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尤其一大部分台灣人)推崇蔣經國在世所推動的經濟成就，從而大膽進行多階段政治改革，引發台灣寧靜革命，成為世界少見的和平轉型不流血，成功由獨裁轉為民主政體的成就。

這在華人社會尤其醒目，也打破華人不能、不配擁有民主的魔咒及歷史。

新加坡李光耀與蔣經國是好友，新加坡模式與蔣經國時代，有許多一起成功奮鬥的相同故事...

蔣經國已經作古，台灣也已經民主、政黨輪替多次了...，蔣經國的各項改革措施，只剩下歷史文件了..

要初窺蔣經國政治改革時代，陸續推動的各項措施，或許可以由新加坡目前推動改革的措施，了解一、二，畢竟新加坡模式介於獨裁轉型民主中間期程。

這對許多獨裁國家，想邁向民主政體，推動改革進程，別具意義，有重要參考價值。

「政黨輪替」在新加坡似乎毫無可能，為何仍要大費周章舉辦國會選舉？(ZT)

勝選的意義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一向以促進族群和諧、加強國家安全為由，依法限縮人民自由權利，削弱反對黨力量，並巧設選區制度和甄拔人才制度，在不曾中斷過的選舉中繼續保有執政權。近年來人民行動黨仍擴張新式集體資源，並明目張胆地在大選中以之為籌碼，爭取選票支持。如果政權如此穩定，又完全不相信西方的競爭型民主政體及多黨構成的國會制度，那麽長期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政府何必費盡心力定期舉辦國會選舉及補選，每一次都為了制定選舉規則、劃分選區以及分化鬥爭反對黨、控訴並中傷反對黨候選人，投入鉅額資源，搞得人仰馬翻，而且還要這麽樣在乎選舉結果勝敗輸贏。何不節省經費，更有效率的甄拔人才？何況已經長期有效執行的黨內甄拔機制和國會議員「官委議員」（nominated members of parliament，NMP）的設計有可能足以擔當重任？

美國研究中國與亞洲的學者裴敏欣（Minxin Pei）在李光耀逝世後重新詮釋「新加坡模式」好告訴中國如何真正學習新加坡進行改革，他指出，新加坡模式的真正秘密，不是李光耀如何鎮壓政敵或媒體，而是他善於利用民主的選舉及國會機制，透過法制手段維繫政權。不遺餘力地甄拔人才加入執政黨，讓他們參加定期而公開的選舉。雖然不常發生，但執政黨的政治人物如果不慎選輸，一樣失去政壇地位及權勢。新加坡模式正是李光耀利用選舉讓屬下與反對黨競爭，以確保執政黨不腐化、
不會失去競爭力。

至於有競爭性選舉為什麽就能激勵執政黨政治人物不腐敗？新加坡出身的學者Netina Tan引述早已經為眾人所知的政黨政治大師薩托利（G. Sartori）的理論解釋，常常在討論新加坡政治體制時遭到忽略：選舉事實上是人民行動黨政府最重要的政權正當化及政治穩定的機制。選舉對掌權者提供了常態化的民意回饋機制、黨內領導階層汰舊換新的誘因體系、以及任由反對勢力批評的可操控管道、民意不滿情緒的宣洩口，並且藉以決定壓制或吸納異議者。

有得有失的選舉不但用來驗收黨內政治人物表現及爭取民意忠誠的能耐，對於不同選區的各個社區而言，選後社區更新資源的重新分配，剛好形成獎懲機制，警惕反對力量較大的選區下次不再仿效。於是，人民行動黨透過精心設計的選舉制度，在新加坡建立了已開發國家中少見異常鞏固的霸權政黨體制：一方面新加坡的反對黨始終像是得到執政黨特許的組織，在選民心中的形象永遠是二流的角色，無法與人民行動黨匹敵；另一方面，國會中人民行動黨勝選的席次遠遠超過反對黨，平均計算國會有效政黨數目只達到1.03；最後，對選民心裡影響最大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政黨輪替毫無可能，接受人民行動黨的持續統治成了無可避免的選擇。而且，另一個重要的作用：越是遭逢政經危機的當頭，選民就越不敢給改朝換代任何的機會。

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

不論基於建國奠基者的發明、菁英為民主意識型態所洗禮，還是基於實用主義的成果檢驗。無論如何，新加坡選舉制度會持續推動及為確保戰果而微調，以便於繼續從中得到大幅度的勝選，已經成為人民行動黨統治層的確信。明知結果同樣是繼續執政，但對席次百分比仍然錙銖必較；即使在非選舉的平常時期，也是念茲在茲。我的推論是，只有從選舉制度帶給統治者的這種心理效果，我們才能理解新加坡政府為什麽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對民間異議人士施加不成比例的鎮壓手段。

