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論】是人民逼着共產黨做神仙

若共產黨做不到起死回生 便是罪大惡極

——往事不堪回首：記新冠疫情大爆發初期的武漢“醫療擠兌”堰塞湖

參考新冠抗疫新加坡模式，中國的醫療制度和人民的就醫心理和習慣都有大量可以檢討之處。

據外媒分析，武漢初期的新冠感染者中，至少有41%的新增病例是在出現發熱症狀後，連同家屬一起，在擁擠得水泄不通的三甲醫院裡交叉感染所導致的。

武漢這次在收治發熱門診的過程中，沒有很好地利用分級醫療系統的作用。其實，中國大城市的地段醫院可以起到類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家庭醫生診所的作用。可惜，這次武漢在初期沒有利用好。

另外，中國民眾一有個頭疼腦熱就喜歡往大醫院跑的心理和習慣也有可檢討之處。其實，醫院是一個充滿了各種病菌病毒的危險場所。若不是有嚴重的病症，一般來說，還是離醫院越遠越好。能不去醫院，儘量別去醫院。中國有些輕症病人，不但喜歡沒事就跑醫院，而且一進醫院就非得磨着醫生給他打點滴，好像很享受在醫院裡提着輸液袋到處閒逛的那種“閒情逸緻”，這種現象，簡直讓人看不懂。民眾的醫療心理和習慣需要好好引導，爭取改變一些不良習慣。

一般的傷風、感冒、咳嗽、發燒等，上地段醫院就診就可以了，不必冒被其他不明病毒感染的風險而去跑三甲大醫院。

中國私家醫院的規模不宜做大。小規模的私家診所，作為一種補充，配合公立地段醫院做到消滅所有醫療盲點地區就可以了。而大規模的私立醫院，就意味着大規模地賺病家的錢。這種贏利導向，有悖於社會主義國家醫療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應該有一定的法規，把私立醫院的規模和數量限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

等這次2019新冠病毒疫情過去之後，希望中國各有關部門，對於整個事件，做出各方面的回顧和檢討工作，以進一步提高未來抗擊突發疫情的應對能力，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醫療系統治病救人，一切都向着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方向而努力奮鬥。

金銀潭院長：疫情初期太痛苦 患者插管 插一個沒一個

京港台：2020-3-9 13:11| 來源：健康報 

　　1月26日，陸軍軍醫大學醫療隊成員與金銀潭醫院醫護人員進行工作交接。黎雲攝

　　3月2日，金銀潭醫院負壓病房內，醫生在為一名危重症患者吸痰。湖南省支援武漢第五批醫療隊供圖

　　2月29日，一名醫務人員推着垃圾桶在武漢市金銀潭醫院住院樓前走過。首席記者劉志勇攝

　　現在的武漢市金銀潭醫院，似乎一切都已歸於平靜。走在院區靜謐的樹林裡，不時能聽到幾聲清脆的鳥叫，讓人幾乎忘記這裡曾是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的風暴中心，希望與絕望交織，生存與死亡較量。

　　但勝利還未真正來臨。身穿防護服的醫務人員從兩棟病房樓里進進出出，提示着人們這裡還收治着數百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一路之隔的東西湖方艙醫院，廣場上停滿了醫學救援車輛。這裡，仍是疫情地圖上的“紅區”。

　　★一種奇怪的疾病★

　　2019年年底，湖北省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南七樓ICU病房收治了一批“奇怪的病人”。

很多患者躺在病床上，急促地大口呼吸，鼻翼不停地扇動。自從住進金銀潭醫院，醫生每次給他們看病都包裹着嚴嚴實實的防護服，只露出護目鏡下的兩隻眼睛。很快有人想起了17年前的非典，無聲的緊張和恐懼充斥了整間病房。

　　“醫生，我什麼時候才能回家？讓我回家吧。”有人焦躁地拉住醫生的手，再三要求出院。這些“奇怪的病人”都是從多家醫院轉來的重症肺炎患者，他們在武漢的流感季里發燒、咳嗽、呼吸困難，可醫生卻怎麼都找不到他們的致病原因。CT顯示，很多人的肺部已經出現大片白區。

　　12月31日，2019年的最後一天，不斷有救護車呼嘯着駛入金銀潭醫院。武漢同濟醫院、武漢協和醫院、武漢市中心醫院、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還在不斷地將“奇怪的病人”轉運到這家傳染病專科醫院。

