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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聞名全國的科技打假案---凈水器案(中)
送交者: 體育老師 2020年01月03日09:13:4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親歷,聞名全國的科技打假案---凈水器案(中)

 

體育老師

 

(本文鏈接 凈水器案(上)http://blog.creaders.net/u/14263/202001/362849.html )

 

幾天后,防疫站收到了凈水器研發生產方寄過來的,1984年7月3日 發行的 《工人日報》。頭版頭條赫然以 《廣西衛生防疫站某些領導人無視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壓制人才令人氣憤》 為題的文章!

 

 1984年7月3日 發行的 《工人日報》

 

有錢便事事通達,居然如此輕而易舉,就能動用《工人日報》為武器打對方之臉。通篇不提防疫站指出的淨水器問題,而是把當年最敏感的,最能置人於死地的,上綱上線的文革式帽子,扣到對方頭上,一巴掌拍死你,讓你永世不得翻身!

 

同時對方向法院起訴了廣西衛生防疫站,淨水器案就此啟動,廣西防疫站被推上風口浪尖。對方用的是《工人日報》那篇文章揑造的,那些迫害老知識分子的上綱上線的罪狀。見識了什麼叫惡人先告狀!此時我們的站長WSS,剛做了一年訪問學者後從美國歸來,剛回家就以法人代表的身份,站在了被告席上。

 

你若要想置某人於死地,文革初期,就說他/她是走資派;到群眾斗群眾的階段時,說他/她是流氓、破鞋、地富反壞右;到文革後,撥亂反正時,最能置對方於死地的武器就是,說對方迫害老知識分子,因為胡耀邦總書記最看重老知識分子,再不允許迫害知識分子。迫害知識分子就等同於犯罪。

 

看來對方真是熬費了一番苦心的,想用 “迫害老知識分子” 罪名,轉移公眾視線,以掩蓋他們產品存在的致命的硬傷。只要用文革方式,上綱上線,把反革命的帽子給你們戴上,你們還有什麼可說的?和老子斗?蚍蜉撼樹!

 

他們所謂的迫害老知識分子是指,我們站的兩個老知識分子,曾被邀參加對產品的鑑定。包括他們在內的專家一致通過,同意“迅速投入批量生產“ 。我們此時提出異議,就是否定我們站的兩個老知識分子對產品的肯定,就是不尊重他們,就是迫害他們,就是犯了罪!這就是他們把防疫站告上法院的邏輯。

 

本來是單純的技術問題,他們應該做的是,埋頭研究,技術攻關,解決問題,做出好產品,通過鑑定後,申請許可證。但他們卻是硬 生生的把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攪和為一個政治問題。如此高調,只能說明對方心虛,想以此逃過對產品的質量監督,矇混過關。若他們得逞,天理何在?

 

此事在站里引發軒然大波。對方惡人先告狀,非但沒有嚇退我們,反而使全站上下團結一致,為維護食品衛生法的尊嚴,奉陪到底!

 

對方接下來的大動作是組織大辯論。在他們的運籌下,國內有關醫學、防疫、給水排水、環保、食品、及冶金、地質學界300多人,齊聚柳州大飯店。除我方(乙方),所有代表都是產品研發團隊(甲方)邀請的,指望是能為他們說話的。

 

乙方包括廣西衛生廳廳長、廣西衛生防疫站站長、食品衛生科兩個衛生醫生、及本人。站長WSS作為法人代表,我作為浄水器質量的第一質疑者,都是對方的眼中釘

 

研發團隊以海歸教授為中心,坐在台上,居高臨下乙方五人坐在台下眾人之中,為一小撮。

 

作為產品主創,海歸教授,甲方發言人,向全體與會者介紹了凈水器的研發、鑑定、授獎、投產、銷售,及前景。教授好口才,侃侃道來,抑揚頓挫,一氣呵成,不輸給新聞主播。走到今日,相信他做此演講已經很多場了。

 

