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疫延誤終極真相!“法規眼”挑刺決策機制① |
| 送交者: 格致夫 2020年04月24日10:23:4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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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延誤終極真相!“法規眼”挑刺決策機制① 文:格致夫 引言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全世界已感染513萬人,奪命33萬人!其中,美國這個世界頭號超級大國迅速成為世界疫情頭號超級受害國:截至目前,美國確診病例已達160萬,殞命9.5萬人。令一些美國人心理難以平衡的是,中國這個病毒首爆國,疫情卻早已進入尾聲,工作生活業已逐步恢復正常。這個人口高達美國4倍有餘的國家公布的疫情數據顯示,至今尚不足8.5萬餘人感染,死亡4600餘人。 這兩項數據均只有美國的二十分之一左右!一個紐約州的感染人數都是中國的4倍多,死亡人數更是中國的6倍多!這的確讓包括美國總統川普在內的不少美國人難以置信! 在很多人眼裡,中國當然只是一個14億人的發展中國家,GDP總量雖排世界第二,一人均就沒啥了,也就剛剛超過黎巴倫、哈薩克斯坦這類“不入流”國家的水平,且一直排在美國的窮鄰居墨西哥之後。按此類邏輯,中國還真沒啥可牛叉的。在不少美國和西方人眼裡,中國也就人口稱得上世界頭號大國,更別提“不堪”的國民素質啦! 就這樣一個“不堪”的國家,其疫情竟然能控製得比世界上最發達的美國和西方所有大國都要好!疫情嚴重程度僅排全球第13位,確實令人很多外國人想不通。 與中國之外所有國家新冠疫情之戰至少有了武漢這個前車之鑑都不同,當聞所未聞的新冠病毒悄然襲來時,1100萬武漢人毫無防備,地方各級官員們更未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身處病毒肆虐環境中,當地可敬的醫護人員們甚至處於近乎“裸奔”的危險處境中救治病患! 而最能說明不識病毒猙獰真面目的客觀事實是,1月中旬湖北省和武漢市還分別召開了均有數千人與會的“兩會”,武漢某小區舉辦了一年一度的“萬家宴”(儘管實際情況並非如網上傳播的那般嚴重),包括舉辦迎新春大型文藝匯演。 …… 而在最近長達兩個月時間裡,以美國總統川普為“總指揮”,以國務卿蓬佩奧為“首席執行官”,以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和美國極右翼政客班農(美國總統川普前顧問)等為急先鋒,以總統幕僚團隊以及少數其他右翼政客等為骨幹,不斷指責中國隱瞞疫情,更公開聲稱,新冠病毒是從武漢實驗室流出的!美國一些媒體及個別民間組織亦配合起舞,大肆渲染,對中國進行無端指責。更有甚者,已有個別團體向美國地方法院提起向中國索賠的訴訟案。 正如林肯所說:"你可以在所有的時間欺騙一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時間欺騙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時間欺騙所有的人。" 筆者亦完全同意,欲弄清整個事情的真相,只是瞪大了眼睛是不夠的,必須配備高倍顯微鏡,用最挑剔的眼光,全方位、無死角地仔細審視武漢地方當局防疫抗疫全過程中的一舉一動,不可放過任何可疑線索! 而事實上,中國政府並未否認鍾南山院士等早就明確的說法:武漢疫情初期(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23日封城前),當地醫療機構和相關部門出現未能及時發現、上報疫情,甚至試圖隱瞞部分疫情真相等問題,亦包括地方官員決策與行動遲緩等方面的失誤,導致貽誤最佳抗疫戰機的嚴重後果!否則也不可能發生湖北省衛健委一、二把手迅速被撤換,省、市兩級政府一把手很快走人等火線處置官員事件。 令人遺憾的是,對於上述諸方面失誤、錯誤發生的根本原因,至今仍有太多以訛傳訛、牽強附會的說法和謠傳。而到目前為止,海內外猜測性解讀可謂五花八門。不客氣地講,全部流於膚淺的表面敘事,沒有一家到位的!特別是缺乏從法規與機制層面的深層解讀。 至於他們所謂的信息不透明,難以觸及真相等類理由,準確地說是藉口,在筆者看來,純屬似是而非!足以服人理據的理據並不少,這裡僅提三句話: 1)借用公某已走出其“教義”的哲學家們的一句套話:世界是相互聯繫的; 2)借用本人已否定其政治理論的馬克思的一個論斷: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3)借用筆者認為夠格偉大的哲學大家黑格爾的一個表述:存在即合理!信不信由你,重點是,此“合理”非彼“合理”。 由此,對於武漢疫情初期延宕的真相,不見得一定要掌握所謂的“全部內幕”,只要有足夠的邏輯思維能力——邏輯從來不騙人,再加上目前已足夠詳實的公開信息,弄清整個事情的真相完全可行。下面將進入正題。 (一)幾個首先需要明確的問題 A)幾個原則 B)本系列文依據或援引的國內與國際現行法規: (二)中國法規確立的特別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組織機構的形成 應該這麼說,如果不首先弄清這個基本問題,很可能就無法揭示抗疫之戰錯失良機最根本的癥結所在! 