　　這一天，國家衛生健康委先後派出工作組、專家組趕赴武漢。在和湖北省、武漢市對接後，他們趕到金銀潭醫院和華南海鮮城實地走訪。進入金銀潭醫院ICU病區，在仔細查看了患者的臨床表現後，專家的結論是：這是一種典型的病毒性肺炎。

　　國家第一批專家組成員、中日友好醫院副院長、呼吸與危重症醫學專家曹彬總結了這種不明原因肺炎的典型特徵：普遍起病較急，白細胞計數正常或偏低，肺部出現特異性影像學改變，雙肺瀰漫磨玻璃樣陰影，危重患者的雙肺已經發展成“白肺”。

　　31日當晚，武漢市衛生健康委10樓的一間會議室幾乎徹夜燈火通明，專家組向國家衛生健康委派駐武漢市工作組匯報臨床觀察意見。這次“跨年會議”明確了一個最為緊要的任務，針對這種新發疾病制訂一個診療方案。2020年第一天，國家專家組與武漢當地專家再次聚集，由曹彬執筆，起草第一版診療方案。面對一種未知的疾病，不少人情緒比較激動，不停有人接打電話。曹彬讓大家不要亂，先集中精力把診療方案拿出來。1月3日凌晨，《武漢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療方案（試行）》最終定稿，由專家組交由武漢市發布。

　　第一個死亡病例出現在1月6日。這天，武漢下着小雨，很冷。“我們迫切地想要了解患者的病理生理特點和疾病規律，只有在科學的指導下，才能更有效地救治患者。”在ICU病房外，曹彬和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ICU主任吳文娟，與患者家屬溝通了將近一個小時，想說服患者家屬同意對逝者屍體進行解剖，但是沒有成功。

　　★尋找病毒的蛛絲馬跡★

　　2019年12月27日晚，黃朝林接到一個武漢同濟醫院打來的電話，請求將一名冠狀病毒肺炎患者轉至金銀潭醫院。對方在電話中說，第三方基因檢測公司已在病例樣本中檢測出冠狀病毒RNA，但該結論並未在檢測報告中正式提及。

　　憑藉職業敏感，正在與黃朝林討論工作的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立即撥通了北京地壇醫院專家的電話，得到的建議是接收患者，展開調查和研究。張定宇當晚就找到了這家第三方檢測公司，通過溝通協調，由對方將相關基因檢測數據發送給醫院合作單位——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初步基因比對的結果提示，這是一種蝙蝠樣SARS冠狀病毒。

　　兩天后，湖北省疾控中心電話通知黃朝林到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對7名“怪病”患者進行會診。一一看完患者後，黃朝林說，這些患者可能有傳染性，收治在綜合醫院存在安全隱患。隨後，黃朝林通過電話向張定宇和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做了匯報，調來了負壓救護車，將患者全部轉運至金銀潭醫院南七樓重症病區。這次轉運從傍晚一直持續到深夜。

　　“我們是一家傳染病醫院，工作經驗讓我們有很強的職業警惕性。”張定宇說，所有患者的轉運均通過負壓救護車完成，所有參與轉運患者的工作人員都採取了嚴格防護措施。

　　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也拿到了一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樣本檢測報告，第三方基因檢測公司直接給出了SARS冠狀病毒陽性的檢測結果；該院醫生李文亮將這一消息發到了微信群，引起了公眾注意。

　　同一天，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市疾控中心到金銀潭醫院了解患者情況。武漢市疾控中心向張定宇反饋，這7名患者的咽拭子檢測結果提示，所有已知病原微生物均為陰性。得知這個結果後，張定宇對下一步的工作有底了。當晚，金銀潭醫院採集了這7名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標本，並將每名患者的樣本分為4份，2份分別提供給疾控部門、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2份凍存以備後續研究。這些樣本為確定病原提供了重要基礎。

　　2020年1月3日，國家衛生健康委組織中國疾控中心、中國醫學科學院、中科院武漢病毒所、軍事醫學科學院4家科研單位對病例樣本進行實驗室平行檢測。

　　經過緊急科研攻關，專家評估判定新冠病毒為武漢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原體，疫情真兇開始露出真容。1月10日，緊急研發的PCR核酸檢測試劑運抵武漢，用於現有患者的檢測確診。又過了兩天，這種疾病被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

