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不可預測的古國

From: 蒲實 三聯生活周刊 

文 | 蒲實

攝影 | 關海彤

門內的世界

黃薇的晚裝店開在德黑蘭帕斯達蘭（Pasdaran，意為“伊斯蘭革命衛隊”）大街的商業中心。店面不大，服裝都是她在中國的服裝廠設計的。吊帶、低胸、束腰、大裙襬的晚禮服，色彩艷麗，墜着亮晶晶的彩珠或金屬片，此外還有短小齊腰的女士小西服和半截裙。

黃薇翻開她的服裝設計圖，這些年，她摸索着伊朗人的趣味。“開始進的素雅的或純色的晚裝，根本賣不出去。伊朗人喜歡鮮艷的花紋，大輪廓、大線條的也不喜歡，就喜歡細碎的花紋和星星點點的裝飾。包裙不好賣，波斯女孩髖部寬大，旗袍這樣的裙子穿不進去，也不喜歡。”

也許，只要看看他們華麗細密的波斯地毯和清真寺里色彩斑斕的細碎瓷磚，就能找到他們的審美基因。商店角落裡扔着一個模特架，穿低胸無袖黃色晚禮服。黃薇說，這本是放在櫥窗里的，但風化警察剛來過，說這件裙子不合規定，就暫時拿進來了。說“暫時”，是因為當下正值伊斯蘭聖日阿舒拉節將至。風化警察說，“等過了這風頭再擺出來”。對伊朗人來說，規則都是可商量變通的。

黃薇（右）位於德黑蘭帕斯達蘭大街的服裝店

這些服裝瞬間顛覆了我對伊朗的最初印象：滿街裹着頭巾，把曲線深埋在一襲黑色長袍里的神秘女人。在這個政教合一的國家，伊斯蘭教法規定，女人着裝，須遮頭髮，上衣過臀，下裝不露腿，以免誘惑男人。男女之間，表面上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授受不親。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酒吧、舞廳、俱樂部這些“導致腐敗和墮落”的娛樂場所在伊朗被全面禁止，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也把非宗教的音樂視為靡靡之音（雖然他的這個意見不是教令和法律）。在我的想象里，伊朗的夜晚，必定在嚴肅的寂靜中早早入眠。

這晚，晚裝店裡生意不錯。一小會兒時間，一位帶孩子的伊朗媽媽買了一套時裝，一位波斯女孩買了件緊身的針織高領無袖小背心。年底，不是伊朗節慶或婚禮集中的時節，我們沒趕上晚裝銷售的旺季。黃薇的伊朗丈夫六十多歲，已經退休，在店裡幫她收錢。

伊朗人付賬很有意思。收錢的人經常客氣地說，“這是送給你的禮物”，堅持不收錢，付賬的人則硬要給錢，推讓一番，才能交錢交貨。可能只有東方人才不會誤解這種有點繁文縟節的禮貌。聽說過一個笑話，曾有美國人在伊朗買衣服，如此推來讓去兩個回合，他當了真，謝過，拿東西走人，十多分鐘後，被警察逮住。當然是店家報的警。

黃薇的晚裝店向我透露着伊朗人生活的私人世界的秘密，這個世界與我所看到的公共空間存在着巨大鴻溝。後來，我在德黑蘭街頭看到了許許多多這樣的精緻時尚服裝店，它們讓我確信無疑：存在着另一個藏在門內的隱秘世界。黃薇是第一個為我推開這扇門的人。十多年前，她作為中國城建的地鐵工程師來到德黑蘭，此後再未離開——她嫁給伊朗人，熱愛伊朗人，說波斯語，加入伊斯蘭教，最終成為伊朗人。

