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抗疫貽誤戰機  真相與責任浮出水面

文：格致夫

公元2019年歲末爆發於武漢，肆虐全中國的新冠肺炎，正在成為蔓延全球的一場特大瘟疫災難！

武漢抗疫之戰初期貽誤了最佳戰機，已經是一個各方公認的事實。

從鍾南山院士為代表的專家學者，到公眾的一般認知，從武漢市和湖北省主要官員的表態，到習一尊在中共常委會上關於“應對不足”的說法，亦包括湖北省和武漢市主要官員，以及當地衛健委官員被迅速撤換，無不反映武漢抗疫存在拖延而導致疫情惡化問題。

假如武漢能夠提前兩、三周採取果斷隔離、篩查“四類人員”等舉措，禁止大量民眾聚集性活動，敦促民眾外出必須佩戴口罩，武漢應該可以避免全城封閉等絕對化舉措（或許需要封閉個別小區域），這樣至少可避免全國性停工一個月以上時間。僅直接經濟損失即可挽回超過10萬億人民幣（中國GDP約100萬億）！

對於這一代價極其慘重的貽誤，一段時間以來，海內外除了詬病和不滿，還出現諸多猜測和流言，令人莫衷一是。官方、官媒對此雖有零星披露，但基本屬於諱莫如深，欲言又止的尷尬狀態。

“中共政權貫於愚弄百姓，他們會隱瞞一切真相！”“官方通報的疫情數據再加個零才可能是真的！”如果帶着這類極端化思維定式看待，當然不可能有疫情真相這回事！

好在並非所有人都是屁股決定腦袋的噴子，理性思維尊重事實與證據，信仰科學與客觀精神。

由此出發，也就不難理解：這場瘟疫災難既存在有限隱瞞（數據）的主觀需求和條件——爆發期避免引發公眾恐慌，更具有完全公開真相的客觀需要與動機——不限於病毒學與流行病學的科學需要，在某種意義上，公眾必須了解真相已經成為一種“普世價值”！

那麼，抗疫延誤的真相究竟是什麼呢？公眾有可能知道真相嗎？

現在可以有把握地講，已經出現兩個獲取真相碎片的可靠來源：一是專家學者們必須以真實數據支撐的學術論文，二是武漢“地方派”與國家專家組“權威派”甩鍋暗戰中所爆出的真材實料。

本篇正是通過匯集、拼接、復原這些點點滴滴的真實碎片，以期疫情延誤真相這幅基本完整的圖景能夠浮出水面。

（一）初期防疫的茫然無知與對病毒結構的專業認知

據搶先發表於《柳葉刀》的相關專家論文披露， 2019年12月1日，武漢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出現症狀，一周后開始發病，就醫。12月10日，另有3人發病，其中出現首個接觸過華南海鮮市場的患者。

12月下旬，網上開始流傳武漢市衛健委的一份內部文件，首次提到“不明原因肺炎”。引發公眾對SARS病毒的猜測和恐懼。

12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李文亮聽同事說，急診科隔離了7名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SARS病人。他便在同學群里發了這一消息。後又解釋說：“SARS的表述不太準確，應該是冠狀病毒，具體分型還有待確認”，讓大家加強防範，並強調不要外傳。他後來的遭遇大家都知道了。

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派遣首批專家組抵武漢，展開相關檢測核實工作。同日，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武漢市發生多起呼吸性感染病例，病毒來源不明。 

也是在2019年的最後一天，武漢衛健委發布通報稱："近期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的多例肺炎病例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並指出：“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但據國家CDC（疾控中心）、湖北省CDC等專家於1月29日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論文披露，根據回溯性分析，以發病日統計，2019年12月31日前已經有104人感染，15人死亡。此事引發民眾對“CDC隱瞞”的強烈不滿和聲討。

這裡需要替CDC澄清一點：首先，數據是根據“回溯性分析”，也就是說，這104位感染者中有相當部分是在12月31日之後才出現明顯症狀，然後去醫院就診被發現的，也就不可能出現在12月31日或之前的通報中！其次，在初期階段，就是CDC的權威專家也對新病毒的危險性不了解。而最重要的一點是，CDC的名稱“疾控中心”就表明了其天職，他們不存在主觀故意隱瞞的客觀性動機！如果說CDC有錯誤，主要在於他們沒能及時發現病毒人傳人的危險性，也包括忙於發表論文獲得科研成果，對於武漢抗擊疫情存在一定忽視。 

近日，鍾南山院士就CDC現象也坦率發表了自己的意見：CDC特殊地位並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我發現的短板是，新冠肺炎12月31日就已經明確，1月3日已經分離出病毒毒株，1月7日給了聯合國，但我們仍然沒有發布。我們CDC的地位太低了，這是一個技術部門。CDC的特殊地位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要一級一級上報。”

