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周，中國駐俄羅斯大使在與中國旅俄商業人士對話會上的一番發言轟動世界，也引起國內自媒體的巨大負面反彈。前一天，新聞報導瑞典關閉了所有孔子學院、多半城市結束與相應中國各地的友好城市關係。這兩個事件很容易讓我又想起發生在一月份、很快就被新冠肺炎爆發掩蓋了的一件大事。

    2020年1月8日，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接受瑞典電視台專訪；此次專訪時間很長，這裡根據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官網1月17日登載的內容擇要引用如下：

駐瑞典大使桂從友就媒體的作用和瑞典媒體涉華報道接受瑞典電視台專訪

1月8日，桂從友大使在使館就媒體的作用和瑞典媒體涉華報道接受瑞典電視台專訪。

問：今天想與大使先生討論媒體的作用。您認為媒體的作用是什麼？

桂大使：我認為媒體的作用是在人與人、社會與社會、國家與國家之間架起交流、溝通、理解、合作的橋梁，發揮積極作用。為此，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應當遵循以下準則。第一，要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不能胡說八道、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第二，要傳播友好、友善、團結、合作，而不能煽動敵對、仇視、仇恨；第三，同其他任何行業一樣，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問：您如何描述中國媒體和瑞典媒體之間工作方式的不同？

桂大使：瑞典媒體如何報道瑞典國內事務，我們不干涉。我們關注的是瑞典媒體如何報道中國。我們注意到，瑞典一些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在涉華報道中違反了上述三條準則。比如瑞典有媒體總是無端攻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他們憑什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是全體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理應受到包括瑞典媒體在內的世界各國媒體和人民的歡迎和支持……你應該注意到，中國政府、媒體和人民從來沒有無端地批評指責瑞典政府、媒體和人民。而瑞典有些媒體總是批評、指責、抹黑中國…..瑞典一些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總是無端指責攻擊抹黑中國，在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製造煽動對立、仇恨、隔閡，不知道他們用心何在……

問：我與不少瑞典主流媒體的編輯記者交流過，他們批評中國使館試圖影響他們對華報道的方式。您對此有何評論？

桂大使：我們當然希望瑞典一些媒體和媒體人士改變他們無端批評、惡意攻擊、抹黑指責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報道方式。……希望他們表現出對中國和14億中國人民起碼的尊重，不要試圖干涉中國內政。我經常看到瑞典一些媒體和媒體人士發表惡毒攻擊中國黨和政府的言論，不禁讓我產生一個聯想：一個48公斤級的輕量級拳擊選手，天天跑到一個86公斤級的重量級選手家門口叫囂要打擂台。86公斤級的重量級選手出於友好善意和保護這位輕量級選手的考慮，勸他離開，該幹什麼幹什麼去。但這位輕量級選手不聽勸，執意要打擂台，甚至闖到這個86公斤級選手家裡來了。你認為這位86公斤級選手有什麼選擇？……瑞典一些媒體指責中國沒有人權。中國有14億人，他們應該到中國看看中國人民過着怎樣的幸福生活。中國每年有超過1.5億人次出境遊。如果中國真的像瑞典這些媒體說的那樣沒有人權，中國遊客出境遊後還能高高興興回國嗎？我們難以理解那些批評中國沒有人權的媒體和記者是怎麼捏造出這個結論的，不可思議！

問：如果48公斤級的輕量級選手繼續抹黑中國政府，會有什麼後果？

桂大使：首先，我們會繼續友好地勸他離開，因為他的挑釁會傷害到他本人，而我們不想傷害任何人……

問：《快報》文化版主編稱大使先生就桂敏海案對瑞典政府的評論是在發出“威脅”。您如何評論？

桂大使：就是這樣一個在瑞典和中國身負罪行的罪犯和嫌犯，瑞典一些媒體和人士卻藉此粗暴干涉中國司法主權，干涉中國執法部門依法辦案，這些人難道不是法盲嗎？！瑞典政府為這些干涉中國內政和司法主權的人站台，庇護、慫恿他們，是對中國政府和人民極不友好的行為，當然要承擔後果。問：作為瑞典一項傳統，瑞典媒體不習慣政府對媒體應該報道什麼施加影響。您對此有何看法？