每周四晚上八九點鐘，她打點好晚裝店，回家收拾一番，伊朗的周末開始了。夜十點過，她和丈夫驅車，前往小姑在德黑蘭郊區的別墅。小姑做時裝高級定製，在德黑蘭的富裕人群中很逢源，生意紅火。此時的德黑蘭，璀璨通明，臨街商店的櫥窗都為黑夜留着燈。行進在車流中，透過車窗，見不到成幫結隊的男人或女人出去應酬或聚會。在伊朗男人身邊的副駕駛座位上，幾乎清一色的坐着他們的妻子，身後坐着孩子們。夜十點，這正是伊朗小家庭匯聚成大家庭，出行，在家裡、公園、山腰和公路邊野餐的時間。

大約凌晨，他們到達小姑的別墅，家人基本都來了。花園裡種滿了玫瑰，這是伊朗最常見，也是伊朗人最喜愛的花。室內，小姑張羅着打牌；室外，孩子們盪鞦韆、捉迷藏，嬉戲追逐，大人們在草坪上鋪開野餐的地毯和排場。煤氣罐上隨時煮着本地產的“果園”(Golestan)牌紅茶或英國進口的艾哈邁德茶，每人面前放一個小巧帶蓋的小糖罐和一杯琥珀色的熱騰騰的茶，先含幾顆糖，再啜幾口茶，還可以悠然地抽上一支水煙，閒聊就能毫不乏味地持續到深夜2、3點。

喝茶是伊朗人生活中的一道風景線。我的經歷是，凡逢聚會，無論聚會大小長短，在城市還是農村，富裕還是貧窮，主人必然會上一圈茶，數次斟滿。波斯帝國悠久的茶文化並未因為政權的變更而中斷和改變，伊斯蘭革命以後，伊朗人仍能以茶代酒，快樂似神仙。

伊朗城市設拉子附近的波斯波利斯遺址

80多歲的婆婆要是也來了，黃薇是不敢脫下頭巾的，免得老人家不高興。她的婆婆很虔誠，平日總穿黑色長袍。按照伊斯蘭教法，女人的頭髮不能讓“外男人”看到，非直系親屬和丈夫以外的男人都是外男人。婆婆常會問她：“我給你的那兩本《古蘭經》你看了嗎？”黃薇還弄不清楚這個侯賽因、那個伊瑪姆是怎麼回事，只能說，閱讀起來有些困難。

國王時代，巴列維推行全面西化和世俗化，這位老人根本不願出門。要是必須出門，看到街上的女孩不戴頭巾、穿着暴露，她時常回家掩面哭泣，哀嘆世風日下。她當然是霍梅尼和伊斯蘭革命的熱忱擁護者。她的大女兒也很虔誠，頭巾長袍形影相隨，在學校教《古蘭經》。

黃薇的丈夫卻很懷舊。他早年留學英國，1979年，父親叫他回來幫助打理家族生意，不久發生了革命，就再未回英國。他說話聲音很輕，從容不迫，眼神總有些憂鬱。黃薇陪我們去庫姆那天，他很不情願，並拿起剪刀，剪掉了黃薇隨手抓起的公司便簽紙右角的電話號碼，說：“不要讓那些毛拉（伊斯蘭教士）找到我們”。

有一天，我們一起在德黑蘭的一家意大利餐廳吃晚飯。他對我說，伊朗人不像過去那樣開心了。我環顧四周，餐廳的氛圍很熱烈，女人們也打扮得格外漂亮，各種顏色花飾的頭巾被她們戴成了漂亮的頭飾，或恰到好處地露出燙染過的劉海，或垂落在盤起的髮髻上。我問，難道現在他們不開心嗎？他說：“這只是少有的開心的時候”。

小姑的伯伯和他一樣。伯伯在巴列維時代曾留學美國，回國後，卻無法融入伊斯蘭革命後的伊朗社會，鬱鬱寡歡，終生未娶。黃薇家的人都記得，他曾整日沉默着坐在祖上傳下的水晶燈店裡，躲在角落裡看書，他過着隱士的生活，寫了幾本關於伊斯蘭教的書，後來穿着浴袍孤獨地悄然死於家中，直到被建築工人發現。