“我們專家組在新聞媒體上表示‘人傳人’是1月20號。CDC向地方政府上報後由地方政府決定如何處置。如果以後還是這樣的話，以後可能還會出現這樣嚴重的情況。包括李文亮醫生也很早就發出了這件事。這個改變是非常需要的。”

2020年1月2日，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獲得了病毒全基因組序列，證實是一種全新的冠狀病毒。

兩天后，CDC成功研製出靈敏度顯著提高的高特異性PCR檢測試劑。

1月5日，中科院武漢病毒所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兩天后確認這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類似SARS，屬於冠狀病毒家族。

1月8日，國家衛健委派遣第二批專家組赴武漢調查。

1月11日，受國家衛健委指派,中科院武漢病毒所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交了病毒全基因組序列。同日，復旦大學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向外界公布了病毒基因序列。

至此，應該說，中國在疫情技術層面的工作沒有問題。WHO甚至無保留地稱讚中國迅速鎖定病毒，並很快公布了基因圖譜。

（二）“無所作為”的兩批赴武漢國家專家組

對於衛健委委派的第一批赴武漢專家組（據說有8到9位院士）的所作所為，網上有諸多詬病。一個主要說法是，他們的主要心思並不在武漢控制疫情上，而是帶走了病毒樣本，拿到分析結果，就分頭搶着在國際專業期刊上發論文去了。據不完全統計，短短一個月內，他們在自然、科學、柳葉刀上共發表8篇論文。

此外，站在武漢和湖北省地方立場的微詞還包括，這些國家級權威排斥地方專家和一線醫生這些首先發現病毒者！

據稱，至1月中旬，武漢市的醫生發現疫情嚴重失控，又不能也不敢挑戰權威專家關於病毒沒有人傳人的結論。於是，以金銀潭醫生為首，聯合協和，同濟幾個醫院的醫生寫了一篇41例病例分析論文，在柳葉刀以最快速度發表，論文確認人傳人。以期引起高層重視，推翻CDC結論。應該說，這是武漢地方派打得一個漂亮翻身仗。

值得注意的是，1月29日，科技部官網發布稱，科技部近日下發通知，要求各有關攻關項目承擔單位及其科研人員勇挑重擔、敢於擔當，把研究精力全部投入到各項攻關任務上來，把論文寫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戰勝疫情中。這無疑是科技部（應該奉上方旨意）對包括國家專家組在內的學者專家們搶着發論文提出的批評。

至此，武漢“地方派”在與專家“權威派”的暗戰中似乎占了上風，至少在公眾、特別是網民眼裡，專家們的表現乏善可陳，而武漢一線醫生們更值得同情和尊敬。

而話說回來，雖然在科學層面上已經認清這是一種全新病毒，但對其感染性、致命性仍然沒有什麼認識。官方做出任何決策也就缺乏依據！這是國家衛健委分別於12月31日和1月8日連續派出兩批專家赴武漢的主要原因。

但令人遺憾的是，連續兩個專家組的結論都明顯有問題，尤其未明確提及病毒會“人傳人”！1月4日，第一批專家表示：“從目前看，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證據”。1月10日，第二批專家組成員對媒體表示，按病人病情及擴散情況，整體疫情“可防可控”。

很顯然，這些結論，無論對決策者，還是對公眾而言，都足以形成誤導和麻痹大意！後來的疫情大爆發，不僅僅是打臉兩批專家的小問題，而是客觀上成為疫情防控延誤的重大因素之一！

人們不禁要問，這兩個專家組在武漢究竟幹了什麼？作為國家級的大牛專家，為何就得不出符合事實的正確結論呢？

日前，《財經》記者專訪了一位第二批專家組成員。這位專家要求匿名，但不反對《財經》點明其第二批專家組成員的身份。看過這篇專訪立刻就會明白，這是暗戰中暫時處於下風的“權威派”對武漢“地方派”進行反擊的節奏！下面是這個專訪的一些重點和要點。

——專家組不掌握真實情況？專家：“沒有告訴我們實情，從現在真實的情況看來，他在說謊。”
 ——武漢方面有沒有把當時已經掌握的信息完整地告訴專家組？專家：他們根本不合作，這是最主要的問題。
 ——那你們後來放棄調查了？專家：不是我們放棄，是不讓你管，當時要求屬地管理。我們去了以後，就接到指示，大概內容是：屬地管理，地方為主，專家組是幫忙的。
——武漢方面聽取了你們的建議和意見嗎？專家：我們專家組一致的意見是，疑似的、確診的都要報出來，我們臨走前都說好了。但是第二天見報只是確診41例。

