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輕人為何這樣的想？

  先看賈樟柯在介紹他導演的紀錄片《海上傳奇》時的遭遇後寫的感觸。

那些年輕的“愛國者”們（摘編）

賈樟柯

    紀錄片《海上傳奇》在多倫多放映之前，我早早出發去電影院。輪到我上台，向觀眾介紹我的新片《海上傳奇》。台下滿場，讓我心生得意，一半亞洲面孔，一半西方長相也呈現了多倫多的移民特點。

  我講到這是一個由私人講述構築成的城市記憶，片中有很多採訪，我必須找到那些歷史事件的當事人，聆聽他們生命經驗中的細節，才能理解歷史。因為對我來說，沒有細節的歷史是抽象的。

  這次大會安排給我的翻譯是一個原籍天津的女孩她八歲出國在加拿大長大。翻譯的中文口語非常熟練，只是我從小被學校訓練，習慣用書面語演講，這給她添了些麻煩。當我談到“沒有細節的歷史是抽象的”時，她一時找不到恰當的措辭就翻譯成了“歷史是模糊的”。

  這時候，戲劇性的一刻發生了——台下一位年齡不超過二十五歲的中國女生，突然站起來打斷我的發言，高聲說道：“翻譯在篡改導演的講話!”

  劇場瞬間安靜下來，人們被這一幕搞懵了，都愣在那裡。那位中國女生突然用英文講起來，然後又把自己的話翻譯成中文，她說：導演說歷史是抽象的，而翻譯卻故意翻譯成歷史是模糊的。讓西方觀眾以為中國不重視歷史，什麼都是模糊的，這是別有用心地抹黑中國（大陸）！

  我愣在那裡，一下子沒想明白“抽象”和“模糊”的區別，因為同時我在想另一個問題，一個翻譯上的錯誤，是不是有必要上綱上線說成故意抹黑中國（大陸）。

  我一時想不明白，好在主持人換了話題問我，我開始繼續介紹電影。過了一會，當我從舞台上走下來的時候，這位女生突然拉住我激動地說：你的翻譯是不是台灣人，看樣子應該是台灣人，她在故意歪曲你的講話，她在抹黑中國，她應該是“台獨分子”。

  我說：不，她是天津人。

  她愣了一下突然跑到旁邊的新華社記者那裡，面對攝影機說：剛才那個翻譯歪曲導演的講話，她在西方人面前講中國人不尊敬歷史，中國的歷史是模糊的，你們一定要把這個事情揭露出來。

  我像局外人一樣，站在一邊看着這位女生。

  她將個人、政府、國家概念模糊在了一起，為了虛無的面子，可以無視一切，這就是她的“愛國主義”嗎？

  她的低齡也讓我吃驚，是什麼造就了一個生活在北美的中國女孩如此激烈的國家主義信仰，和如此脆弱的國家信心？

  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北美，讓我遭遇了年輕的“愛國者”。

  晚上電影節放映《海上傳奇》。放映後有一位中國大陸女生，二十歲左右怯生生的樣子，她問：

  導演，我想問你一個會讓你不愉快的問題，你為什麼要拍這樣髒兮兮的上海，拍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給西方人看嗎？

  我說：我在拍上海的某個側面，上海除了浦東、淮海路之外，還有蘇州河兩岸密集的工業區，還有南市那些狹小的弄堂，生活就是這個樣子，上海就是這個樣子。

  女生突然憤怒起來：那你有沒有考慮，你的電影被外國人看到，會影響他們對上海、對中國（大陸）的印象，甚至會影響外國人對中國投資的信心？

  我也憤怒起來：想那麼多外國人幹嗎？就為了那些投資，為了外國人怎麼看中國，我們就忽視一種真實的存在嗎？中國十三億人口中有很多人依舊生活在貧窮的環境中，難道我們可以無視嗎？

  短暫的沉默後，女生對我輕蔑地一笑，說道：是啊！為了祖國的尊嚴，我們當然不應該描述那些人的情況。

  我被她的話驚成了傻子，我突然發現了這些“愛國主義者”的邏輯。他們所謂的“愛國主義”就是基於那些虛幻的國家意識，而忽略活生生人的命運，這其實是畸形的愛國主義。

  脫離人本主義的“愛國主義”是可怕的。

  如果集體迴避我們的社會問題，如果我們的文化沒有能力反映我們生存中的真實困境，未來會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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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傳奇》原名《上海傳奇》，是賈樟柯為2010年上海世博會打造的一部記錄上海變遷的電影紀錄片。2009年5月開拍。訪問上海、香港、台灣等地八十多位相關人士，最終選取十八位名人的訪談，展現上海的百年滄桑。2010年7月2日起，在中國八個城市進行巡迴宣傳。7月14日起，該片在世博園進行為期100天的免費循環放映。此片獲得夏威夷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和第13屆蒙特利爾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大獎；這是中國第一次贏得該獎的國產紀錄片。

  導演賈樟柯認為那兩個小愛國主義者的邏輯“是基於那些虛幻的國家意識，而忽略活生生人的命運，這其實是畸形的愛國主義。脫離人本主義的‘愛國主義’是可怕的”。我看了賈樟柯的感慨也有些吃驚；是的，她們“將個人、政府、國家概念模糊在了一起”，可她倆為什麼要這樣想？至於如何定位這兩個小女生對當今中國的主觀意識，我還真沒怎麼仔細想。