這裡首先應該明確一個問題,很多人並不認同中國已經進入法治社會,不能說完全沒道理。但客觀地看,在該問題上最悲觀的判斷也應該是:中國業已成為“法制”社會——准法治社會。格某經仔細查閱,一個眼前的理據就是,中國有關突發事件和公共衛生安全領域的法規就不下幾十個之多!至於直接原因,無疑與2003年“非典”疫情有莫大關係。換句話說,中國在立法(法制)層面,至少達到了中等法制健全程度國家的水平。當然,毋庸諱言,在守法、執法(法治)層面差距依然很大! 《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的工作原則之一是:依法規範,措施果斷。而基於公開信息和這場新冠肺炎大疫的諸多事實,不難對中國公共衛生安全領域作出另一個基本判斷:對重大或以上級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政府層面整個應對過程足以達到有法可依,並在每個主要環節基本做到了依法行政。 當然不能否認,在依法行政過程中,基層具體執法者在某些環節上出現一些違反侵權的案例。如拒絕醫護人員進入小區、對打麻將者動手,在某些家門上貼封條,拒絕湖北人住店(又沒有定點旅店)等。 1)特別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定義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分級。根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性質、危害程度、涉及範圍,“國家預案”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劃分為特別重大(Ⅰ級)、重大(Ⅱ級)、較大(Ⅲ級)和一般(Ⅳ級)四級。一級特別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包括7種情況,其中的第(2)種是:發生傳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並有擴散趨勢。這就是本次疫情被判定為“特別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法規依據。這點沒毛病。 2)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指揮機構的奧妙 根據上列相關法規,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衛健委)主管全國傳染病防治及其監督管理工作,並在國務院統一領導下,負責組織、協調全國突發公衛事件應急處理工作,以及根據實際需要,提出成立全國突發公衛事件應急指揮部。 與此一致,根據國務院《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國務院應設立國家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指揮部,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和軍隊有關部門組成,國務院主管領導人擔任總指揮。 2003年SARS疫情期間,國務院就成立了“全國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副總理兼衛生部長吳儀出任總指揮,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擔任副總指揮,成員包括衛生部、質檢總局、科技部等多個專業部門的部長或副部長,以及臨危受命的北京市代市長王岐山等。 但令海外某些人不解的是,與上述法規具體規定確實不同,尤其與17年前SARS期間的國務院應急指揮部明顯不同,此次疫情發生後,中共於2020年1月25日成立了一個可謂最高級別的應急領導機構:以總理李克強領銜的“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是王滬寧,成員包括丁薛祥、孫春蘭、黃坤明、蔡奇、王毅、肖捷、趙克志。這個如此高規格的領導小組,無疑直接受中共政治局常委會領導。而事後的統一宣傳口徑則是習一尊“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由於該領導小組規格太高——最低級別成員也是國務委員(王毅、肖捷、趙克志),這導致公共衛生主管部門及其他專業部委官員,如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等技術官僚,均無緣該領導小組。也就是說,這個中央領導小組由清一色的行政官員構成! 沒錯,這是事實,而且這場傳染病疫情恰恰是一種高度技術性的特大突發公衛事件,高度依賴專業技術領域的見解!那麼,這是否就坐實了《蘋果日報》等媒體的指責呢?且慢! 令格某意外的是,海外這幾家大媒體竟然“不知道”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相關事實:作為中央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下設一個很快聞名遐邇的“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組長由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擔任,相當於前方總指揮,副組長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後任湖北省委副書記)兼任,其成員包括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衛健委主要官員等。 