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錯在哪兒？——疫情泛濫的表與里
作者 龍馬
一
新冠疫情進入世界大流行。
然而，除消息封閉的伊朗是2月份爆發疫情外，以意大利3月9日宣布次日全國封鎖作為標準，其他國家的病例都是在3月份急速上升，壓力嚴峻。
從1月23日武漢乃至湖北進入緊張狀態後，各國大約有一個半月的時間作為緩衝。
對病毒嚴陣以待的港澳台韓國日本新加坡，也許還有其他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當前基本守住了防線。但除此之外，各國各地的防控都不算理想。
第三世界的防控難度可想而知，而歐美國家的教訓在哪兒呢？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在早期，以歐美為代表的國家，幾乎沒有任何防疫措施。1月上旬左右出現武漢輸入病例，對其密切接觸者沒有做詳盡的隔離排查， 社區傳播悄悄發展。而稍後從中國或者伊朗入境的旅客，直接流入社會也不做監控。大型公共活動如常舉辦，密閉空間的人員聚集從未管控。醫院、養老院等高危場所也沒有相應提高戒備。沒有很多人想到要對疑似病例盡力排查確診，隨後追蹤隔離密接接觸人員。
也許世衛組織對國際旅行風險的淡化，負有相當大的責任（而在中國，一段時間內，跨地區旅客都被隔離處理才能放行）。但是，在該組織此前多次發布公告“未發現新冠病毒有人傳人證據”之後，各國並非一定要聽從世衛組織的建議，畢竟他們也有自己的決策研究部門。更何況，僅隔離輸入人員阻止不了社區傳播，只有配合早期檢測並隔離密切接觸者，才能阻止病毒擴散。
此外，各國對防護用品的補充也不盡心。從一月下旬到二月，許多國家的防護用品庫存降低到了歷史低點，但沒有太多的機關和企業緊急組織大規模增產，補充給重要部門。
有些人以為象口罩這類產品，“只有”中國才能快速大規模生產。但其實，存量和增量的高速全自動口罩機，許多不可或缺的關鍵設備中國都需要進口。大部分生產線是靠進口關鍵設備，再搭配國產配套組件，組裝而成。口罩必須的熔噴布的生產線也類似，歐美龍頭企業是熔噴布生產線的上游，在這之後，才是組建生產線，組織熔噴布的生產。
清朝官員曾經對英國人自詡，鐘錶音樂盒“大清也有”，“來自廣州”。各地搶購生產線的新設口罩廠家往往也有類似體驗，生產線往往是採購自“深圳東莞廣州義烏”這些地方。只要是在外向型口岸，就可以新設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口罩機廠家，開始高價銷售口罩機。
若無其事的歐美，在3月初發現疫情在本國也能快速擴散後，方才發現，他們也得組織大量防護用品備用。但此時，“臨時抱佛腳”再來新增口罩機流水線，要從各國下單組建，一時半會也難以到位了。即便新增產線到位，提升產能到可觀產量也需要一段時間。懈怠疫情造成的後果不僅是病例大增，防護用品、醫療救治設備的缺口也隨之指數爆漲。
作為防護用品生產線、相關化工產品生產線、呼吸機和ECMO的上游，歐美目前的許多努力都只會在中後期體現效果。“現在就要”的用品和設備才是亟需。而隔離病人和停工“待在家中”、各地更多醫護人員支援響應等措施，將更早見效，不待新增產能和設備基本到位，就能先遏制住疫情了。
其實，災情較重，防疫措施從而更堅決的地方，出院病人已經多於新增住院病人，存量病人已經開始消退。正如 《這是瘟疫，不是大流感》 一文所敘，存量資源的提升終歸有限，任何國家，即使是發達國家，也必須遏制病人指數增長的爆發勢頭，採取防疫措施。如果實行謹慎的防疫，那麼即使開工復產，社會狀況也仍然將趨於平穩有序。
問題是，這種本可避免的失控，本可大幅減少的患者死傷，其原因何在呢？
二
