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體育界反共第一人來自足球界非偶然

  ——透視郝海東現象

  郝海東夫婦的公開反共，很明顯郝海東是“主犯”，葉釗穎屬“從犯”，可以說郝海東是中國體育界公開反共的第一人，葉釗穎是第二人。

  筆者在國內曾經當過體育記者，深知：中國體育界公開反共第一人來自足球界，是一個必然現象，因為中國足球界幾乎濃縮着中共體制的所有弊端，用郝海東的來說，就是：

  “中國足球是中國社會的縮影。”（2000年做客央視黃健翔演播室節目語錄）

  中國足球界濃縮的共產黨體制弊端，主要有：

  其一，專制體制下，中國足協完全無視足球規律的“外行領導內行”。

  一是專制長官意志——足協領導越級干預主教練指揮。包括日本、韓國在內，世界各正常國家球隊，無一不實行主教練負責制，但中國國足主教練的自主權，經常遭足協領導破壞。1997年“十強賽”主場打伊朗，勝利在望時戚務生莫名其妙換下李鐵，換上劉軍，導致被伊朗隊連潅四球，以2:4慘敗，據說換人就是足協副主席王俊生的意思。

  足協常務副主席謝亞龍，甚至於2005模仿“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別出心裁地發明了“隊委會領導下的主教練負責制”，從此決定上場球員名單的不是主教練，而是足協官員謝亞龍，總之打贏了是謝亞龍的功勞，打輸了是主教練的責任...結果三年下來，導致中國國足的國際排名，由51名暴跌到87名！  

   二是無視足球運動的規律。

  無視運動員心理規律，大搞“政治掛帥”。郝海東曾回憶：1997年“十強賽”期間，不斷開會增壓，表決心人人過關，以至於隊員壓力大到手腳都僵硬了；1997年國足是職業化以來最強的一屆，成績卻一塌糊塗，政治掛帥、無視足球運動的心理規律就是原因之一；

  無視足球運動的自身規律。以前在計劃經濟年代，因無職業聯賽錘鍊，中國國足體能差是痼疾，往往只能打半場好球；排球教練袁偉民主管足球後搞一刀切，竟以訓練馬拉松隊員的12分鐘跑的體能要求，來要求足球運動員，結果導致許多技術優秀的球員，因通不過12分鐘跑，而進不了國家隊，郝海東這樣的天才，就差點因此而被淘汰。

  袁偉民、王俊生之流，根本不知道足球運動的奔跑，與長跑根本不一樣：馬拉松基本上是均速跑，而足球運動的奔跑是變速跑、變線跑、折返跑，而且有球時和無球時的跑動也不一樣。

  這種以馬拉松運動員的標準硬套足球運動員的荒謬做法，從1995年一直到搞到2000年，才在米盧的建議下廢止。

  中國足協這樣的瞎折騰、一刀切，不要說是培養人才，簡直就是在扼殺人才。

  “12分鐘跑”一票否決制，中國足協能有這樣荒謬政策不奇怪，因為職業化以來，中國足協的領導基本上都是由不懂足球外行擔任：“五連冠”的女排教練袁偉民、學機械學的技術官僚閻世鐸、短跑運動員謝亞龍、乒乓球總教練蔡振華、管理水上運動的職業官僚韋迪...

  為什麼一直由外行領導內行？因為共產黨體育界官場的錦標主義機制，決定了管理中國足球的領導多是外行。因為立功獲獎是中共提拔官員的重要條件，而中國足球長期成績不佳，因此足協的常務領導，就只能從盛產獎盃獎牌的領域提拔，如：女排、乒乓球、跳水等等，這就是中國“足球外行領導內行”現象特別嚴重的原因。

  其二，中共體制的體制性急功近利，導致足球後備人才提前枯竭。在正常國家，足協都承擔起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養責任，但中共國足協卻長期逃避這一責任，其原因就是中共國體育界急功近利的“錦標主義”，足協官員提拔與在任期間的成績掛鈎，而培養青少年是一個長期方見成效的工作，無法給現任足協領導帶來好處，只會讓繼任的領導摘桃子，因此歷任領導都不干。