不規則的政治鎮壓周期

質言之，新加坡的不規則的政治鎮壓周期總是隨著每次大選失利的形勢而現身，每次都能在短期內力挽狂瀾，尤其隨著國內政治經濟危機的再度出現，更容易藉之挽回深恐失去一切的選民的民心，終將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衝上民主國家少見的高比例。

1961年，在新加坡仍然為自治邦還沒有正式獨立前，人民行動黨政府以國家安全受威脅為由，通過「內部安全法」。1962年即依據新通過的法律為工具，大肆逮捕左派人士一百多人，除去反對力量，號稱「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store）。1963年9月大選，再度逮捕剩餘的政敵，以此奠定勝利基礎，此後在李光耀領導下獨立的新加坡一黨執政， 大致能有效貫徹統治。

1970年代末石油危機之後，受到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新加坡 一樣面臨停滯兼通膨的問題，人民生活不順利，國家經濟待轉型。1984年的新加坡大選反對黨選票首度增加到三成七，對人民行動黨造成執政警訊，正值新加坡政治菁英第二代準備接班的階段，對大選結果當然更是憂心。不過，經過1986年反對黨元老國會議員惹耶勒南遭指控偽造 「工人黨」賬目，判刑一個月，失掉安順議席，國會中缺乏任何有效制衡的情況下，人民行動黨政府再度先發制人，比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早一步，拔除其眼中「動亂」的根苗。到1987年，李光耀當政下的政府展開行動，除了驅逐在教會中工作的外籍人士之外，有22位天主教會的社會工作人員和專業人士，遭到以參與馬克思主義顛覆活動為由鎮壓，新加坡政府稱為「光譜行動」（Operation Spectrum）。其後尚牽連到協助的律師，政府並禁止律師公會就政治問題提出批評。對逮捕的社會工作人員和專業人士一樣不經公開審判，以內部安全法長期拘禁。但自此之後，人民行動黨選舉得票率的下降趨勢得到遏制。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2001年的大選，得票率甚至再度回到75%以上的超大優勢。

然而，1990年代後期世局的資訊化、全球化階段加速，帶動人口的跨國移動，也創造出許多新的社會組成元素，來自相接近區域其他國家的旅客、長期居留者與工作者、移工（外籍勞工、客工）與跨國婚姻移民短時間大量增加，更常引發族群關係的變動趨向。再者思潮與文化訊息的迅速傳遞，特別在企業菁英文化、通俗文化、學術菁英文化及新興宗教等容易受到全球化影響的領域，更讓全部的社會必須面對包括新興社會運動及後現代文化風潮在內的各類塑造社會文化差異的挑戰。全球化後資訊迅速流通且無遠弗屆，也影響著人民行動黨未來的內部支持，特別是網絡使用者與較為年輕世代的不滿的確存在。和其他年齡層相比，傾向從網絡獲取多元資訊的新加坡年輕人比較不會公開表態支持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但他們的參與比較積極，並非政治冷漠，甚至可能影響老一輩的支持態度。

在上述趨勢下，2011年的新加坡大選，人民行動黨再度創下得票率歷史新低，幾乎要跌破六成。接下來幾年，建國奠基者李光耀的退位、 以至於風燭殘年到辭世，政治接班問題暗潮洶湧。對少年部落客余澎杉的不成比例行動就在此「關鍵時刻」出爐，內外情勢交相擠壓之下，也的確再度喚回新加坡選民心中的危機恐懼感，2015年人民行動黨再度以得票率接近七成的佳績，跌破外界觀察家的眼鏡。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結論

整體而言，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為求確保大幅度的勝選，正當化其統治，在情勢激變下，抓緊每一個因應情勢的可能性，避免政治經濟危機擴大，甚至帶來不可測的惡果。因此從獨立前後開始，新加坡政府鎮壓左派與社運等反對派，運用類似緊急法制的國內安全法，建國以來從未改變。遭到人權侵害者平反不易，違背憲政法理的法令仍持續難改。這樣子具備能力之強勢國家機關，搭配弱勢民間社會與成功經濟發展，使得新加坡成為已開發國家中少見的非民主政體。在統治菁英階層不見分裂跡象，而統治技術愈益成熟的條件下，相比於其他東協創始國，未來可能會是最難轉型建立自由民主體制的國家。

(以上轉自網路關鍵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