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與莫言 新舊兩時代
《中國網絡民評官百人團》石三生 九州評論·之一千零六十五
聰明常被聰明誤,從此番“新冠病毒”成眾多國家的索賠事件中似乎也能認證了這一點。
本來嘛,新時代什麼都喜歡標榜一個新字,原無可厚非。但這病毒一類,怎麼也可以如此命名呢?冠之一個新字不要緊,一如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誰還好意思與哥倫布去爭頭功呢?再說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果然成立,難道這病毒就不會進化嗎?進化之後的病毒又該如何命名呢?總不能叫“新新冠狀病毒”吧?更不要說,陸媒也報道什麼美國、法官都早於中國發生了“新冠病毒”了。果然他國早有,中國這一“新”字又從何談起呢?
反正啊,石三生我是不知道這新舊時代到底是如何劃分的。親身的經歷,濰坊市委書記、市長、國土局已更新了好幾撥,甚至原來的國土局、房管局都不存在了,我的問題仍如舊。
開篇的閒扯,自然是因為這“新冠病毒”引起,感嘆自己只年過半百,就經離了“新社會”、“新時代”兩大時期。因為不曾生於舊社會,也就無從談起對舊社會的感受,所有的一切,都只能是道聽途說。又因為生於“新社會”(不知新社會是否就是新時代的過去式---舊時代?)的中期,對新社會的感受也只能是半吊子。即便是對這新時代的的感受,因為自身停留在舊時代不能自拔的緣故,也要靠方方之流的文筆,才能或多或少的一知半解。
“新社會”好不好,中共自有定論,但從莫言的筆下可以看出,新社會至少有那麼一個時期,是可以稱之為中國自有文字記載以來最為不堪的時期,一如莫言所說的“1960年春天,在人類歷史上恐怕也是一個黑暗的春天”。莫言身居高位,自然可以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史料,他這麼說,不但有道理,而且還有其自身經歷的佐證,在那篇《感到自己與豬狗沒什麼區別》中,莫言寫道“能吃的東西都吃光了,草根,樹皮,房檐上的草。村子裡幾乎天天死人。都是餓死的…很多吃死人吃紅了眼睛的瘋狗就在那裡等待着,死屍一放下,狗們就撲上去,將死者吞下去…後來有些書寫過那時人吃人的事情,我覺得只能是十分局部的現象。據說我們村的馬四曾經從自己死去的老婆的腿上割肉燒吃…”。
莫言既然感到自己與豬狗相同,想來他也是吃過死人肉的。讓石三生我難以理解的,是有那麼多的野狗不吃,為什麼要人吃人呢?難道那時的莫言村,就已經知道《動物保護法》了嗎?更可笑的,是莫言也許跟豬沒什麼區別,但與狗比起來,只怕是大大的不如了。至今,岳父家的鄰居有一條狗,幾乎每日都要到岳父家串個門,每次去,不論是糖果還是其他什麼食物,只要給它一個,它就立刻走人,絕不貪婪。更可嘆的,是它有一次居然將得到的食物讓給了一隻流浪的板凳狗。
真不知中共是怎麼想的?為什麼莫言筆下的中共國是如此人倫淪喪,還捧他坐到了中國作協副主席的高位上呢?顧曉軍先生曾經批莫言的《紅高粱》渲染揭人皮。但那畢竟是文學不是?與他自身經歷的人吃人相比,日本鬼子揭人皮也算是彼此彼此了吧?不都是沒有了人性嗎?不知千秋萬代之後,後人又該怎麼評價莫言筆下的中共新社會呢?
莫言筆下的新社會堪稱人類歷史上的最黑暗。方方筆下的新時代的武漢,只怕也會被“新新社會”所詬病吧?顧曉軍先生質疑“方方造謠‘殯儀館遍地無主手機,為何不抓?”估計啊,應該與莫言所說的新社會人吃人是一樣的:或許那就是事實;或許,就是中共的潛規則所默許。
多麼匪夷所思啊!莫言、方方筆下的中共新社會、新時代都是如此不堪,卻能招搖過市,甚至傾國之力助莫言獲得諾貝爾獎。而顧曉軍先生的“公正”觀被收納進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里去了,他卻只能被打壓、被“雪藏”。
所謂的新時代,到底新在哪兒呢?
【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