私下裡，他們不愛談政治，相反，他們總是想與政治撇清關係。他們會聊小姑伯伯的遺產糾紛，會聊東家長西家短，會為某個親戚家子女的訂婚派對請柬沒發到自己手裡而斤斤計較。大部分時候，伊朗人安然置身於政治之外。伊斯蘭革命剛剛勝利的時候，被占領的美國大使館門口很快擺了賣煮雞蛋的小攤，攤販們喊的口號是：“打倒美國！吃個雞蛋！”兩伊戰爭的時候，南邊打着仗，北邊的德黑蘭家庭照樣關上門開派隊，夜夜笙歌。

但這並不代表，當需要做出政治選擇的時候，伊朗人沒有明確的政治立場。實際上，黃薇家有着清晰的陣營劃分。德黑蘭有一句廣為流傳的笑話：“過去，我們公開喝酒，私下裡祈禱。現在，我們公開祈禱，私下裡喝酒”。其實，顛倒乾坤的變革力量，都萌生於伊朗人家門背後那隱秘的私人世界。

後來，在裏海邊的小城貝赫沙赫爾（位於馬贊德蘭省），我終於有幸看到了伊朗人穿晚禮服的樣子。在新婚的穆吉塔巴家，妻子邀請我看他們剛剛舉行的婚禮的錄像，當然，是躲開屋裡的所有男人看的。婚禮那天，她穿着潔白的婚紗，做了個漂亮的髮型，並且把它展示了出來。不過，整個婚禮，男嘉賓與女嘉賓都待在各自的沙龍里，男嘉賓是看不到新娘的。女嘉賓這邊，女人們一排排圍坐，身着晚裝的女人們走到前面的地毯上，隨着波斯鼓的鼓點和節奏歡快的伊朗歌曲跳起舞來。

每個伊朗人都是天生的歌者與舞者，她們的腰肢和手腕柔軟靈活，除了肚皮舞鼎鼎有名，還很擅長那種有點像印度舞的舞蹈。在17世紀的波斯彩繪里，你常能看到彈奏塔爾（類似琵琶的波斯樂器）、吹奏笛子和嗩吶、敲擊波斯鼓的女子樂隊。在伊朗的這些天，在任何一個伊朗人的車裡和家裡，我從未缺少伊朗音樂的陪伴，而任何一個伊朗人，只要音樂響起，身體就會情不自禁地舞動起來。

雖然伊斯蘭教法反對音樂與舞蹈，但波斯民族的天性卻在門背後的世界裡被保護得完好無損。他們每家每戶都貼着霍梅尼與哈梅內伊的頭像，但政治權力的觸角並未像極權國家那樣伸展和扼殺這些角落的生機。

新婚的穆吉塔巴和他的妻子在貝赫沙赫爾的家中

每當我在德黑蘭擁堵的交通中感受伊朗人駕駛，我總暗暗捏一把汗，將自己的命運交由真主來裁決。所有人都加速行駛，所有人都毫不退縮，所有人都不斷地變換車道，抓住每一個機會見縫插針，車與車擦肩而過，不給可能的緊急情況留任何餘地。德黑蘭的車禍死亡率居世界之首，它也許正是伊朗人性格的隱喻：奔放，即興，無拘無束，變幻莫測。

在貝赫沙赫爾，我們從村莊下山時遇上大雪，險些封山。與我們同行的一群伊朗人推着小麵包車在積雪的山路上走了很遠，才終於發動起來，一回到車裡，立即歌聲飛揚，眾人拍手起舞慶祝。下到山腳，很多伊朗家庭已開車上來觀雪，居然在冰天雪地里擺桌野餐、喝茶。車過之處，伊朗人無不以跳舞相迎，或扔來雪球表示友好，所有人都歡慶起來。我無法不被伊朗深深吸引。

如何看待死亡，是終極的世界觀。在裏海邊的村莊裡，我們看到了成片的兩伊戰爭烈士公墓。兩伊戰爭時期，伊朗的戰士們從教士舉着的《古蘭經》下穿過，佩戴着霍梅尼的相片和天堂的鑰匙，戰死沙場。他們認為自己是殉道者，為伊斯蘭而戰死，在天堂獲得永生。他們很多都來自農村。直至今天，在伊朗政治、經濟生活中扮演着極為重要角色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其成員仍主要來自貧困地區，主要是農村或城市平民。