　　到了1月中旬，金銀潭醫院已經收治100多名新冠肺炎患者，有14張床位的ICU病區無法滿足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需求。前來支援的專家告訴張定宇，後續可能會有更多重症患者轉來，要做好增設臨時ICU的準備。

　　★副院長住進病房★

　　新冠肺炎患者越收越多，很快占據了金銀潭醫院的全部病房。

　　病情重，是新冠肺炎給黃朝林留下的第一個深刻印象。初期，從武漢協和醫院轉來的3名患者都戴着呼吸機。當時，他對這個疾病還一無所知，病原不清楚，感染途徑不清楚。轉運完第一批患者，黃朝林就再也沒有回過家。每天，他基本都在南七樓病房，觀察和救治患者是他最重要的工作。病原不明，無藥可用，除了對症治療和支持治療，醫生們嘗試了多種抗病毒藥物。

　　進展快，是新冠肺炎的另一個兇險之處。黃朝林參加了很多危重患者的搶救和病例討論。“第一個上ECMO（體外膜肺氧合）的患者印象太深了，我們用了常規支持治療、對症治療，幾乎沒有效果。患者病情持續惡化，血濾機、呼吸機都上了，血氧飽和度還是往下掉。”這名患者的搶救，讓黃朝林和專家組從夜裡一直忙到凌晨。脫下穿了五六個小時的防護服，黃朝林幾近虛脫。面對一種新發傳染病，幾乎所有的努力都失敗了，讓他感到深深的無奈。

　　1月10日晚，金銀潭醫院又轉來6名危重患者。落實完患者的安置和搶救措施後，黃朝林脫下憋氣的防護服，準備從病區回辦公室。路上，黃朝林剛摘下已經把臉勒疼的N95口罩，兩名患者家屬就突然跑到他面前，撲通跪倒在地，懇求醫生全力搶救母親的生命，他趕緊上前將兩人扶起。黃朝林向他們解釋搶救的過程，這兩人一直緊緊拉着他的手。3天后，這兩人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一周后，黃朝林也發病了。1月22日，他拿到了自己的核酸檢測陽性結果，肺部CT檢查也顯示雙肺都出現了典型的磨玻璃樣陰影。

　　黃朝林再次來到病房時，身份已經變成患者，血氧飽和度不到93%，屬於重症。病情進展很快，黃朝林的肺損傷越來越嚴重，呼吸也越來越困難，一陣陣劇烈的咳嗽有時讓他“感覺肺都要咳出來了”。

　　住院後，黃朝林很快在克力芝臨床研究的知情同意書上簽了字。服藥後，腹瀉、嘔吐等嚴重不良反應接踵而來。在病房裡，黃朝林聽其他醫生說，此前ECMO救治的那名患者在堅持了近20天后還是去世了。他很清楚，自己的病情可能也會一步步滑向危重，直至上呼吸機、上ECMO。黃朝林，感到了恐懼。

　　所幸，在病情加重大概持續10天后，黃朝林的狀態穩住了。最終，他戰勝了新冠肺炎，並於3月2日重新回到了抗疫一線。

　　★看不見的“堰塞湖”★

　　1月20日下午，國家衛生健康委召開高級別專家組記者會，組長鍾南山等專家表示，新冠肺炎存在“人傳人”現象。同一天，武漢市公布61家設置發熱門診的醫療機構名單，宣布將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武漢市肺科醫院、武漢市漢口醫院作為中心城區新冠肺炎定點醫療機構。3家定點醫院共設置800張床位用於患者救治，其他市屬醫療機構將隨後騰出1200張床位收治患者。當日，武漢市公布的累計報告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為258例。

　　金銀潭醫院之外，新冠肺炎作為一種新發傳染病得到確認後的一段時間，武漢市每天都有成千上萬名患者湧入各醫療機構的發熱門診。這種被媒體稱為“醫療擠兌”的現象，讓武漢市的不少醫院幾近崩潰。

　　事實上，在人們對新冠肺炎逐漸積累越來越多認識的過程中，這種新發突發傳染病已經在武漢市的部分地區悄無聲息地快速傳播，在社區侵襲了大量患者。

　　大年三十晚上，與一雙遠在廣東的兒女通完電話，84歲的鐘大爺突然感到寒顫發冷、全身乏力，他發燒了。第二天上午，老伴兒陪他到武昌醫院就診，發熱門診擁擠的景象讓老兩口始料未及。在這難捱的一天裡，鍾大爺見了醫生、拍了CT，也第一次知道了武漢有傳染病。因為沒有得到核酸檢測陽性的結果，他並沒有被確診，醫生只能叮囑他回家隔離，但每天要來醫院輸液。