有些人認為這關繫到“自由民主”的優點或者弊病。但這純屬誤解。只要威脅是現實的，“自由民主”社會採取對應措施毫不為奇。各國都有兵役制度，或者強制徵兵，或者早已授權在戰爭時徵兵。在戰時，郵件通訊會受到管控。在平時，徵稅、機動車和駕駛人辦理證照也是法律強制義務。為了安全而實行的必要強制無處不在。
有一則廣泛傳播的流言說，英國在二戰時有一個“釘.子戶”老婦人，不肯配合修建機場的要求，拒絕拆.遷房屋。對此，丘吉爾說，打納粹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民權，所以下令放棄拆.遷。這種荒謬故事完全沒有常識。為保衛英國的自由，英國早就通過了相關法規，必要時可以徵收、徵用、動員人力物力。商船被武裝，由海軍組織運貨。高樓頂上安排了探照燈和高射炮，居民被安排夜間燈火管制。市民接受躲進防空洞防備空襲的普及教育。年輕人應徵入伍，執行有生命危險的任務。
如果連生命危險都可以加諸徵召的軍人，那重要的戰略行動又有什麼理由一定要給“不聽勸的老婦人”讓位？只要有必要，在給予合適的補償賠償後，戰爭時期修建機場並無不可逾越的障礙。
其實修建機場肯定儘量在空地，要徵用也是考慮低價的農田，怎麼會去拆房子呢。流言沒有給出故事來源，這應該是想當然的杜撰，或者是對某個確有其事歷史逸聞的誤解——杜撰或者誤解所反映出的認識，與以上介紹英國廣泛實施的戰爭動員完全不符。傳播這種對“自由民主”的庸俗化、幼稚化理解，將日常狀態和緊急狀態混為一談，徒增誤解，並無好處。
與之類似，某些匍匐於地、並無權利保障的人，一廂情願也以為——“西方”科學所論證發展出的防疫措施——比如各種醫用口罩的應用、用專屬設施隔離病人、檢疫未知外來人員，等等——只有所謂“專.制”社會才能實行。但很明顯，從東亞鄰居到現在的歐美，各種文化和國情不同的地區都各自施行了必要的防疫對策，許多地方的應對還比較成功。
我們知道，為了防範飛機運輸的安全隱患和恐怖襲擊，所有的航空行李和旅客都要經過仔細安檢、人證對照。為阻止恐怖組織洗.錢和策動襲擊，所有的資金轉賬和電話呼叫也會與“黑名單”核對。植物動物入境的檢疫往往也很嚴格仔細。危險的化學品、輻射物質、病原體更不能隨意製造、交易和運輸，要被監管。各種安全措施實屬司空見慣，全世界都有，從哪兒都看不到部署安全措施就必然需要“極.權”統治一切。隨着世界各國或早或晚地控制住疫情，恢復社會運行，可以很容易看到，只要“腦子裡多根弦”，就能防止病例爆發。伊朗俄羅斯等少數國家的事實更明確地證明，“強力控制”“集權”的社會未必就能避免瘟疫。各國的經驗和教訓，說明的是態度和重視的重要性，而已。
三
由此繼續追問，那為何在二月份整個歐美都如此漫不經心呢？答案也許非常尷尬。懈怠的背後存在傲慢和偏見。日本副首相、財務大臣，前首相麻生太郎曾經在高級別會議上提醒過歐洲國家。就在二月下旬，麻生提醒各國新冠病毒的威脅性時，意大利的與會代表竟然不耐煩地回答，“跟我們無關，那是黃種人得的病”。無辜的意大利人很快就嘗到了惡果。
可是官員的輕視其實反映的是普遍的成見。歐美認為亞非拉廣大地區滋生各種疾病，對此並不放在心上。有人以為是“官員為了經濟指標”而怠慢處理，其實，不僅官員的認識不夠，民間的戒備也一樣不足。沃爾瑪和亞馬遜都有中國子公司，子公司也得努力籌備防疫物資給員工。所以總部知道疫情到來時需要什麼。企業不是政府，沒什麼“經濟指標”“選舉連任”顧慮，但即便如此，沃爾瑪、亞馬遜的本部也沒有提前給員工準備好充分的口罩手套等物資。很多人下意識地認為“我們不是那些亞非拉地區，不會爆發奇怪的病”。只單純責怪掉以輕心的政治家並不全面。
海外的華人朋友們往往也能感到，除非對方本來就有警覺有前瞻性，否則很難成功提醒外國的朋友、同學和同事。即使介紹重災區武漢的慘痛和疾病的傳播力，很多人的反應往往也只是“天哪，太嚇人了”，然後繼續如常的生活。不厭其煩地對個別人介紹瘟疫嚴重，並不能奏效。