我問村里人，怎麼看這些烈士。他們說：“我們熱愛他們”。我們去拜訪一位烈士家庭，父親端出兒子的遺像，我看得出，他是發自內心的驕傲的。那張充滿稚氣的臉，當年才17歲。1988年，在伊拉克的聖城卡爾巴拉，他所在的隊伍與20輛伊拉克坦克相遇，最後成為碎片，連屍骨也沒有。在他死後，老兩口又有了幾個子女。我還沒來得及問老媽媽，她後不後悔讓兒子去參戰，她已說道：“我不後悔讓他去參戰。他就像黑暗裡的一盞明燈，照亮了我們”。依稀覺得，這句話有點耳熟。

貝赫沙赫爾山上的雅赫凱什村艾木讓（中）家，相框裡的年輕人是他的兒子默罕默德·瑞贊，18 歲時死於兩伊戰爭。

年邁的老爸爸是巴斯基，每天都在村裡的清真寺參加巴斯基的禱告和聚會。我走進那家安放在村舍里的簡陋清真寺，牆上懸掛着村里烈士們的頭像，簇擁在鬱金香中。同時，還有伊瑪目侯賽因·本·阿里的畫像，一千多年前，他以伊斯蘭的名義起義，反抗暴君統治，並在與葉吉德的軍隊交戰中犧牲。當年參加兩伊戰爭的伊朗戰士們，都把自己想象成侯賽因那樣的偉大殉道者。

那天，下起了大雪，我們在村裡的泥濘路上摔得七零八落。唯有修給烈士們的墓地，有着寬大的清真寺穹隆，是村里最像樣的漂亮建築。在這位烈士沒有一件家具的家中，我們在地毯上席地而坐。20多年過去，兩位老人每個月仍有500美金的烈士補助，來自由最高領袖直接掌管的伊斯蘭教的慈善基金會，財力雄厚。雖然這筆錢對養育7個子女的家庭來說，杯水車薪。他們的7個子女，也都享受到了優先上大學的待遇。

我問老父親，如果伊朗和美國打起來，他會怎麼做？他說：“我們全家男人都要上戰場，為伊斯蘭而戰”。

貝赫沙赫爾雅赫凱什村的雪後景象

東方與西方

如果不是雅斯格克哈尼教授與門衛的反覆溝通，我們根本無法進入把守極為嚴密的德黑蘭大學。在伊朗的政治生活中，德黑蘭大學有着特殊的地位。每個禮拜五，伊朗的國家領導人都會在這裡做星期五禱告，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也是這裡的常客。更為特殊的是，2010年，德黑蘭大學的核物理教授、核能專家阿里－穆罕默迪，在德黑蘭北部的住所附近，被捆綁在一輛摩托車上的遙控炸彈炸死。伊斯蘭共和國的命運裹挾着德黑蘭大學，深深地捲入國際政治的漩渦中。

我們踩着梧桐樹的落葉，踏上法學院有些蒼老的石梯，穿過狹長的走廊，找到雅斯格克哈尼教授的辦公室。這位德黑蘭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負責人拎着公文包，駕着長長的風衣，出現在我們面前。他所領導的這個研究中心，在巴列維時代，曾是國王的外長們頻繁造訪的地方，那時候，美國和西方文明研究曾是重中之重。現在，情況當然巨變。

教授領着我們去他引以為豪的資料室參觀，指着一位在窗戶邊的陽光下讀書的伊朗年輕人對我們說：“看，他在學習中文”。年輕人站起來，用普通話告訴我們：“我想去中國看看！”與伊朗外交同步，德黑蘭大學的國際研究全面東轉，俄羅斯、中日韓和菲律賓等亞洲國家，也成為學者們的頻繁訪問地。