桂大使：中方從不干涉外國內政，從不插手外國事務。中國媒體、人民從不無端批評外國媒體、政府。

……

問：瑞典一些媒體的編輯部稱使館給他們寫信，試圖影響媒體新聞報道的內部程序，干涉新聞自由。您對此怎麼看？

桂大使：他們拒絕我們的善意和去中國親眼看看的邀請，不和我們交流，總是躲在辦公室里批評、指責中國，還不允許我們對他們提出批評嗎？這是什麼邏輯！就像我們今天面對面，如果我一開始就居高臨下、無端惡毒指責污衊你，你會作何反應呢？……希望你和你的同事能多到中國看看，把鏡頭對準中國的普通民眾，聽聽他們的想法和看法。

問：……《瑞典日報》有駐華記者，《快報》也希望向中國派駐記者，但是使館拒絕發放簽證。為什麼會這樣？

桂大使：我們歡迎瑞典記者到中國客觀報道，但他們首先要擯棄對中國的偏見成見，改變錯誤的對華報道方式……而不是抱守對中國的偏見成見、帶着有色眼鏡和放大鏡去中國找問題。……

    從這篇訪談里可以看出，中國外交官員的思維模式和話語體系和西方媒體基本上是在兩個坐標上，因此對起話來，用流行語說就是雞同鴨講：比如說桂大使說“媒體的作用是在人與人、社會與社會、國家與國家之間架起交流、溝通、理解、合作的橋梁，發揮積極作用……要傳播友好、友善、團結、合作，而不能煽動敵對、仇視、仇恨”，而西方新聞學卻認為媒體的目標是發現“人咬狗”；比如桂大使說對中國的批評就是“無端批評、惡意攻擊、抹黑指責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製造煽動對立、仇恨、隔閡……缺乏對14億中國人民起碼的尊重”、就是“試圖干涉中國內政”、就是沒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而西方新聞界卻認為批評與揭露問題在全球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今天恰恰是一個有國際視野媒體的責任、義務、道德和良知；比如桂大使說瑞典公眾為本國公民桂敏海發聲是“粗暴干涉中國司法主權和中國依法辦案”，瑞典政府沒有“友邦驚詫”地按照騰訊“影響國與國關係屬於重大違法違規行為”的規定加以懲治就是“為干涉中國內政和司法主權的人站台，庇護、慫恿他們，是對中國政府和人民極不友好的行為”、就必須承擔後果，而西方媒體卻認為政府干預新聞對另一個國家的報導自由純屬天方夜譚；比如桂大使說政府部門對批評自己的媒體進行教育、訓誡、警告直至懲罰是天經地義，特別是在它們居然敢於“拒絕我們的善意和去中國親眼看看的邀請，不和我們交流”、不給面子的情況下，而西方媒體卻認為大使先生您神經沒錯亂吧？比如桂大使說如果瑞典記者不放棄自己的成見、不按照駐在國喜歡的方式進行報道就不該被允許入境，而西方媒體認為跨國報道是現代文明的交流方式、記者該有獨立見解、外派記者沒有義務為所在國唱讚歌；等等。

在這種“我說前門樓子，他說機槍頭子”的情境下，桂大使說：“我們難以理解那些批評中國沒有人權的媒體和記者是怎麼捏造出這個結論的，不可思議！”我相信這是他發自內心的呼喊。這也許是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也許是文明優劣的劇烈衝突；但不管是什麼，既是無奈，也是無妨，更無關緊要：外交工作，本來就是虛與委蛇、笑裡藏刀、暗渡陳倉、兵不厭詐、虛虛實實、口蜜腹劍；所以“嘴甜心苦、兩面三刀“、“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上頭笑着、腳底下就使絆子”的王熙鳳是第一流的外交家。當然王熙鳳是百年不世出的，在“世上再無王熙鳳”的情形下，退而求次之，二戰時德國駐蘇聯大使舒倫堡和日本駐美國大使野村吉三郎型的也是不錯的選擇。唯一不能要的，就是“將軍外交官”和“將軍大使”。