作為產品質量問題的發現、揭發人,握第一手數據,本人為乙方 發言,責無旁貸。相對於海歸教授,本人是低入塵埃的五屆 生,但腹中有貨坦蕩蕩。況且文革中,在大兵團廣播站任過編輯兼播音員,在軍墾農場毛宣隊擔當過,不怯場!在大會宣布乙方發言後,我立於人堆中,宣讀試驗結果。都是乾貨,擲地有聲。

 

顯然海歸教授沒有料到,防疫居然做了那麼多試驗,收集了那麼多數據。更沒料到,一個五屆生,竟敢在大庭廣眾中和他叫板。一時氣急敗壞,我話音剛落,還未坐下之時,教授用手指着我,厲聲吼叫:“廣西防疫站的XX,你是什麼職稱?什麼大學畢業?”

 

一剎那,倒抽一口冷氣,教授厲害啊,大庭廣眾中,不怕有失風度,掲了小民的短,在傷口上灑了鹽。一時氣憤,本人索性無遮無掩,一擼到底,答:“沒職稱!紅衛兵大學生!“ 這不就是你早就調查好了的,用於羞辱我的嗎?行!讓你如願。

 

此話出口,全場鴉雀無聲。一兩分鐘後,廣西冶金研究所的RBC老師站出來說:“我相信廣西防疫站XX的數據是可靠的,有些樣品在我的實驗室重複測定過。” RBC老師的確是教我原子吸收測定技術的老師。

 

面對處處透着優越的甲方,在大咖雲集的大會場,敢於站出來,仗義執言,支持一個五屆生,RBC老師是一個有良心、有風骨的知識分子。無論走到天南海北,我永遠記住他的支持,感恩他當年的教誨和幫助。堅持真理,絕不做假!

 

“紅衛兵大學生” 是五屆生的別稱。指文革前進校,文革中畢業的1966, 67, 68,69,及70年的大學畢業生,也被稱為“沒有讀過大學的大學 生”。是什麼待遇?推遲畢業,推遲轉正,推遲職稱評定。

 

直到出國兩年後的1989年,我才收到站里的通知,本人的職稱被定為“檢驗技師”,相當於工程師。這就是當年承上啟下,如牛負重般工作了二十一年的五屆生的待遇。在海歸教授的眼裡,五屆生當然是卑微若螻蟻,上不得台面的。

 

雖然幾百人中只有一個人站出來支持我方,但風向至此有了微妙的變化。我們站的發現,對凈水器質量的質疑,開始流傳。越傳,譽論越往我方傾斜,帶着種種光環的淨水器,會不會是皇帝的新衣?

 

親臨這場辯論的各方人士,有如看了一場大戲,談論起這場辯論時,難掩激動和興奮。至此,本人這個五屆生的名字和凈水器案連在了一起。多年後見面,有人一時記不起我的名字,但想得起淨水器案。我就是那個說皇帝沒穿衣服的人,作為抵制淨水器的代表人物,不想出名都難。

 

同時,廣衛生防疫站站長WSS在辯論會上頂住了柳州市長的無理要求,拒不執行區(省)政府辦公廳要求我站撤銷對生產廠的行政處罰,拒不撤銷仃售公告。甲方處心積慮組織的大辯論,最終是為我方作了嫁衣裳。

 

甲方沒想到會是這個結果,首次意識到了危機。教授雖然在大庭廣眾之下揭了我的短,但會後團隊有人找我談話溝通。談話人用“衛星檢索資料”等高大上語言,忽悠我這個沒見過市面的土包子後,婉轉勸我收回數據,並暗示,如果我歸順,有好處。

 

改開後先富起來了的這些人,己經信奉了金錢萬能,沒有錢擺不平的事。而我們這些窮酸知識分子,覺得用金錢收買是卑鄙齷齪。直到今天,本人在歐洲和美國資本主義社會過了半輩子,明白了錢的重要,還是無法接受收紅包及受賄行賄。

 

對方看出了,我是那種油鹽不進的窮酸知識分子,換了個法子對付我。廣西政府一官員約談了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說凈水器的生產如何為窮困的我省創造財富,要我不要吃裡扒外。見我還是油鹽不進,說:“知識分子很可愛,但知識分子不討人喜歡。”本人至今不忘此 “教誨“。