波斯帝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自古以來既交匯東西方文化，又數次被外來文明所征服或侵犯。今天，伊朗人在每天3至5次的祈禱中，用的都是阿拉伯語，而不是波斯語。但波斯民族極有韌性，他們有很強的歷史感和民族認同，懷揣帝國復興的夢想。伊斯蘭共和國的締造者霍梅尼曾在革命初期說過，伊斯蘭的伊朗要走一條既非東方，又非西方的獨特道路。

32年前，美國卡特政府依照與霍梅尼在巴黎達成的秘約，說服伊朗軍隊不發動針對霍梅尼的政變，並將巴列維“像一隻死耗子一樣”扔出了伊朗。但霍梅尼並未領情。1979年，霍梅尼在庫姆市發表演說，稱“美國在伊朗的統治是我們一切不幸的根源”。他支持德黑蘭學生占領美國大使館、扣押66名使館人員的行為，並在國內掀起反美浪潮。借着這“第二次革命”，他清除了革命初期統一在伊斯蘭大旗下的其他各派世俗革命力量，鞏固了以保守的伊斯蘭上層教士集團為核心的新生伊斯蘭共和國。代價是：美國及其所領導的西方國家，對伊朗進行了長達30餘年的制裁。

在傳統上西方勢力滲透很深的中東地區，伊朗特立獨行，以誓要自給自足的姿態，抵抗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大潮。在德黑蘭的大街上，美國車絕跡，最多的品牌是法國標誌與韓國現代。伊朗有自己的國產汽車品牌，比如Khodro和Sapia, 分別是與法國、韓國和德國合資生產的。歐洲政治家曾試圖與美國外交政策保持距離，尋求與伊朗的商業合作。但最近幾年來，隨着伊朗核問題的升溫和美國對伊朗越來越緊的制裁捆綁，歐洲國家在伊朗的商業空間正在壓縮。像梅塞德斯奔馳這樣的德國公司，出於對投資安全的考慮，正在減少對伊朗的投資。

“美伊交惡所留下的外國勢力真空，被亞洲所填補”，雅斯格克哈尼告訴我。每個伊朗人在和我們的交談中，都會說這樣一句話：“我們身上的東西，從頭到腳，99%都是你們中國製造”。在很多場合，伊朗人都愛在吃飯的時候問我同樣一個問題：“你們中國，是怎麼解決13億人的吃飯問題和就業問題的？”

在貝赫沙赫爾，有幾位穿着時尚的大學生與我們同行，他們學習工程專業。他們的長輩開玩笑地對我們說：“把他們帶到中國去吧！在這兒他們找不到工作”。但伊朗人對依附任何一國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有時，他們強烈的獨立訴求甚至帶着些自大的想象。曾參與德黑蘭地鐵建設的黃薇告訴我：“地鐵站的落成典禮上，官方隻字不提中國，而以自主建成了地鐵為豪”。

貝赫沙赫爾雅赫凱什村村民茹黑蕾家，幾家伊朗人在這裡聚會。這座土房子有上百年的歷史，每到新年都會塗抹一層新泥

伊朗人對西方抱着複雜而矛盾的心情。現在年齡在60歲左右的伊朗人，都無法忘懷巴列維國王時代伊朗在物質上的輝煌。一位60多歲的中產階級工程師告訴我：“那個時候，伊朗航空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家擁有波音747的公司，那是我們的驕傲，而今天，伊航已經成了避之不及的危險象徵。那個時候，伊朗的護照在上百個國家免簽。年輕時，我曾駕着車，穿越格魯吉亞、東歐直到奧地利和德國。而今天，在很多國家的海關，我總是成為人群中被唯一留下來再檢查的人，因為我持的是伊朗護照”。

1979年，也正是很多這樣的城市中產階級，堅定的支持霍梅尼。雅斯格克哈尼告訴我：“我們欣賞美國的科學技術文明，但拒絕西方文化。巴列維的‘白色革命’或許有很多進步之處，但那是在美國的授意下所進行的以美國模式為樣本的改革，它是以犧牲什葉傳統為代價的改革”。伊朗人追求精神和文化的獨立，並為此付出了另一種代價。