                                第一流外交家王熙鳳圖像。

後排左三為二戰前德國駐蘇聯大使舒倫堡，他直到最後一刻才知道德國已經向蘇聯不宣而戰。

野村吉三郎，海軍大將、二戰時日本駐美國大使，一個地道但卻追求日美親善的將軍大使；在太平洋戰爭前主持日美談判，成為日本政府掩飾突然襲擊的工具。

“將軍外交官”的特點是愛國情殷、報效意切、天性好戰，以致總是揮舞着戰旗高喊“向我開炮”，所以他們擅長的應該是衝鋒陷陣而不是折衝樽俎。你看桂大使以一國駐外最高外交官之尊、在全世界公認最文明的瑞典、面對最自由無忌的電視媒體，暴怒之下、報效之間，不但用了“胡說八道、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煽動敵對、仇視、仇恨”、“無端批評、惡意攻擊、抹黑指責污衊”這種市井匹夫語言，而且連中國今天都很少人聽得懂、但在桂大使那個年代他耳熟能詳而絕大多數人不寒而慄的文革語言“惡攻”——惡毒攻擊，都習慣成自然的脫口而出了。當然，最精彩的是桂大使那段註定能名垂國際關係史的教科書式的大國宣言：

我經常看到瑞典一些媒體和媒體人士發表惡毒攻擊中國黨和政府的言論， 不禁讓我產生一個聯想：一個48公斤級的輕量級拳擊選手，天天跑到一個86公斤級的重量級選手家門口叫囂要打擂台。86公斤級的重量級選手出於友好善意和保護這位輕量級選手的考慮，勸他離開，該幹什麼幹什麼去。但這位輕量級選手不聽勸，執意要打擂台，甚至闖到這個86公斤級選手家裡來了。你認為這位86公斤級選手有什麼選擇？……（瑞典記者問：如果48公斤級的輕量級選手繼續抹黑中國政府，會有什麼後果？）首先，我們會繼續友好地勸他離開，因為他的挑釁會傷害到他本人，而我們不想傷害任何人……

我說桂大使可以彪炳千秋，是因為在當今世界一百八十多個國家裡的幾萬個大使中，像桂大使這種鏗鏘向陽花兼奇葩，絕對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你無法想象，如果在看了《環球時報》之後，美國大使布蘭斯塔德憤怒地給胡錫進寫信抗議、在中央電視台直播里大飆美國最黑暗年代的謾罵詞語，那成何體統？而桂大使的本領就在於：他這樣講了、做了，至少我們中國人看了、聽了感覺非常自然而且為之喝彩。

當然，如果桂大使在提出上面那個“中國之問”前，能預先更周到地考慮到在這個他並不完全理解的世界上，就是有要以卵擊石的人、就是有要擊鼓罵曹的人、就是有要飛蛾撲火的人、就是有要以身試法的人、就是有想挑滑車的人、就是有想鬥風車的人、就是有想做雄闊海的人。那樣，他就可以自問自回地給出個更加響亮的答案來了。

前面提到的《環球時報》，於2013年2月20日刊登了下面這篇報導（作者：羅萬卡里克，王曉雄譯）：

《澳大利亞人報》2月19日文章，原題：警惕崛起中的中國

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在一本新作中表達了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在格拉漢姆阿莉森等人所著新書《李光耀：大師論中美和世界》中，李說中國是“中央王國”的意思，讓人回想起其主導東亞的年代，“對東南亞，工業化的強大的中國會不會像美國自1945年以來那樣善意呢?新加坡對這個問題不確定。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或越南都不確定。亞洲很多中小國家很擔憂中國可能想恢復昔日的帝國地位，他們擔心可能再次淪為不得不向中國進貢的附庸國。

