仍是一個唯我獨尊、「擋我者死」的天朝。惟有等到劉曉波的肖像，如同福澤諭吉的肖像那樣被放在面值最大的紙幣上的那一天，中國才有可能轉型爲「諸夏」，並實現「脫亞入美」之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