民族的自豪感與歷史的傷痛，在伊斯蘭革命領袖那裡，表達得極為強烈。他們曾認為，伊朗的政治伊斯蘭模式，將為整個伊斯蘭世界指明方向，擺脫受西方毒化、剝削與主宰的屈辱。伊斯蘭革命後，伊朗與美國的多年交惡，使伊朗在外交、經濟和文化上備受國際社會的孤立，被排斥在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之外。矛盾的另一面是：駐德黑蘭的新華社記者何光海告訴我，今天，在伊朗與中國石油公司的合作中，伊方往往堅持要用歐美的技術和設備，為此，雙方總是要扯很久的皮。

雅斯格克哈尼教授60來歲。“我曾是伊斯蘭革命的一分子。伊斯蘭革命時，我支持霍梅尼。在我的英語課上，我讓學生閱讀反對巴列維的文章和霍梅尼的言論”。但他以一種複雜的心情，面色凝重地說：“兩伊戰爭，我去做戰地翻譯。我目睹了蘇聯、以色列、美國及其盟友、整個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國家，都在幫助伊拉克打伊朗，更多的國家則對伊拉克入侵伊朗保持沉默。那是一場國際戰爭，是全世界的大多數國家反對伊朗一國的戰爭。伊朗在國際上完全孤立。這讓伊朗人明白，我們誰也無法依靠，除了我們自己”。哈塔米總統時代重新啟動的伊朗核計劃，承載着伊朗的獨立大國夢想。無論是主張與美國改善關係的溫和務實改革派，還是強硬的保守派，在這一點上，都無異。

在德黑蘭，我們拜訪了一位律師事務所的國際法律師，馬赫穆德。他為很多想進入伊朗市場的日本、韓國和中國公司做過諮詢。他裝潢豪華的辦公室里，玻璃窗上裝飾着波斯波利斯的人像畫。他是一個精明的伊朗商人，抓了一把名片給我，說：“要有中國人向你詢問伊朗的情況，就把我的名片給他”。

他的時間在倫敦和德黑蘭之間分配，在倫敦，他在英國大學裡任教，並且也有一家法律諮詢公司。但後來，他只保留了德黑蘭這一家。他說：“在伊朗做生意，比在英國好賺錢，市場競爭沒那麼激烈，稅收也遠遠低於倫敦”。

他問我，有沒有注意到德黑蘭北部與南部的差異。當然。南部城區的中下階層破舊平房，與北部靠山的花園裡的深宅對比鮮明。我所住的德黑蘭北部的NAFT（石油）區，全是獨門獨院的私家小樓，自家設計、風格各異。德黑蘭北部的房價，可與紐約一比。富裕的伊朗人很多常年在歐美國家和德黑蘭之間往返，他們有些人持有美國或歐洲國家護照，但還是更願意生活在德黑蘭。伊斯蘭革命並未打斷伊朗的私有制，富人的財富代代積累傳承。

在霍梅尼46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對很多事情的態度都時常變化，但有件事情他的立場一直很堅定：私有財產。他曾寫道，伊斯蘭“保護私有財產”，“從而能夠反抗在本質上威脅着個人財產權的獨裁者”。他說，真主賜予人類私有財產，因此，沒有任何世俗權力有資格干涉私有財產。這也是為什麼，富有巴扎商人集團和中產階級，當年都是伊斯蘭革命的支柱力量。

也正因如此，曾隨霍梅尼的法航專機來到伊朗，並在伊朗生活過20多年的《紐約時報》記者伊萊恩·希奧里諾曾判斷：什葉派傳統中的民主因素與伊朗正在進行的代議制政府的民主實驗，以及以私有制為基礎的中產階級共和國，都決定了伊朗是穆斯林世界中，最具潛力的美國夥伴，而這一點，還未被美國所理解。