李光耀說：“中國告訴我們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但當我們做的事惹其不高興時，他們就會說你讓13億人民不高興了，請搞清自己的位置。”他認為，中國須避免犯下德日曾經的錯誤，“我相信中國領導人明白，若與美國展開軍備競爭就會失敗。

看了這篇文章，你會幾乎覺得桂大使簡直像是蓄意在為李光耀的反華論調做背書，或至少像是桂大使受了李光耀的啟示在“洋為中用”、在使用“老娘偷了幾個姓王的你問的是哪一個”式的脫敏治療法——不同的是，他的對象早已不再僅僅是東南亞，而是整個世界。

在新中國成立後，因為草創粗率，一時間外語類學校不足，不得不調用一批面目和藹的將軍們出任駐外大使，也就是中國至今自豪的將軍大使。他們中有姬鵬飛、耿飈、韓念龍、黃震、袁仲賢等等近二十人。這批將軍成為大使後，學外交、學禮儀，干一行愛一行、做一行專一行，去掉土氣和戾氣，再也不摻和戰略和戰爭，更不天天喊打喊殺——雖然他們有的後來還保留着軍銜。他們是真正的將軍大使，比今天那些不安於室的冒牌貨們不知高明出多少倍。在今天專業化分工愈來愈細、外語院校越辦越濫、高校畢業生嚴重過剩和就業難成為了一個重大社會問題的情況下，實在不該也不用再勞駕那些文武雙修的全能者做“將軍大使”了——寧可選擇一批好武成癖、血氣方剛的大使從燈紅酒綠、香肩摩踵的宴會上去到貓耳洞裡統兵布陣、槍林彈雨，做“大使將軍”。

韓念龍，早年任三野三十三軍政委、淞滬警備司令部副政委，建國後歷任駐巴基斯坦大使、桂大使的前任駐瑞典大使、外交部副部長等。

“將軍大使”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絳侯周勃的“厚重少文”——人實在，但書讀的太少；加之平日裡只顧打熬氣血、枕戈待旦，雖為讀書人結果卻分身乏術、不學無術。比如桂大使說：“瑞典有媒體總是無端攻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他們憑什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是全體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理應受到包括瑞典媒體在內的世界各國媒體和人民的歡迎和支持。而瑞典有些媒體總是批評、指責、抹黑中國…..瑞典一些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總是無端指責攻擊抹黑中國，在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製造煽動對立、仇恨、隔閡，不知道他們用心何在”。這就看出功底來了：桂大使明明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繼續革命年代裡成長起來的，理應受過馬克思主義基礎教育，知道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衝突與矛盾是你死我活、不可調和的；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他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我們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他們“無端攻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惡毒攻擊、批評、指責、抹黑中國”、“在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製造煽動對立、仇恨、隔閡”，這是他們階級本性的必然，哪裡還需要問“憑什麼”？桂大使居然還能問得出“是何居心”，這也太實在、太“厚重”、太“少文”、太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了吧？