 

如前邊提到,八十年代,萬象更新!被文革當四舊廢了的法律,法治觀念要重新樹起來,食品衛生法這樣的新頒布的法,更需要維護。全國上下,知道凈水器案的,都以之為例,辯論“權大”還是“法大”?都盯着,凈水器案最終如何落錘。

 

在當時的辯論中,幾乎人人都會說,當然是法比權大。但接觸到現實,未必如此。就像省政府約談我的那個官員,明知“權”必須服從“法”,仍然要我放棄堅持真理,放棄“法”而服從“權”。理論上是“法比權大”,現實則是“權比法大”。

 

讓我收回數據無果,對方轉為質疑我們的數據,希望通過質疑,進而否定,最終得以翻盤。他們提出要由國家級權威實驗室核查比對。他們的要求是合理的,這麼大的亊,當然應該核實,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錯誤。

 

中科院衛生研究所實驗室,為第一個核查實驗室。衛研所和防疫站在業務上是一個系統,當時本人是“國家水質分析方法研究協作組” 成員, 和衛研所的老師們關係密切,工作上互相支持。由他們覆核結果,本人打從內心高興。

 

在衛研所重複試驗期間,對方有人經常出沒,密切“關注”着環境衛生實驗室,一直有人在實驗室門外走廊上守候結果。一天他們在走廊上“碰到”環境衛生部門的頭,CCJ老師,把他叫到一邊,向他要家庭地址,說晚上去拜訪他。

 

CCJ老師早己聽說過對方對付我方的,種種上不了台面的行徑,明白他們的意思,厭惡地說:“有什麼話在這裡說!” 非但不給他們地址,一句話弄得對方灰頭土臉,表明,我們是和廣西防疫站那些知識分子一樣,不討你們喜歡!

 

印象中的CCJ老師,總是穿着一雙,農民稱之為㬵草鞋的黑色塑料凉鞋,拎一隻人造革破包,因勞累背有些駝。回憶80年代有過交集的老知識分子們,CCJ老師是個典型,工作比天大,求真知,憎恨弄虛作假,對當時開始的行賄受賄,更是嗤之以鼻!

 

一天亱里,傳達室值班人員敲我家門,接北京長話。80 年代,若非大亊,不會有半夜長話。一定是凈水器有情況!我心中發慌,三步並着兩步,幾分鐘便到了傳達室。是ZXQ老師,她很着急地說:“過濾水中未檢出銀,我們重複不了你的結果!”

 

頓時,我打了一個激凌,冒出一身冷汗,徹底清醒過來。一兩分鐘無語。突然我急中生智,北京的水不同於南方的水,硬度高, 氯含量高,脫出的銀會與水中的氯結合, 生成氯化銀沉澱,不會流出來。我馬上請求老師們,用蒸餾水重複試驗。

 

回到家裡,再也無法入睡。大約兩小時後,ZXQ老師再次來電話,很高興,說完全重複了我的結果!本人如釋重負。對衛研所的老師們,油然而生敬意。他們因為不能重複我的試驗而着急,一整亱沒睡覺,直到問題解決。老知識分子的敬業精神,讓人感動啊!

 

緊接着衛研所的重複實驗,對方在衛研所會議室安排的記者 發布會。我聞訊趕到北京。當我出現時,隨着一聲:“廣西防疫站來人了!” 我隨即被圍在中間,回答眾記者提問。那些記者都是對方邀請的,我不認識任何人,但不膽怯,比以往更有信心,因為早於對方得知,衛研所已重複了我們的結果,勝利在望!

 

當人散去後,《健康報》記者留下和我交談。臨走時提醒我:“你一個人在北京,要當心,處處都是他們的人。” 那份關切,令我感動。剛才在大庭廣眾之下,因某些原因,在案件落錘之前,不便公然和我站在一起,我理解。

 

《健康報》是此時唯一支持我方立場的大報,衛生部是防疫站的直接上級部委,都是維護食品衛生法的,一個戰壕里的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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