　　為了減少奔波勞頓，鍾大爺和老伴兒一度在發熱門診的走廊里打起了地鋪。很快，鍾大爺的老伴兒也病了。1月28日，兩位老人拿到了核酸檢測陽性結果，但輾轉幾家醫院，都沒有床位將他們收治入院。

　　進入一月下旬，武昌醫院的景象幾乎是武漢所有醫療機構的共同遭遇，與鍾大爺有着同樣經歷的人已難以準確統計。集中隔離跟不上，床位儲備跟不上，大量確診輕症患者、疑似患者被要求居家隔離，造成更多社區居民感染。隨着核酸檢測能力逐步到位，未能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越積越多，在武漢市內形成了一個看不見的“堰塞湖”。

　　現有床位已經遠遠不足以應對疫情防控的需要。1月27日，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率中央指導組駐紮武漢，深入研究疫情，作出科學研判，圍繞提高收治率、治癒率，降低感染率、病亡率的目標，不斷做出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的重大部署和決策。

　　隨後，火神山醫院開建，雷神山醫院開建，近50家醫療機構先後被納入定點醫院，仍然無法收治大量的確診患者。徵用體育場館、會展中心，建設大型方艙醫院，開設簡易床位收治輕症患者。當武漢市的開放床位逐漸達到數萬張的高位，新冠肺炎患者“應收盡收”的目標才慢慢得以實現。

　　★向死而生的希望★

　　張定宇說，新冠肺炎來襲的最初一段時間，他並沒有覺得緊張，有條不紊地應對。直到春節後，大量的重症患者轉進金銀潭醫院，滿滿收治了840多名新冠肺炎患者，讓他感到了空前的壓力。

　　“剛開始的時候，（氣管插管）插一個沒一個，那種感覺太痛苦了。”醫院收治患者的死亡率太高，一度讓張定宇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壓力。“當時覺得這種疾病真的太奇怪了。很多患者死亡前的臨床表現只是重症，並沒有滑到危重症，原本希望保留患者的自主呼吸，通過高流量給氧、無創呼吸機使患者逐漸好轉；但病情突然急轉直下，沒能得到有創機械通氣等支持性治療就突然去世了，想拉都拉不回來。”

　　身邊陸續有同事和家人感染新冠肺炎，讓張定宇開始感到害怕。“我們不知道這個疾病會怎麼發展，有人慢慢自愈了，也有人走着走着就沒了，氣管插管沒用，上ECMO也沒用。”

　　從大年夜開始，來自全國各地的醫務人員開始支援武漢，陸軍軍醫大學醫療隊、上海醫療隊，一支又一支醫療隊趕至金銀潭醫院，這裡成為舉國關注的疫情風暴中心。

　　疫情發生後，國家科技部緊急啟動了關於新冠肺炎的應急科研攻關，金銀潭醫院承擔的多個臨床研究項目陸續啟動，涵蓋優化臨床治療方案、抗病毒藥物篩選、激素使用等在臨床治療中急需解決的問題。

　　2月5日，中日友好醫院王辰、曹彬團隊在金銀潭醫院啟動瑞德西韋治療新冠肺炎的臨床試驗。瑞德西韋是一種原本用於治療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在研藥物，在此前國內相關科研單位進行抗病毒藥物篩選過程中，展示出良好的體外活性，可在細胞水平上抑制新型冠狀病毒複製，在人體應用方面也有一例個案報道。

　　“已經完成的13例死亡病例屍體解剖中，有12例在金銀潭醫院完成。”張定宇說，在這些病例中，有些並沒有接受氣管插管，這部分病例生前的症狀表現沒有發展到危重症，但病情快速進展至死亡。屍體解剖發現，患者的肺泡塌陷、肺泡結構被破壞，肺臟已基本被病毒摧毀，長期只有很少一部分肺單元在工作。

　　眾多臨床專家，在金銀潭醫院救治患者的同時展開了一個個科研項目，這些科研發現也在一步步指導着臨床科學救治。

　　“我們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張定宇說，在救治重症患者的過程中，金銀潭醫院得到了國家、省、市各級力量的支持，“全國醫療衛生系統是金銀潭醫院、是武漢市的堅強後盾”。