周勃，西漢太尉、相國、右丞相，被封為絳侯。漢高祖稱他：“厚重少文”。

“將軍大使”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粗獷草莽、事不縈懷、口不經心、易授人柄。比如桂大使說：“中方從不干涉外國內政，從不插手外國事務。中國媒體、人民從不無端批評外國媒體、政府”，桂大使恐怕忘了：遙遠的從新中國開國立業的第一天起，就高舉和懷抱着“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打倒美帝國主義和全世界一切反動派”、“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旗幟和壯志，今天的《環球時報》更是無孔不入、無縫不鑽，最近的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官網上又正式公布了一篇惹得法國大噪、國會沸騰、外長抗議的貶損法國抗疫事實的官方文章；比如桂大使說：“希望你和你的同事能多到中國看看，把鏡頭對準中國的普通民眾，聽聽他們的想法”，瑞典媒體固然不可能深諳中國國情，但桂大使長居國外，看到的都是北歐的童話世界，難免“總把他鄉做故鄉”，即便回國，也是懸浮在食物鏈上端，對世情民意的知曉和瑞典媒體比起來恐怕也是五十步之笑；比如桂大使說：“他們應該到中國看看中國人民過着怎樣的幸福生活。中國每年有超過1.5億人次出境遊。如果中國真的像瑞典這些媒體說的那樣沒有人權，中國遊客出境遊後還能高高興興回國嗎”，沒人否認中國有很多人活的很幸福，比如桂大使和桂大使熟悉的那些人，但很多人活的並不像桂大使和桂大使想象的那麼幸福，更多的人不管在桂大使的眼裡幸不幸福但他們自己的幸福感並不強，另外1.5億人出國又回來了，是否高高興興沒人知道，但回不回來與高不高興沒有關係，桂大使身為駐外大使，再將軍、再不學無術、再怒目金剛，只要不是裝傻，就應該懂得這個簡單的道理吧？

“將軍大使”的這些特點，使他們一系列英雄兒女般行為的效果就打了折扣、事倍功半甚至適得其反，簡直成了自殺性爆炸事件。果然桂大使談話翌日就被瑞典外交部約見抗議、再後被瑞典議員動議驅逐、三個月後瑞典關閉了所有孔子學院和多半城市結束了與相應中國各地的友好城市關係。而他的費盡唇舌，打動、感化、教育、提升了瑞典電視台了嗎？就在當月28日，剛滿10天，瑞典電視台再次播出“惡劣涉華內容”、“散布無恥謊言”、“罔顧事實，顛倒黑白，毫無理性，發泄、散布仇恨和敵視”，顯示了其有惡劣前科的“不道德、反人性”的“醜陋嘴臉”，讓中國大使館不得不沒完沒了的再次惡行循環的談話抗議。當然，桂大使並不真傻，他的獨奏牛雖然沒聽進去，馬——國內外交部卻聽在耳里、記在心頭：“將軍大使”畢竟還是大使，金庸筆下鐵骨錚錚、一根腸子的鐵血將軍趙良棟怎麼比呀！ 

2015年八月那個炎熱、惶惑、艱難和百轉千腸的晚夏里，我類似魯迅筆下高爾礎心中的馬克思一樣，在家事的水火煎熬中斷斷續續地寫成了《中國的外交戰略必須改弦易轍》上半部分。雖然下半部分一直懶得提筆再寫，但好長一段時間我仍然抱着補天填海的幻想。不料的是，形勢比人強，從那之後的將近五年裡，政局愈發糜爛，環境和我、或者說我和環境已經漸行漸遠，實在沒有續貂的必要，而那“上卷書”，恐怕也要畢生藏於深山了。在那篇文章開始，我用很長的一段文字和證據，論述了外交官群體是中國各個領域專業人員中水準最差、職業能力最低的一群，比起西方外交從業者更是幽冥兩隔；並分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現存的職業外交官大多出身於語言專業，屬於翻譯辦外交的同文館水平；剩下一小部分國內正經國際關係或者外交專業出來的，他們接觸的學科體系也只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級別的——當然還有更等而下之的金燦榮一類的野狐禪。既然自暴自棄成這樣的難以救藥，我想那就請諸位駐外外交官們謹言慎行——特別是在不同於以往駐外大使只承擔敦交睦鄰職責而不替代外交部發表宣言的今天；而且以你們的水平尤其不要和外國的電視、報紙打交道，言多必失：而你們在外國人眼裡代表中國政府，在外國的中國人眼裡代表中國。

    這幾天老有中國外交人員被問到如何看待歐美要求和中國一起調查新冠病毒來源一事，這裡面駐歐盟大使水平最高，他的回答可簡化為：“呵呵！”耿爽的回答簡化是：“不好吧，沒這個必要吧！”駐英國大使的回答簡化是：“調查？你什麼意思呀？”駐法國大使的回答簡化是：“你沒事找茬兒，是吧？”；駐澳大利亞大使回答簡化是：“你要調查我就抽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