——為何沒有發現“人傳人”？專家：只要醫務人員感染，一定是“人傳人”，而且說明病毒傳染性還非常強，因為醫務人員一般和病人沒有特別密切的接觸。但是，我們並不掌握傳播鏈及醫護感染案例，所以就沒法得出“人傳人”的結論。

——武漢方面提供的資料里，難道沒有醫護人員是否被感染的信息嗎？專家：沒有。後來根據媒體報道，其實那時候已經發生了醫務人員感染的案例。同濟醫院急診科醫生陸俊是2020年1月5日發病的，1月10日住院，1月17日轉診至金銀潭醫院。我們是1月10日以後去的同濟醫院，當時得到的答覆是沒有醫務人員感染。

我們特別關心有沒有醫護人員感染，每去一個地方都要問。我們聽說（醫護感染）消息，就聯繫院方，因為不知道具體是哪個醫生，聯繫完了人家不跟你說，不跟你說實話。我們也沒辦法，因為很明確是屬地管理。我們接到的這個指示是地方為主，國家專家組幫忙、指導、輔助。我們一直懷疑有“人傳人”，但就是沒有證據。

——你認為他們為什麼要隱瞞信息？這位專家拒絕猜測原因。但他提到一件事：當時我們討論的時候，我們讓他如實報。但衛健委的領導當場就說了，“你們是不是懷疑我瞞報啊？”他公開反問我們，專家組的都在場。現在這個人已經被免職了。（註：2月10日，湖北省委常委會決定：免去張晉的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劉英姿的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職務；上述兩職務，由新到任的湖北省委常委王賀勝擔任。）

——《財經》：相比“人傳人”的問題，當時第二批專家組得出的“可防可控”結論引起了更大爭議。專家：當時專家組掌握的情況確實是可防可控。41個病人你說可防不可防，可控不可控？主要的問題不是說可防可控的問題，這個病現在看肯定是可防可控。你們（記者）把這個要寫清楚：就是可防可控，不是說讓它不防不控。到今天我們防住了嗎？控住了嗎？問題是讓你防，讓你控，你不防不控，那是誰的責任？所有的病如果不防不控它能控制住嗎？不防不控是今天造成的這個惡果，而不是說可防和可控這個觀念造成的。

從這篇專訪的出台時機看，為國家專家組澄清，同時坐實武漢和湖北省相關官員失職、排斥國家專家組，被罷官合理等用意也是十分明顯的。當然，這位專家反映的諸多情況應該也是事實。但是，需要考慮到一個客觀理由——第一批專家給當地官員和一線醫生留下的印象不佳，從而對第二批專家亦有牴觸和防備之心，也是不奇怪的。而換個角度看，即使當地官員有牴觸，作為國家級權威專家，也不足以成為得出不當結論的藉口！

（三）“心真大”的武漢市和湖北省官員們的表現

根據武漢後來的通報，早在2019年12月8日，華南海鮮市場就發現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如果在其後一周內關閉該市場，並隔離病人、可疑病例和接觸者，疫情絕不可能發展到現在的嚴重程度。事實是，一直拖延至2020年1月1日才關閉該市場。在這20天中，很可能又有不少市民被感染，以致錯失了防控的最佳時機。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自1月12日至1月17日，武漢通報中竟無新增病例！在此期間，武漢市和湖北省“兩會”分別於1月上旬和中旬如期舉行。省市兩級“兩會”，實到代表總數達2369人，且會期均長達四、五天。代表們都是來自不同地方，特別是省級代表更是來自全省所有縣市，沒有發生聚集性感染，實屬萬幸。

而直至1月15日，武漢市衛健委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識問答》中，關於人傳人的表述仍然模凌兩可:“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於是，1月18日，武漢百步亭社區4萬多個家庭參加的“萬家宴”照常舉行！

1月21日晚，在習一尊和李中堂於前一天做出全力防疫和救治患者的批示後，仍在武漢舉行了湖北省春節團拜晚會文藝演出，省委書記和省長等出席，據稱有小演員帶病演出！

尤其令人無法理解的是，直至1月24日，在全國多個省級政府已經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應急響應後，湖北這個疫情爆發地才由兩天前公布的二級響應調升為一級。

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採訪雖承認“有信息披露不及時的一面”，但同時申明：“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之後，需要獲得授權之後才能披露”。其甩鍋中央的勇氣倒是可嘉！

（四）鍾南山院士發揮的獨特作用

國家衛健委無疑要考慮赴武漢專家組輪換的需要，或許還有對前兩批專家語焉不詳的考察結論不滿意的因素，1月19日，衛健委又委派由鍾南山院士領銜的高級別專家組（第三批）赴武漢指導調研疫情防控工作。