　　2月21日，金銀潭醫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3人，出院56人，出院人數超過入院人數，首次出現“床等人”。

　　“目前的狀況比之前好很多。”3月3日，張定宇對記者說，“下一步，金銀潭醫院仍將着力開展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我們不會放棄任何希望。”

新加坡憑啥成為全球抗疫典範?一份無人能抄的作業

京港台：2020-3-9 05:23| 來源：要問早知道

　　疫情最初爆發的時候，新加坡“佛系抗疫”成為焦點。

　　轉眼間，一個月已經過去，新加坡抗疫成功了嗎？

　　答案是，不僅成功了，還被世界衛生組織稱為，中國境外的抗疫“典範”。

　　截至3月5日，新加坡確診新冠肺炎117例，治癒出院81例，治癒率高達68%。

　　2月17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在日內瓦讚揚新加坡，稱其為榜樣。他說：“新加坡不遺餘力檢測每一起類似流感和新冠肺炎的病例。我們希望看到考慮周詳，以循證為基礎的公共衛生措施。中國採取的策略是正確的，新加坡的也是。”

　　2月13日，哈佛大學的一項新研究乾脆把新加坡檢測新冠肺炎的方法稱為“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鼓勵各國研究人員以新加坡作為基準。該研究表示，如果每個國家都具有新加坡的檢測能力，最終發現的確診病例數，是目前的2.8倍。意思是，可以讓漏診減到最少。

　　該研究發布一周后，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突然暴增。3月，仍有不少國家要麼不檢測，要麼被檢測能力不足或受試劑盒準確率低困擾，而新加坡默默走在了全世界的前頭。

　　新加坡就好像學生時代那種低調的學霸，周圍人都看不懂他的做法，為他着急的有，不理解批評的也有，但最後他卻得到了最多的鮮花和掌聲。

　　事實證明，新加坡的作業是一份“動態管理”精細化管理的典範，它和中國大災之下的舉國體制優勢，同樣是別人抄不來的作業。不過，新加坡的效率顯然更高。

　　新加坡的做法說起來很普通，大概有以下幾點：

　　第一，提高檢測能力，減少未知的恐慌。

　　第二，隔離期間，執法不打一絲折扣。

　　第三，不惜代價，盡一切努力維持醫療資源的平穩運行。

　　第四，以循證為基礎，追蹤每一起病例的流行病學史，並且做到信息透明。

　　一定會有人說，新加坡人口是武漢的一半，面積甚至只有十分之一，地處熱帶，當然容易控制住疫情。這當然是事實，但仔細研究新加坡的做法，就會發現這是一套以技術為依託，精細到極致的社會管理模式。

　　它體現的是新加坡的日常，這才是最難的。難怪當年鄧小平要把新加坡作為中國學習的樣本。

　　中國做得當然也很出色，但初期出現了大面積的醫療資源擠兌，不排除大量的交叉感染；歐洲多地無法追蹤到初始病例；美國很多城市還沒開始真正的檢測，甚至在中國的自媒體上還出現了美國停止發布新增病例數的謠言……

　　因此，循證追蹤、醫療資源、檢測能力和法律規範，這些說起來本該是每一個國家本可以努力的方向。等到下一次未知的疾病到來，我們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手足無措，或者只會“一刀切”。

　　疫情防控，首先必須解決檢測。

　　目前全球普遍使用核酸PCR檢測來確定新冠病毒攜帶者。但它有一個最大的缺點，那就是只有病毒發作，才會給出陽性結果，對很多無症狀攜帶者準確率不高，更加無法檢測曾經感染但已經自愈的人。

　　新加坡研究開發了全球首個新冠病毒血清檢測法——因為只要曾經感染，病毒抗體會在血液中保留一段時間，並成功追蹤了一起社區感染，在此前一直無法形成閉環的病例之間建立起聯繫。

　　新加坡國立大學病毒學家安德森說：“這是全世界第一次在病毒溯源的背景下，使用血清來追蹤接觸者” 。

　　一個反例就是意大利了。意大利在一個周末就暴增幾百確診病例，並在歐洲四面開花，甚至傳播到南美。如果意大利能夠使用血清檢測方法追蹤到超級傳播者，甚至是“零號病人”，對接下來的全球抗疫都具有關鍵意義。

