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的“吹哨”與眾五丑的“吹鼓”

雖然前文《李文亮產生的極大社會效應——利益集團的恐懼產生一個“拐 點”》討論了李醫生身後旋風驟起的中國大地上呼籲“言論自由”的民間浪潮，沒有詳細討論到的，是與其平行的，但是相形見絀的五頭五尾對李醫生的百般詆毀——無非是執行GCD大外宣的“降溫毀容”的聖旨，妄想藉此抹去GCD對中國人民對中國社會的倒行逆施帶來的滔天罪行。

其中的頭牌問題是“李文亮是吹哨者嗎？”好像如果他們能證明李文亮不符合“吹哨者”的定義，那麼中國人民就沒有資格要求“言論自由”，就必須在GCD為中國人民所禁錮的鐵罐頭盒裡，繼續暗無天日地忍辱屈膝地牛馬一般地“活着”下去。

什麼是“吹哨”？很明顯，只不過就是“走漏風聲”罷了——原始的吹哨，是中國人所說的“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的意思——你放在那裡一隻開口容器，風一吹過，哨聲自然響起。而那個“吹哨者”首先就是不經意的，自然而然的偶然事件。它不一定是指球賽中裁判一樣的“法官”裁定，不一定具有任何法律意義——它的起碼社會意義，是那些惡濁的見不得人的犯罪行為，一時間還在隱秘狀態，叫人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至於“吹哨者”是有心還是無意，是大聲還是耳語，是不是吹醒了群眾，是不是有社會效應——諸如此類的枝節問題，都對隱秘信息的公開化，不構成任何歧義。

作為一個正常工作的醫生——我們看到——第一個醫生開出一張診斷書，那就是一隻現成的“開口容器”，而第二個醫生，就像我們上面說的那股小風，吹過那個罅口，它就“嗚......嗚......”地發出聲響——它就是我們所說的“哨”。

李醫生把武漢起疫的信息——在第一時間，這個信息沒有任何社會屬性，它只是一個事實，一個特點醫學事件，只有在那些不準備向武漢人民公開這一事實的人來說，它變成一個“奇貨可居”的“internal information”——從一張診斷書變成了一條微信條陳，於是，他“親自”打破了“隱瞞疫情”的“捂蓋子”黑幕。

哨聲已經“外泄”——就跟“冠狀病毒/官狀病毒”從P4實驗室的“外泄”一樣——如果沒有“後續過程”，那就象一陣風吹過，神馬浮雲而過，不帶走一片雲彩。

李醫生的遭遇滑鐵盧，是因為有人看見李醫生的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里的自由主義“不法”行為，為了告密求賞，把他“告發”於官。報官——等於“吹哨”系列行為鏈中的“第二哨”——這一哨，構成“實際上有意義”的社會行為鏈——從信息鏈的info，變成法律鏈的action。

你知道的，傳喚，“訓誡”，畫押——說是法律行為吧，沒有經過法院，沒有沿界定的法律程序；說它不是法律行為吧，它卻切切實實是由我們的國家機器按部就班的執行，一絲不苟地落實。

它，雖然好像結束於“簽字畫押”，沒有法律後遺症。但是，就實質而論，它幾乎就和中國法律界已經臭名昭著的“勞教”制度一樣——只要有一個官方人士認為你“有罪”，你就“有罪”，就可以不經過任何公民權利鑑別，馬上“打入另冊”，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敵人，喪失一切公民權利。

李文亮應該慶幸他活在“明主盛世”，沒有在畫押之後送去勞教所——而且給他“戴罪立功”的機會，讓他“謝主隆恩”，馬上奔赴防治武漢起疫的第一線——官家認為武漢瘟疫“不會人傳人”，算是“本單位勞教”吧。

如果不是“吹哨”，那麼，官家，我們的國家恐懼機器，為什麼要“預恐懼”一番，要如此嚴重地小題大做，不就是要為他們的極端恐懼，為李醫生的“半夜雷鳴”般的走漏風聲“消音”嗎？

五毛們，在另一方面，絕對不是李醫生那樣的“偷偷摸摸”地叮囑他的微信朋友群“不要外泄”，他們的行為，是光明正大，大吹大擂，是我黨媽如假包換的“吹鼓手”——他們不服氣李醫生的“非英雄”，“非烈士”的“非壯舉”竟然得到中國人民的認可點讚。他們說，我們按黨媽的教導，“走露”無窮無盡的“洗腦info”，怎麼就沒人賞臉吶？

關鍵在於，五毛們說的，辯解的，重複的，統統不是“謠言”（按照官方定義），所以沒有一絲一毫的價值，不具備“社會預言”的任何價值。

——如果說你們也在“吹”，你們吹響的只是一隻沒有嘴兒的爛夜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