什葉派聖城庫姆的馬爾蘇瑪清真寺，什葉派第八代伊瑪目阿里·本·穆薩·利達的妹妹馬爾蘇瑪葬於此

但霍梅尼也把伊斯蘭與社會公正等同起來。他曾讚頌受到壓迫的、赤腳的和棚戶區的窮人，譴責壓迫者、富有者和貪婪的王室及其外國庇護人。這樣，最高領袖的追隨者，就分為兩派。以“戰鬥教會”為代表的民粹主義激進保守派教士，更多的體恤和關注窮人。他們把另一派，溫和的中間道路派教士，稱為親美派和資本主義教士。最高領袖霍梅尼和哈梅內伊一直維持着兩派之間的平衡。

從拉夫桑賈尼總統時代到哈塔米總統時代，有一種務實的改革派觀點聲音清晰：美國事關伊朗的經濟繁榮和能否融入世界經濟，政治不應影響商業關係。這個時候，伊朗與美國之間還存在共同利益：共同的敵人薩達姆政權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權。

兩任伊朗總統都曾試圖改善美伊關係。拉夫桑賈尼曾悄悄與美國的石油公司簽訂過數萬億美元的石油協議，但被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堅決地取消。克林頓當時採取的是“雙重遏制”，同時遏制伊拉克和伊朗。哈塔米總統曾暗示，文化交流是打破美伊不信任的方式，但美國的注意力正被克林頓性醜聞所吸引，伊朗問題根本不排在白宮議程的前列。與此同時，伊朗的保守勢力發起反攻：哈梅內伊身邊的保守教士，反對改革的巴扎商人，以及經濟實力雄厚的伊斯蘭基金會。

“伊朗社會與政治從來都是很多勢力之間力量的較量”，馬赫穆德告訴我。他向我讚嘆中國的“韜光養晦”政策，並說：“我看到你們的領導人在處理人民幣匯率之類的很多問題上，精湛地維持着與美國的平衡關係”。作為商人，他說：“伊朗應該在美國與中國間尋求利益最大化。這樣，我們在與你們中國石油公司的談判中，就會有更多的籌碼”。這也是我接觸到的許多伊朗人共同的想法。馬赫穆德隨即又有些悵然地自我反駁道：“但我們不像你們中國那樣大。我不知道，如果是伊朗，能不能像中國那樣，保持與美國關係的平衡。我們伊朗人絕對不可能接受沙特那樣的局面”。

伊朗將如何定義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馬赫穆德最後說：“伊朗不可預測。就像我們的領袖的命運一樣，不可預測”。

後記

1979年，阿亞圖拉霍梅尼以一場伊斯蘭革命，把這個親西方的、世俗化的、富裕的工業大國拉出了高速現代化進程。伊朗歷史再次以它的即興、意外和顛覆性，震驚世界。就像當年，群情激憤的民眾剛高喊支持首相摩薩台的口號，將國王父親的雕像推到在地，幾天后，正頹喪流亡羅馬的國王竟然就在民眾的簇擁下光榮歸來一樣；也就像庫姆的神學院在兩代人的時間裡被摧毀、又神速崛起一樣。

與20世紀中期中東地區頻頻出現的政變不同的是，這是一場真實的革命，是一場從世俗化到伊斯蘭的革命，與西方社會的政治邏輯和政治推論完全相悖。上世紀60到70年代興起於中東各國的伊斯蘭主義運動，在伊朗實現了宗教力量的政治制度化。從阿爾及利亞到印尼，它激起的熱情和巨大輻射力，使得著名的伊斯蘭教研究專家伯納德·劉易斯認為，“這場革命在歷史上的地位與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同樣重要”。

如何解釋這場革命，讓無數歷史學家着迷，卻始終是個謎。但無爭議的是，美國失去了海灣最重要的盟友。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格局驟然結束。1993年，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文中，論述了伊斯蘭文明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的挑戰。“9.11”恐怖襲擊以駭人聽聞的方式，把文明衝突的預言變為現實。伊朗與西方的對立，遂成為國際政治的焦點。

