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為何與共產黨一拍即合？(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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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以仁為中心的內聖，無法開出民主科學法治的外王。因此，儒家道德理念必須經過一個自我否定的過程，接受吸納西方的民主科學法治，才能完成中國文化的創新。

1905年，嚴復作為大清國特使，赴倫敦與英國政府交涉開平煤礦事務。被清廷通緝的革命派領袖孫文正好路過倫敦，特意前去拜訪。朝廷命官與通緝犯見面，倒也不尷尬。嚴復說：「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也。」孫文回答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跟激進派孫文相比，嚴復更接近保守派。

不過，嚴復並非我所定義的那種保守派。嚴復在留英期間所接受的英國文化，是被近代左翼思想玷污的英國現代文化的末流，是史賓塞（Herbert Spencer）、穆勒（John Stuart Mill）、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及其背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伯克（Edmund Burke）最擔憂滲透到英國文化中的法國大革命思想奠基人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更何況，嚴復對英國和西方思想的翻譯介紹，有著迫切的功利之心，那就是「尋求富強」——美國學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以此作為嚴復傳記的名字。這或許是嚴復無法逃避的歷史宿命：他要為被西方羞辱的祖國討回公道。然而，事實依然是，「凡在價值觀念被認為是達到強盛的手段的地方，這些價值觀念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無生命力的和被歪曲了的。」過於急功近利，使得嚴復未能發現另一個歷久彌新、生生不息的英國：伯克的英國、保守主義的英國、清教徒的英國、大憲章和普通法的英國。所以，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展現出社會達爾文主義血腥的一面時，絕望的嚴復轉而擁護孔教會、支持袁世凱稱帝，這是他在「尋求富強」的過程中抓到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大清國崩潰之後，嚴復的論敵康有為繼續「變儒家為儒教」的烏托邦事業，乃至參與臭名昭著的張勳復辟；而康有為的論敵章太炎，失去了早年革命派的意氣風發，轉而成為「國粹派」與「漢學派」，並試圖以民族主義取代儒家中聖人與君王的地位。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與西化派和�甔派對立的是長期被遮蔽的學衡派，這個守舊的學術群體聚集在東南大學，遙遙地與趨新的北京大學對峙；三十年代，梁漱溟、張君勱等中國文化守成派力圖在鄉村建設和政黨政治中實踐其理論，卻無法與越來越激進和血腥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革命學說抗衡。

史華慈認為，現代中國的保守主義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義，「是一種受民族主義情感所影響的文化保守主義，這種文化保守主義情感很少會對當時的政治秩序有所肯認。」

三十年代，在剿共內戰和日本入侵的戰火中稍稍獲得喘息之機的南京國民黨政府，在王陽明的推崇者蔣介石的號召下開展虎頭蛇尾的「新生活運動」，其思想資源大部分來自儒家，少部分來自法家，更少部分來自基督教（衛斯理教派背景的宋美齡在其中發揮了一定作用）。蔣介石及其幕僚陶希聖、陳布雷、陳立夫以及模仿德國納粹褐衫隊的藍衣社，想從儒—法綜合的角度，為建立現代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尋找本土的歷史先例，由此實現「以德治國」、「以法（法家）治國」。對此，史華慈指出：「當時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想必是對儒家傳統的『現代』效用，懷有高度的信心。」但是這個運動嚴重脫離中國現實——在赤貧的農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之際，要求他們不隨地吐痰，無異於天方夜譚。

1949年，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作為失敗一方的，不僅是國民黨及勉強依附於國民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還包括倡導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群體。留在中國的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等新儒家學者受盡屈辱、生不如死，逃亡天涯的牟宗三、唐君毅、錢穆、徐復觀等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則痛定思痛、逆流而上——1958年，海外新儒家發表《為中華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堅持中國文化本位，卻也不諱言用日耳曼哲學中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爾（Georg W. F. Hegel）的觀點重新詮釋儒學。

這群海外新儒家大都認同現代民主自由價值：徐復觀感時憂國，猛烈批判中國從秦漢以來定型的皇權專制政治模式，指出儒家的根本缺陷在於傾向於從統治者的角度思考問題，更承認中國文化在政權轉移時的暴力問題上交了白卷，但他仍然希望從古典儒學中尋找具有「人民主體性」的經世儒學。

唐君毅贊成民主自由，認為孔子的「為仁由己」的自由定義，可以涵蓋中西各種自由觀念，但又承認由於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於道德領域，未能進展到公民人格和社會組織層面，因此沒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牟宗三贊成民主法治，認為現代國家制度的建設，是西方文化之所長，中國文化之所短；儒家以仁為中心的內聖，無法開出民主科學法治的外王。因此，儒家道德理念必須經過一個自我否定的過程，接受吸納西方的民主科學法治，才能完成中國文化的創新。

弔詭的是，20世紀支持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們，大都有西學背景。學衡派的理論根基來自於美國人文主義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而新儒家最大的創新則是用德國哲學來啟動垂死的儒家思想，這本身就表明儒家的生命力之衰竭。比如中國文化研究大家余英時，公開聲明自己並非「新儒家」之一員，並指出儒家衰微的命運已不可挽回：「從歷史上觀察，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的新趨向大致是退出公領域而轉移到私領域。」余英時也在受訪時指出，中國民間沒有發展出像西方的教會那樣與政權抗衡的組織體系，這是中國無法走向民主的關鍵因素。