1月18日傍晚，84歲的鐘老先生從廣州奔赴武漢。這裡需要補齊的一塊“拼圖”是，人們有理由相信，這位老人在此次臨危受命前後已經把新冠病毒人傳人的結論及抗擊疫情的個人見解在國家衛健委官員與之溝通時做了陳述。而衛健委官員當然不敢怠慢，迅速報告給了中央決策層，從而成為此次疫情防控的關鍵轉折點！

1月20日，習近平、李克強分別對武漢疫情作出批示，要求全力做好防控和救治，與世衛組織和外界保持密切溝通，防止疫情擴散。

同日，國家衛健委發布公告，宣布經國務院批准，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納入乙類傳染病，但按甲類防控——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甲類傳染病僅包括鼠疫和霍亂。

當晚，鍾南山接受央視《新聞1+1》直播連線採訪時明確說：新冠病毒“肯定有人傳人現象”，並披露武漢已有14名醫護人員被感染。

同日，武漢市衛健委一次性更新18、19日兩天的數據稱：共新增136名確診患者。截至1月20日24時，武漢市累計報告感染病例258例，死亡3人。 

自1月21日起，國家衛健委開始每天通報全國疫情數據。截至21日24時，已經收到國內13省(區、市)，累計報告確診病例440例，死亡9例。

1月23日，武漢發布了“封城”消息，震驚中外。一天后，“封城”數量增至13個，涉及至少3600萬民眾。但武漢市市長周先旺於1月26日透露：因春節和疫情的影響，已有500萬人先期離開，武漢尚有900萬人。

1月23至25日，廣東，浙江等22個省級地方政府啟動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應急響應。

1月27日，總理李克強視察武漢。官方公布，截至當日，確診病例2835例，死亡81例。

1月28日，鍾南山告訴記者：疫情1周或10天左右達到高峰，不會大規模增加了。

1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此次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但無必要限制國際人員流動。

1月31日，CDC預防控制所研製出新型冠狀病毒核酸等溫擴增快速檢測試劑盒。

據官方通報，截至2月2日24時，累計確診病例17205例，死亡361例，重症2296例。

2月3日至8日，緊急建造的武漢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 以及改建的武昌“方艙醫院”相繼交付使用，全國馳援武漢的上萬醫護人員和其它資源陸續到位，武漢醫療資源無法應對疫情爆發的局面得到很大改觀。

2月11日，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累計確診病例44730人，死亡人數增加到1114人，單日死亡病例首次過百。而對比CDC權威論文披露的數據，截至2月11日，累計確診病例44672人，死亡1023人。兩者基本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2月13日，湖北省通報了14840新增確診病例！激增的原因是診斷標準改變，將13332個臨床診斷病例，即CT檢查結果顯示有肺炎影像者劃歸確診類別，儘管這些病患尚未通過核酸檢測確定是否感染新冠病毒。

同日，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被免職，由現任上海市長應勇接替；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亦遭撤換，由原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接任。

這一專門針對湖北地區的確診標準臨時改變（一周后取消），似乎為湖北省和武漢市負責官員被罷官創造了一種追責氛圍！

（五）不是結論的結論

通過疫情發生以來一系列重要事件和事實，應該不難得出的基本認識至少包括：

1）疫情發生之初，武漢市和湖北省地方政府的茫然應對雖然沒有大問題，但出於維穩思維，隱瞞疫情的問題是存在的，處理8位所謂的“傳謠者”就是例證。而此後仍然沒有採取果斷措施，全力防控疫情蔓延，則不可原諒。至於有關官員和醫院牴觸赴武漢的第二批國家專家組，雖情有可原（有第一批專家的不當行為在先），但負面影響也是客觀存在的。

2）CDC和兩個赴武漢國家專家組雖然做了大量工作，甚至存在出力不討好和被冤枉現象，但核心問題是未能儘早發現新冠病毒人傳人的危險性，導致地方和中央兩級決策層均缺乏採取果斷、嚴厲防控舉措的依據，貽誤抗疫之戰的最佳戰機的責任也是無法推卸的。

3）導致抗疫舉措延誤也確實存在其它主、客觀原因。正如中科院院士陳國強等人指出，疫情暴發後，流程尚不清晰，而疾控部門由於短時間研發生產的檢測試劑質量“良莠不齊”，樣本採集標準化程度不高等問題難以將檢測權限下放。在這個過程中，雙方的溝通與協商機制在早期不夠健全，影響病毒感染者的早期篩查和確診，成為延誤診斷的“堰塞湖”。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學家曾光表示：“是公共衛生系統出問題了。不是流行學調查沒調查好，也不是病毒不該研究，也不是不該發論文。這些信息都報上去了，怎麼及時轉化成防控行動？現在的新冠疫情防控，還不是一個應急的戰時體制，就像打仗，有情報部、參謀部、司令部，情報信息迅速到參謀部去研判，參謀部給出建議以後，司令部馬上就拍板，應該是這麼一個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