位於德黑蘭的自由塔建於1971 年，是末代國王巴列維為紀念波斯帝國2500 年所建。8年後，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王朝覆滅。

伊朗在外交上所表現出的自負和強硬，有時顯得超出了它應有的國際地位。但如果了解伊朗人觀念中的世界，就不會再覺得他們不可理喻。沒有哪國的人民像伊朗人那樣，仍津津樂道2000多年前的祖先所建立的古老帝國。波斯波利斯的符號，頻現於伊朗人的日常生活裝飾和文學藝術作品中，與現實的時空發生着鮮活的關聯。今天，伊朗人隆重慶祝的春節——諾魯茲，就起源於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

研究伊朗的美國學者帕特里克·克勞森在《永恆的伊朗》一書中這樣寫道：“在伊朗的巔峰時期，伊朗統治者控制着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中亞大部分及高加索。現今的許多伊朗人仍認為，這些地區是大伊朗的影響範圍”。“伊朗的小學在教授有關伊朗人淵源的歷史時，不僅提及到巴庫等城市，也提及到更北方的城市如俄羅斯南部的傑爾賓特。過去多個世紀裡，伊朗的統治權一度西進至現在的伊拉克。西方世界指責伊朗干涉邊界外的事務，而伊朗政府則堅稱，這只不過是對其過往的領土施加影響力”。這種延續傳承的對歷史的懷念，對他們的大國心態和“伊朗例外”心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以“有學識的波斯人的說法”開始他對希波戰爭的敘述。注意，當時是波斯侵略希臘。波斯人曾創造了與愛琴海文明相媲美的高度文明。希羅多德曾觀察到，沒有哪個國家像波斯一樣樂於接受外國的風俗習慣，並把說謊視為最丟臉的事。但這種歷史經驗已與現實相去甚遠。熟悉伊朗的人說，伊朗人說話，曲徑通幽，有6、7層深意，還會有意掩飾，所以你很難了解他們的真實意圖。客套和誇獎對他們來說，哪怕是違心的，也是必要的禮節。與伊朗人聊歷史，他們的敘述中充滿了“欺騙”與“陰謀”的語彙，對外來勢力多疑，並有強烈的牴觸。

歷史學家埃爾頓·丹尼爾在他的《伊朗史》中寫道：“作為個體和一個民族，伊朗人可能深刻地感覺到（說實話的）困難重重。除了在艱苦的環境之中謀生的困難，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剝削、凌辱，伊朗人幾個世紀以來還頻繁遭受着外來進攻和侵略。所有這一切，都加強了身處敵對勢力壓迫下的感覺和擺脫敵人壓迫的相應要求，社會生活因此而重構”。伊朗的歷史，就在伊朗人捍衛領土、資源、認同與獨立身份的探索與努力中展開。

英國的伊朗裔歷史學家霍瑪·卡圖茲安對伊朗歷史的感悟，最讓我觸動。他說，伊朗歷史永恆的東西，就是無常。“製造傳統就像創造現代性一樣容易，唯一不變的是統治者與他的劊子手，還有愛人臉上的那顆痣。國家與社會處於永恆的劍拔弩張中。每當國家瓦解之時，伊朗社會或者順手推倒，或者袖手旁觀，2500年來從來如此。1979年的革命，不是弱勢群體的反叛，而是整個伊朗社會——它勝在：不是一半的人口反對它，而是一半的人口支持它。”

離開伊朗之前，我再次體驗到偉大的波斯辯證法。在德黑蘭，做完最後一個採訪，我們堵在車流中，一步挪不動。對德黑蘭的擁堵交通心有餘悸，我們根本無法知道是否還能按時趕到機場。車南轅北轍，一路向北，希望能夠找到一條可以挪動的路，卻只能被車流推着繼續向北。我開始詛咒德黑蘭的交通，心想，完了。但就在我咆哮完時，車做了個U轉，向南，此後居然意外地一路暢通。我至今認為，這是關於伊朗最恰當的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