至今仍執著於振興儒教、並有一整套「政治儒學」論述的，是被劉小楓稱為為「蔣子」的蔣慶。早年自稱「儒家憲政主義者」、也曾翻譯海耶克傳記的學者秋風，認為蔣慶是改革開放以來對中國貢獻最大的人，「是60年來中國唯一的思想家。」有意思的是，我記得2005年前後，劉曉波特意約了我，跟秋風、劉軍寧在北大附近的萬聖書園晤面。那時，劉軍寧剛剛撰文討論從老子思想中發掘古典自由主義（當然不可能有結果），劉曉波打趣說：「內憂外患，自由主義的旗幟扛不下去了？」我則強調，自由主義本身無法成為一種讓人可以安身立命的信仰或信念，所以在現實的壓力之下，自由主義者的轉向比比皆是；而保守主義要穩如磐石，背後應當有基督信仰的支撐。於是，我們又開始討論基督信仰。尊崇儒教的秋風不以為然，與劉曉波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數年之後，秋風繼續向儒學偏移，乾脆將憲政的主張棄之如敝屣。他鼓吹繼承孫文「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口號，事實上迎合了共產黨對少數民族的種族歧視政策。2012年8月，他帶著數十個學生在曲阜孔廟行跪拜大禮，被輿論痛批為「順服專制」。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爆發，他斥責學運為「情緒化行動」，「帶來的一定是負面結果，不可能有正面結果」，「局面混亂，開了一個極壞的頭。」

在《在儒家傳統中發掘憲政資源》一文中，秋風強不知以為知地說：「台灣沒有什麽�甔運動，蔣氏父子執政時盡力保護傳統文化，由此實現了憲政。日本、韓國都是這樣。」秋風對台灣民主運動歷史驚人地無知：他不知道殷海光、夏道平、彭明敏等幾代自由知識人前赴後繼推動的「思想解嚴」，卻將蔣介石麻醉人民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當作台灣民主化的必要條件；他不知道從陳智雄到鄭南榕、陳文成等殉道者揮灑的鮮血，卻將專制屠夫蔣氏父子譽為「民主之父」。國粹派、「新新儒家」遂與藍粉、國粉、蔣粉合流。

近年來在台灣，作為新儒家末流的「鵝湖學派」，在馬英九主導的「課綱微調」中充當向大中學生推行洗腦教育的主力軍。台灣學者郭柏宏指出，課綱微調十位委員，潘朝陽、黃麗生、陳昭瑛是鵝湖月刊社社務委員，潘朝陽還是時任社長，董金裕出身自台師大國文系，本身也編篡過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而由王財貴發起的、得到國民黨和民進黨大員一致支持的「讀經運動」（讀的是儒家中最末流的「弟子規」），也由台灣登陸中國。其背後的支持者居然是民間宗教一貫道，若是孔夫子地下有知，必定會哀哭切齒——理性主義的儒家從來對那些「怪力亂神」的民間宗教不以為然。

無獨有偶，彼岸的中國，在中共當局的默許、縱容之下，「十博士上書反對聖誕節」、漢服運動、私塾運動、曲阜反對修教堂等亦成為熱門的新聞事件。直至2017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將「全面復興傳統文化」作為「重大國策」宣告天下，共產黨對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專制主義傳統的對接和利用，不再遮遮掩掩，連泰山封禪大典都吹吹打打地上演了。

那麽，蔣慶的「政治儒學」會不會由此迎來其輝煌呢？習近平接見了北大溫和的儒家學者湯一介，下一步會起用激進的蔣慶嗎？蔣慶的夢想是做變法成功的康有為：他不認同海外新儒家，認為海外新儒家沒有從變革政權和政治入手，只是注重道德完善，偏安於學院之中；又批評新儒家熱心於改造儒學，追求自由民主法治，背離了儒家宗旨，「力圖使中國成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導致中國固有的政治形態滅亡，從而文化滅亡。」

蔣慶提出「重建中國儒教」，將中國變成一個政教合一的儒教國。儒教人物取得全國政權或成為統治者之後，應實行「王道統治」。他還設計了通儒院、庶民院、國體院「三院制」，實行「以禮治國」，反對法治、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西方價值。

不過，蔣慶的朋友、加拿大學者貝淡寧（Daniel A. Bell）在《中國新儒家》一書中指出，蔣慶沒有說出口的意思是，馬克思主義是外來意識型態，從長遠來看很難作為政治正當性的基礎。暫時還不敢拋棄共產主義的中共，恐怕很難「大用」企圖讓儒家取代共產主義的蔣慶——數年前，當局在天安門廣場一側豎立了一尊孔子像，沒有幾天又悄悄撤走，此一細節顯示中共高層對如何利用儒家和孔子尚舉棋不定。

總而言之，從嚴復到蔣慶，從新儒家到鵝湖學派，對儒家的政治和文化傳統的保守，絕對不是我所認定的保守主義。在政治上，儒家是皇權專制主義的理論基礎；在經濟上，儒家從未誕生保障私有財產的觀念，並支持國家管制經濟（以《鹽鐵論》為代表）。所以，儒家與共產主義才會一拍即合。

(以上轉自關鍵評論網-余杰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