重點是,該指導組還下設多達7個工作組!其中就包括由權威專家組成的兩個組:社區防控基層專家組、疫情應對處置工作專家組。這就足以保證專家們的見解能夠為中央指導組所用。 現在回過味來了嗎?中共最高層實際上僅僅在國家層面就建立一個前所未有的、臨時性的、三級應急指揮系統!從法規的“表觀”層面,此舉似乎“違反”了中國相關法規。但從深層法理辨析,這是在相關法規基礎上的一種強化和提升,更有利於保障法規“標的”的實現。也就根本不存在什麼與法規牴觸之說。對上述媒體的盲目指責,最善良的理解,也只能是不了解事實的瞎噴! 而從另一個角度審視,對於特大突發公衛事件,在任何法治國家均屬“准戰時狀態”的概念,臨時突破、廢除某些個法律障礙,援引戰時法規等,均屬合法的、通行的政府行為。 川普在宣布緊急狀態後,鑑於美國極度缺乏醫療防護物資的事實,曾被詬病沒有儘早援引“戰時生產法”!就是一個有反面例證。 3)省級突發公衛事件應急指揮機構成立太遲! 據發表於《柳葉刀》的相關專家論文披露,2019年12月1日,武漢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出現症狀,一周后開始發病,就醫。據金銀潭醫院ICU主任吳文娟透露,該病患是一年過七旬男性,患腦梗、老年痴呆。發病後,先被送武漢市另一家醫院,病情惡化後,於12月29日被轉入金銀潭醫院。該老者家住距離海鮮市場僅四、五站公交位置。此前因患病,就基本不出門,並無前往華南海鮮市場經歷。需特別注意,12月1日這個發病時間是通過流行病學調查,並綜合其家人回憶得出的結論。 至12月10日,武漢另有4人發病,其中出現首例與華南海鮮市場相關的患者。 而本次疫情核心爆發地武漢和湖北省兩級地方政府,雖然依據上列法規,先後成立了應急指揮機構,並依法落實“屬地管理”原則,擔負起對本行政區內突發公衛事件應急處理職責,但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其成立時間! 據新華社消息,武漢市直至首位感染者出現整整6周后的1月20日,才宣布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武漢市市長周先旺任指揮長;而湖北省遲至1月22日才成立由時任省委書記、省長任指揮長的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 遍查中國所有相關法規,雖均無成立各級應急指揮機構的具體時間規定,但該兩級地方政府面對這場特大突發公衛事件,在應急指揮機構的建立上延宕如此之久,從任何意義上都是無法原諒的!畢竟,在這個最重要的基本組織問題上的延誤,後果很嚴重! 包括在最需要及時決策、組織防疫抗疫之戰迅速行動的諸多真正要命環節,失去最基本的組織保障!例如一線醫護人員“裸奔”問題。據報道,張繼先醫生所在科室自行外購的非醫用防護服直至1月29日才完成“歷史使命”被換下!這已經是武漢封城之後又一周的事。 建立省市兩級應急指揮機構的嚴重拖延,是導致武漢抗疫之戰嚴重遲緩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後不久,省市兩級一把手均被罷官,也就是無需大驚小怪的“題中應有之義”了。 相信大家都不會忘記海內外廣為流傳的另類陰謀論:中國早在疫情發生之初或更早,就完全清楚整個疫情是怎麼回事!更有甚者還臆測,中國甚至從一開始知道這場疫情將演變為全球性大災難! 而從武漢市、湖北省兩級地方政府漏洞百出的遲緩反應,倉促應對,尷尬隱瞞真相,以及導致多位主要官員和職能部門官員很快丟官等一系列鐵的事實(限於篇幅,這裡不可能一一列舉),都足以粉碎某些人杜撰出來的這些劣質陰謀論謠言。 假如還有人信之,除非他們是邏輯萌娃——拎不清在此類事情上顯而易見的違法成本與違法收益的嚴重不成比例!如果公某還要對此贅言解釋,那簡直是在侮辱正常讀者的智商了。 而更諷刺的是,這類“中共早知道”陰謀論,怎麼看都像是在異常賣力地曲筆渲染中共最高決策層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預見性!你看,1月25日的中共常委會就拍板在國家層面成立了聞所未聞的、複雜到三級構成的應急指揮系統!這些陰謀論者是不是被中共“大外宣”收買了呢?不看表演看“療效”!有人隱藏太深! 那麼,一個進一步問題是,導致兩級地方政府應急指揮機構設立大大延誤的背後原因又是什麼呢? 按常理,發生此類特大突發公衛事件,各級政府迅速反應和行動是基本常識,任何級別的官員都不可能意識不到這一點。造成此次地方政府這一明顯失誤的背後原因,除了可能的思想認識水平問題、組織領導能力問題等個人方面的原因,反應機制和專業技術支持方面是否也是重要原因呢?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或根本性原因又是什麼呢? 且聽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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