　　新加坡執法，在外人眼中嚴厲到有點不近人情。

　　目前，新加坡公共衛生預警系統仍然是“橙色”級別，並非最高級別。“橙色”代表疫情嚴重且容易傳播，但仍然可控。居民如果生病，應該居家休養，向社區醫生尋求醫療建議。

　　新加坡2月18日開始實施居家隔離令（Stay-Home Notice），對象是在新加坡工作或讀書的外國人，在過去14天內曾訪問中國內地，必須強制在家隔離14天，違者將受到懲罰。

　　但就是有人違反，而且偏偏是一名中國籍男子。

　　在他居家隔離期間，移民局官員上門檢查時發現他離開家，甚至想要坐飛機離開新加坡。根據新加坡《傳染病法》，該男子被剝奪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權，且有可能面臨10000新元（約5萬人民幣）的罰款，以及6個月監禁。

　　該名男子並沒有刻意隱瞞自己的行蹤，也沒有確切證據證明他感染了其他人，很多中國人都會覺得可以理解，但在新加坡，對不起。

　　新加坡的永居並不容易拿，要麼是大企業家，要麼是經過新加坡市場檢驗的高技術人才，要麼是天賦異稟的創業投資者。身價、行業、營業額、居留時限……都有不低的門檻。

　　現在，就因為出了個門，很多年的準備就變成了一場空。

　　新加坡法律有人性化的一面，沒症狀不需要強制隔離，但狠起來，也是六親不認，當然也不認你的錢和身份。

　　還記得當年，即使有美國總統求情，也必須接受鞭刑的兩名美國青年嗎？

　　醫療資源的極其高效的利用。

　　新加坡疫情防控，是以讓中國人瞠目結舌的方式開始的——

　　新加坡總理親自拍視頻，跟民眾苦口婆心地強調新冠病毒沒有想象中那麼厲害，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多洗手才是最應該做的衛生習慣，也不要哄搶物資……

　　李顯龍的引導引發了非常大的爭議。

　　但新加坡政府顯然不在乎外界的看法。因為這些公共衛生方案，都是按照最高等級的世衛組織所推薦的做法來制定的。

　　以爭議最嚴重的戴口罩為例，世衛組織至今也沒有推薦人人戴口罩。這是因為：

　　生病的人一定要戴口罩。這樣才能減少病毒在空氣的傳播概率，也是健康人可以不戴口罩的基礎。

　　比起戴口罩，多洗手才是你最應該做的。如果你沒有養成時常清潔的習慣，那麼當你接觸到口罩的時候，一樣會把病毒帶到口罩上。

　　中國占了全世界一半的口罩產能，但這次疫情又偏偏爆發在中國。這意味着，如果中國境外也人人戴口罩，這個需求量是不可能被滿足的。

　　尤其像新加坡這種幾乎沒有口罩產能的國家，如果政府呼籲戴口罩，既會造成資源的極端緊缺，又會引發民眾在街頭排隊戴口罩，造成交叉感染，最後反而讓最需要口罩和防護設備的醫護人員，沒有了口罩。前線要是倒下了，還怎麼救治病人？

　　實際上，這些在日韓都發生了。

　　但總有人擔心，需要口罩，那怎麼辦呢？新加坡政府在1月底就免費向每戶家庭發放4隻口罩，然後2月初就上線了預約口罩的政府官網，並在官網解答大家對於口罩問題的疑惑。

　　新加坡政府並非強令民眾不要戴口罩，而是教給人怎麼戴：

　　如果你咳嗽和打噴嚏，帶普通醫用口罩；

　　N95口罩留給醫護人員，普通人不要戴；

　　健康人不需要帶口罩；

　　保持個人衛生和常洗手，這些都優於戴口罩。

　　政府的努力，顯然是為了保證一線醫療人員有充足的防護物資。因為當年的SARS，新加坡也是中國境外最嚴重的地區，而且一樣集中在醫院內部感染。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疫情，新加坡也是中國以外，最早從“SARS化”去認識新冠疫情的國家。

　　維持醫療資源的正常運轉，還包括精妙的分診制。

　　在新加坡，醫療體系是從低到高逐步上升的，不同級別的醫生或者醫療機構承擔着不同的責任。

　　從2020年2月17日起，新加坡衛生部激活了超過800間發熱門診診所，專門為患有呼吸道疾病症狀的患者提供治療，並且統一價格為10新元，老人則是5新元。而同期的武漢，僅有61間醫院設有發熱門診，武漢龐大的社區診所沒能起到應有作用。