  我當然認同導演賈樟柯看法，就是這些小“愛國者”“將個人、政府、國家概念模糊在了一起”；可民族主義這種情感誰也不能否認。這是因為民族主義是國家概念的基石。我認為，越是經濟上相對落後，文明程度相對差的國家，其國民中的民族主義情結就越狹隘；反之，資本主義發達國的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結就相對包容。不管怎麼說，世界各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結都是有的；然而國家雖然建立在民族主義的基石之上，可國家不能和管理國家的政府劃等號。這在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國家是常識；可在傳統專制制度下的中國大陸，政府由專制者掌握（中共是永久執政黨），國家在中共統治者看來，必須和政府劃等號。中共“建國”實際上是更換中國的政府，但在中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看來，是“改朝換代”。基於這種概念，中共宣傳上一定要把政府和國家混同起來的；進而，中共便“合法”的代表中華民族，成為國家民族主義的化身。至於中國大陸的廣大民眾，那就順理成章地由中共代表了。就這麼個強詞奪理的“邏輯”，老百姓不由自主認同的“邏輯”；在中國歷史上延續兩千年了。老百姓永遠愚民，一切都由統治者恩賜。

  以前我總認為，隨着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對外開放後各種思潮的輸入，中國大陸的國民素質會起根本性的變化。現在看來我太過樂觀，輕視了傳統文化在國民思想認識上的傳承能力。長久地看，中國大陸民眾的思想素質和精神面貌會變化，但這一過程必須建立在傳統中國文化的揚棄上；而這一過程遠比我想象的要長久。在我看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的政客們同樣輕視了中國傳統儒教的力量；在發現中國大陸國力增長，可專制制度並未一點點改變後，過去他們的綏靖政策被看成是無效，“冷戰思維”開始抬頭（有關這點先不談吧。我確實有點說的隨意）。

  既然傳統文化在中華民族中仍然根深蒂固，加上中共不遺餘力的，多少年不斷的“洗腦”，賈樟柯導演驚詫的小“愛國者”的存在不是很正常的嗎？

  我女兒近幾年曾在中國工作過相當長的時間，那會兒她對身邊的國內年輕人有所了解。我問她國內的年輕人持上述兩位小女生的政治觀點的人多嗎？她回答是肯定的，但各種觀點的人都有；不過多數年輕人對國家政治不感興趣，換句話說是不自覺地當“順民”。

  我在想自己為什麼否定專制制度，對中共頑固的堅持一黨專政厭惡？大概和我年輕時的經歷有關。那年頭兒講究“出身”；我父親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我母親是“共產黨的叛徒”，可見我的“出身”有多糟。因為“出身”不好，我在政治上備受歧視，是“下等人”。然而我感覺自己的父母是那麼的“勤勤懇懇地為黨工作”，在思想上也可以說是“無限忠於黨”，怎麼他們就是“革命人民的敵人”了呢？從這點質疑開始，我逐漸反共了。不過當年“出身”不好的還是少數；是精神不正常的毛澤東搞“文革”讓全中國的人厭煩了；尤其是“上山下鄉”運動讓城市生活的人們反感，極其嚴重地影響了自身的物質生活嘛。所以毛一死，沒有群眾基礎的“文革派”很快被政變掉，中共原來的官僚，也就是鄧小平們自然而然地上台。那時的感覺像“改朝換代”，其實沒有。中國老百姓反對“文革”，可並沒有反對一黨專政。我當時雖然在思想深處明確地反對專制，但對民主自由的概念相當模糊。也就是後來到了美國，才逐漸有了點對民主自由的認識。

  從“文革”結束到現在已經好幾十年，中間雖然有過“六四”事件，中共對中國大陸的統治一直是穩固的。鄧小平為首的中共老官僚再次上台後，鄧提出“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經濟上放權，政治權力上寸步不讓。如此說來，只是中共知道“計劃經濟”失敗，於是“放權”了；但政治制度絕不肯改變一點點，中共永遠是統治者。可他們硬是說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是中共領導下取得的。中共政府以“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方式進行宣傳，以樹立其偉大領導者形象，並嚴控國內一切輿論。現在看來這種“洗腦”確實有效果。客觀上中國大陸的民眾也確實在物質生活上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從這個角度看，那兩位小女生如此“愛國”還是有“根據”的了。

  唉，我們每一代人對如何看到歷史發展上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我父母那一代左翼知識分子，他們生長在災難頻仍，戰亂不斷的年代，中華民族飽受世界的輕蔑；同時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讓他們寒心。他們不由自主地被前蘇聯的假象蒙蔽，可以說相信了中共後，致死都沒有改變初衷。他們在我眼裡就是“苦行僧”的形象。我們這一代經歷了“文革”，很多人通過“上山下鄉”的實際生活懂得了中共的“傳說”；因而我們中一代中不乏反共者（當然，每個反共者的思想認識是不同的）。到了我們的下一代，他們沒有經歷過“文革”，生長在中國大陸經濟迅速發展的年代。中國大陸原來人均年收入只有兩百美元，現在居然是國民生產總值世界排名第二；你說他們該怎麼想呢？

  其實還真別太悲觀，畢竟只是其中一部分年輕人像上述的那兩位小“愛國者”這麼想。國內還是有年輕人在思考人的尊嚴，思考平等、自由和民主等等不同的概念，並不斷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