官員和民間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專業人員的分析和媒體報道的影響。而在專業分析和媒體報道上，西方國家縱容了錯誤的發生。
不少人聽說過英國曾經有施行“群體免疫”的論點。在最壞的情況下，人類控制不住新冠病毒，被動地被感染許多人。為這種前景準備的措施就可是只好讓人群漸次感染，減輕醫療壓力。相關的早期論文，方法上或許中規中矩，其數據處理和分析卻非常粗糙。
有學者用撤僑數據估算武漢有1.5%左右的人感染。這樣武漢就有十幾萬病人。然後用武漢的重症、病危和病亡數字，去推測人群持續感染時醫療機構的壓力。但實際上，幾百萬有武漢居住旅行史的人都出城去全省全國各地了。是全國的醫療資源，而不是武漢的醫院，在對付有武漢居住旅行史的病人。同樣，武漢的病人也因此被少算了。再後，在確診病例之外，還有一些醫療機構未掌握或者未確診的的病人和病故者。忽略這些情況可能 大大低估醫療機構的壓力、低估病毒傳染速度、低估病毒傳染方式。
有學者在一月下旬和二月中上旬聲言“病毒不是很危險，類似大一點的流感”。且不談住院、重症壓力，僅就病死率而言，因為1月中下旬只是新增感染家庭數的高峰，此後還有家庭內傳播，以及潛伏期、輕症期，所以很多日後的病重、病危病人，病故者，在早期都沒有表現出來。這些數字都會繼續上升。用卡普蘭-邁耶生存分析，將確定的痊癒人數和病亡對比，才是更準確的方法。那樣就能知道，即使在醫療非常充分的情況下，病危和病死率也是不可忽視的數字。用即時數據斷言“就是大點的流感”，少數專家過於輕率。
應該特別指出，有些學者用多種工具推測出武漢有很多院外病例。然後，他們 將通報的確診死亡病例，去除以推測的感染人數，得到一個新的病死率。這種毫不掩飾的膽大妄為讓人驚異：為什麼一邊甩開通報確診數，自建模型算“實際感染數”，卻同時又不去測算“實際病亡數”，轉而用通報確診死亡數呢？這樣的除法有何意義？這樣的論文同時還會忽略前述春運和長病程、病死數延後產生的問題。分子，分母端都不對，從而大大低估病毒威脅性。為搶發文章不考慮質量，這類在頂級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對防疫和行政部門決策產生了相當不利影響。
如果說官僚主義導致公共衛生和行政部門行動慢的話，學術界樂此不疲地使用早期質量過於毛糙的數據作結論，則是行動慢的前因。
而媒體報道則對民間有更大的影響。
四
三月底，有幾家美國媒體的記者，被特意取消資格證，打道回國。筆者看到當時的場景，第一感想只是，對這次疫情而言，記者的報道水準並不合格。
主流外媒限於條件，難以深入採訪。發給國外的報道，往往是浮光掠影，然後加上官方的通告數字。這些數字並不驚人！報道最多加一點補充，“實際的病人和病故者很可能更多”。但看完後不會有太深的印象。
然而，了解實際情況的人應該已經知道，就在“封城”之前，醫院已經難以盡數收容嚴重傳染病人，病人們徒勞地通過公交地鐵和出租車奔波於各個醫院之間，這將帶來更多的感染者。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武漢本地的重症和呼吸科醫護人員，面臨噩夢一般的高壓。不少見慣了死亡的醫護人員痛哭失聲。了解內情的市民也難以入睡，不少人躲在家裡流淚，或者自發組織後勤救援。
這一類場景實在難以廣為傳播，後來那個火爆的“方方封城日記”其實也只能描述悲劇的一角。與“日記”相比，外媒的報道力度實在薄弱，缺少太多撼動人心的內容。作為對比，國內有一批有氣度的媒體，報道得比外媒強得多。所有留存於史的報道無一不是國內媒體所發。
而實際上，國內同行所受到的限制和忌諱比外媒大得多。
所以，那些催人淚下的國內報道，仍然是非常節制、點到為止。
從而可見，外媒在無需真正擔心自身的背景下的報道，多麼蒼白。與“向世界報警”的新聞人共通理想相比，外媒錯過了拯救世界的機會。