　　如果一名新加坡人在當下出現發燒和咳嗽等症狀，去到發熱門診就可以進行分流，高度懷疑是新冠肺炎的，直接轉診到綜合醫院，如果只是普通流感，直接開藥就是了。

　　嚴格的分診制，既提高了就診的效率，也擴大了病人獲取醫療資源的概率，還在第一步就減輕了大型綜合醫院的負擔。

　　而因為有家庭醫生的存在，也大大降低了居民面對身體不適的恐慌感。要不然跑去三甲醫院擠一擠，就交叉感染了。

　　最後一點，追蹤每一個病例，並及時發布。

　　這是每一個政府在疫情當前最應該做到的事情，也是世衛組織最讚賞新加坡的地方。當然，這一點中國的廣東、浙江等地借用大數據也做得相當不錯。

　　1月23日，新加坡確診首起新冠肺炎病例，是一名66歲的武漢遊客。

　　1月27日，新加坡衛生部宣布實施強制休假計劃（Leave of Absence），強制要求雇主對從中國來的員工實施14天強制休假，由政府給予企業補貼。

　　隨後確診數開始逐日上升，直到2月4日出現首起本地病例。這個本地患者是中國保健產品商店永泰行的員工。而這間商店的員工及其家人都被一個中國旅行團中的病人感染。因此，這裡成為了新加坡第一個爆發新冠疫情的本地集群。

　　這些信息，我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去挖掘和整理，因為在新加坡政府的官網上，可以輕鬆地查到已經確診病例的基本身份信息，和他們確診之前的行蹤。

　　當地媒體例如海峽時報，也可以利用公開的資料，製作出一些可視化的圖表或者應用，把這些重要信息傳播給更多的人。

　　（海峽時報根據公開的信息製作的傳播地圖）

　　正因為完全公開的信息，當新加坡君悅酒店因為一場1月份的會議而成為第二個爆發點時，英國政府馬上就能確認，一起本地病例來源於此，因為該病人坦白了自己家人參加過這場會議。

　　正因為新加坡目前對病例流行病學史的密切追蹤，政府和民眾都清楚，主要病例來源是哪兒，隔離之前的活動路線，哪裡是集中爆發點……

　　也就是說，只要像新加坡這樣，城市中的每個人都掌握了新冠病毒的集中爆發點，就能明顯地降低感染概率。

　　相比病毒，未知的恐慌會引發更大的社會衝突，而盡全力的追蹤和及時、全面的信息披露，就是解決恐慌情緒的最好辦法。

　　回望這一個多月，新加坡的確因為地理上的特殊性，在跟病毒的抗爭中取得了先天優勢。但同時防疫過程中的及時、透明、系統化，也給了其他國家，尤其是正瘋狂擴散的地區非常大的啟發。

　　新加坡的防疫過程，體現了典型的系統化思維。每個人都是這個系統中的一個環節，根據政府公布的信號自行判斷和調整，最終達成整個系統的常規流轉。井然有序，避免了無謂的恐慌。

　　新加坡防疫，既有中國人熟悉的狠勁，也有十足的精細。中國因為發展程度不到學不來，西方發達國家也學不來。

　　更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顯然善於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它的一套做法，正是來源對17年前SARS疫情的復盤。

　　2003年，新加坡是海外疫情最嚴重的地區。第一例確診患者就是“超級傳播者”，將疾病傳染給了20多個人。新加坡在抗擊“非典”中，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

　　可是，當年的新加坡政府反應又快又狠，被中國媒體稱為“鐵腕治SARS”。新加坡衛生部出台了六條“防線”，包括將疫情控制在一間醫院內、專車接送病人、家庭隔離和邊境控制等。

　　最終，新加坡不僅控制住了疫情，還因此建立了今年抗疫中起到關鍵作用的“疾病爆發應對系統”。

　　疫情將倒逼改革，但前提是有了切實的復盤，能夠真正發現問題，聽取批評意見，判斷措施是過頭了還是做得不夠。

　　因此，對疫情的復盤，不應該漏掉新加坡的珍貴經驗：提高政府的效率，重視個體的價值，把專業的事情交回給專業的人來做，別再迷戀用“一刀切”凍結社會的神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