  當然中國足球後備人才枯竭，責任也不全在足協領導，根本責任在鄧小平、陳雲及繼任中共領導人三十年如一日堅持的“計劃生育”國策，這一大弊政造成了中國“未富先老”，其導致年輕人口崩塌的效應，在2005年之後逐漸浮現，以至於中國全國青少年足球儲備人口由1985年的51萬，暴減到2010年的9000多人，之後繼續探底...“九零後”、“零零後”完全是中國足球人才的斷層，“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於是請什麼大牌的教練（如里皮）都沒用了。

  但是，導致中國足球人才斷層的“計劃生育”，仍然屬於中共體制問題。

  其三，有專制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造成的空前腐敗。

  中國足球1994年開始職業化，只比日本晚了一年，但日本早已形成了成熟的J職業聯賽，而中國的職業聯賽仍然停留在滿清“官督商辦”的境界——政、企不分、管、辦不分，中國足協迄今直接控制聯賽的賽制、賽程、裁判、招商，這就與其他文明國家足協不干預職業聯賽，專職國字號球隊和青少年培養、教練、裁判培訓等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堪稱真正的“中國（共）特色”。

  中國足協以這麼大的專制權力與市場相結合，自然衍生出空前的腐敗，所以中國的“假球黑哨”，就與其他領域的腐敗一樣，迄今是不治之症。

  中國足球所濃縮的共產黨體制弊端，就是中國足球的成績比起日本、韓國，處於一邊倒劣勢的根本原因。本來，中國人的身體條件絲毫不遜於韓國人、日本人，且1996年前後國足人才甚至比韓國還略有優勢...在正常情況下，東亞足球應當形成中、日、韓三足鼎立的局面才對，之所以一直是中國足球一邊倒遭被韓、日兩強蹂躪的局面，就是因為一直以來中國足球被共產黨的體制搞虛了、搞殘了。

  有人說，同樣的體制，為什麼中國乒乓球、羽毛球的成績好呢？這一是因為中國人乒乓球、羽毛球等小球的天賦出色；更因為乒乓球、羽毛球社會性遠不如足球等大球運動：

  乒乓球等小球運動的培養可以精英化，而足球卻是11個人的大型組織性運動，所需要的群眾基礎和社會組織，都遠遠超過乒乓球，所以足球運動受體制的影響，要比乒乓球等小球深得多。

  與之對應的也是：儘管小球運動長期風光，中共國的大球運動成績莫不一塌糊塗，雖然女排和女足曾經曇花一現。

  正因為中國足球界最為全面地濃縮了中共體制的幾乎所有弊端，因此中國足球員，就最容易了解、最深切感受中共體制的弊端，所以，中國體育界反共第一人來自中國足球界，就有着必然性。

  可以說，即便郝海東沒有站出來公開反共，還會有別的足球運動員站出來公開反共。

  當然，郝海東率先於站出來公開反共，難能可貴，是他悟性和良知超人一等的反映。

  郝海東10歲就離開父母，過起了解放軍“八一”體工隊的集體生活，中共國體工隊壓抑個性、體罰盛行、教練專橫粗暴...都是廣為人知的公開秘密，更何況是等級森嚴的解放軍的體工隊？

  因此，有過中國職業球員和解放軍體工隊隊員二重人生的郝海東，就容易特別反感中國的現行體制。

  必須指出：郝海東今天的公開反共行為，並非突如其來，而是其思想觀念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

  早在2000年前後，郝海東就說：“中國足球是中國社會的縮影”；“中國足球腐敗沒治，因為足球改革做成夾生飯...要麼進行徹底的市場化改革，要麼倒退回體工隊時代...郝海東的內心，其實早就是一個異議人士了。

  但是，並不是所有有過同樣經歷的人，都會天然地反叛：同樣遭受壓迫，有的人會反抗，但更多的人是扭曲——比如認同壓迫、甚至與這個壓迫的體制同流合污。

  迄今為止，悟性和良知超出了所有同行，這就是郝海東的閃光點。

曾節明 2020.6.8  晴爽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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