最簡單的推理是，如果武漢的實情能打動更廣泛的人，那麼在意大利2月下旬和3月上旬病例快速增長的時候，當地市民自然就會合理地恐慌，順利實行早期的隔離封閉政策，避免和大大減輕後來的瘟疫持續蔓延。
在3月9、10日意大利宣告疫情惡化，瘟疫信息第一次大規模展現給西方人之前，直到3月8日，從馬德里到洛杉磯，各地還在舉行超大規模的聚集活動。儘管當時各地的病例增長一直較快，而了解新冠病毒兇險的市民也反覆勸告，但多數沒有戒心的市民還是參加了那些活動。3月7日，一千多世界各國的人登上了從阿根廷出發的贊丹夫人號遊船。此後船上有4名老人病死，該遊輪始發港、終點港以及途經的南美洲各國都拒絕遊船靠港，船隻只能千里迢迢駛向美國求援入港。
最後，是意大利人真正拉響了西方世界的警報。來自意大利的影像、圖片和文字報道，在外網熱傳時，不少人終于震驚了。如果意大利的消息早幾天傳出，馬德里、洛杉磯和贊丹夫人號郵輪的事將很有機會避免。這恰恰也說明，西方媒體對武漢事態報道的失敗。
五
但是，人們應該繼續追問：為什麼西方媒體難以深刻報道？為什麼學術界也沒有深究當地實際狀況？
有很多西方人，都是以從上往下俯視的角度看亞非拉地區，不能真切感受到其他地區人的痛苦和傷害，只能從表層泛泛看到一些事情，也不願意深入理解。
儘管其中許多人會有“平等”和“尊重”的姿態，但那並不非常真實。就像前期在法國和意大利街頭配合“擁抱一個中國人”活動的，善良的當地人那樣，人們其實並不想深究在亞非拉不斷發生的負面故事。
左派的“文化多元”，“互相容忍”，其實是和亞非拉隔開了距離。真正的道義不在於無限的寬容和容忍，而在於要堅決地設立標準和要求。所謂容忍“國情不同”的另一面就是，對別人的痛苦所在並不真正感興趣。
而右派的孤立主義自然也不必說了，直接就推崇閉門自守，儘管在當今世界，恐怖主義、核擴散和病毒傳播，早已使單純的孤立主義難以成功運行。
回頭看越戰時候的報道，公眾是看到越南平民被捲入，但是沒有媒體願意仔細釐清前因後果、各方的內在邏輯和實際狀況。幾張煽情的圖片，加一點不分青紅皂白的傷感就完了。
最後沒有預案和對策地兩手一甩，留下戰亂的中南半島走了。越南的華人因為很多是小店主或者有點產業，被各種整肅，紛紛“投奔怒海”成為難民。在柬埔寨更發生可怕的慘劇。而這些都是在多年前，其實原本可以預計的事。
這也不是部落戰爭之類“他們自己的事”，因為越南有米格機薩姆2，衝鋒鎗地雷大炮坦克。腐敗落後的南越在有機會象南韓那樣革新現代化之前，就孤立地斷了氣。21世紀，越南方面得到東南亞周邊地下組織援助的消息也當成“歷史”公開了。但沒有人為“這是他們的內戰”一說檢討，等于越南和柬埔寨人的苦難都是輕飄的亞非拉“別人的事”，不就是這樣嗎。
輕視疫情，就有這樣的文化基礎。“畢竟是別的事”。西方媒體人有當然的責任。更準確地說，自由左派的“每個文化各有不同，要包容”，或者孤立主義右派的“只管自己，不要管亞非拉”的基本理念早已不合時宜。其實當年兩派所迴避的俄國問題，越南老撾問題，到現在也沒有迴避成功。病毒繞過紙面上的《世界衛生條例》，繞過脆弱的世界衛生組織，擴散到全世界，其實只不過是以上兩種思想的後果之一而已。
只有保持對外部世界的警覺，從思想深層覺得亞非拉的事關乎全人類，堅持必要時的“干涉”權力，才能夠維持國際組織的高標準，才能維護衛生信息的透明和及時，才能排除新聞傳播的主觀客觀障礙。
世界在人員全球流動的速度和廣度上達到了空前程度，世界經濟也較高度地自由化、大分工，而有關的軟件標準卻完全落後於時代。疫情和相關的後繼問題，不是全球化的失敗，也不是寬容多元的失敗，而是毫無強制標準的多元化、毫無道德要求的全球化的失敗。不是疫情發生地放任了傳播，而是西方放任了世界。
這才是2019新冠病毒疫情泛濫為最嚴重局面、西方國家無法及時對第三世界施加有力援助，全球陷入困境——暫時的困境的最終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