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界反共第一人来自足球界非偶然

  ——透视郝海东现象

  郝海东夫妇的公开反共，很明显郝海东是“主犯”，叶钊颖属“从犯”，可以说郝海东是中国体育界公开反共的第一人，叶钊颖是第二人。

  笔者在国内曾经当过体育记者，深知：中国体育界公开反共第一人来自足球界，是一个必然现象，因为中国足球界几乎浓缩着中共体制的所有弊端，用郝海东的来说，就是：

  “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2000年做客央视黄健翔演播室节目语录）

  中国足球界浓缩的共产党体制弊端，主要有：

  其一，专制体制下，中国足协完全无视足球规律的“外行领导内行”。

  一是专制长官意志——足协领导越级干预主教练指挥。包括日本、韩国在内，世界各正常国家球队，无一不实行主教练负责制，但中国国足主教练的自主权，经常遭足协领导破坏。1997年“十强赛”主场打伊朗，胜利在望时戚务生莫名其妙换下李铁，换上刘军，导致被伊朗队连潅四球，以2:4惨败，据说换人就是足协副主席王俊生的意思。

  足协常务副主席谢亚龙，甚至于2005模仿“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别出心裁地发明了“队委会领导下的主教练负责制”，从此决定上场球员名单的不是主教练，而是足协官员谢亚龙，总之打赢了是谢亚龙的功劳，打输了是主教练的责任...结果三年下来，导致中国国足的国际排名，由51名暴跌到87名！  

   二是无视足球运动的规律。

  无视运动员心理规律，大搞“政治挂帅”。郝海东曾回忆：1997年“十强赛”期间，不断开会增压，表决心人人过关，以至于队员压力大到手脚都僵硬了；1997年国足是职业化以来最强的一届，成绩却一塌糊涂，政治挂帅、无视足球运动的心理规律就是原因之一；

  无视足球运动的自身规律。以前在计划经济年代，因无职业联赛锤炼，中国国足体能差是痼疾，往往只能打半场好球；排球教练袁伟民主管足球后搞一刀切，竟以训练马拉松队员的12分钟跑的体能要求，来要求足球运动员，结果导致许多技术优秀的球员，因通不过12分钟跑，而进不了国家队，郝海东这样的天才，就差点因此而被淘汰。

  袁伟民、王俊生之流，根本不知道足球运动的奔跑，与长跑根本不一样：马拉松基本上是均速跑，而足球运动的奔跑是变速跑、变线跑、折返跑，而且有球时和无球时的跑动也不一样。

  这种以马拉松运动员的标准硬套足球运动员的荒谬做法，从1995年一直到搞到2000年，才在米卢的建议下废止。

  中国足协这样的瞎折腾、一刀切，不要说是培养人才，简直就是在扼杀人才。

  “12分钟跑”一票否决制，中国足协能有这样荒谬政策不奇怪，因为职业化以来，中国足协的领导基本上都是由不懂足球外行担任：“五连冠”的女排教练袁伟民、学机械学的技术官僚阎世铎、短跑运动员谢亚龙、乒乓球总教练蔡振华、管理水上运动的职业官僚韦迪...

  为什么一直由外行领导内行？因为共产党体育界官场的锦标主义机制，决定了管理中国足球的领导多是外行。因为立功获奖是中共提拔官员的重要条件，而中国足球长期成绩不佳，因此足协的常务领导，就只能从盛产奖杯奖牌的领域提拔，如：女排、乒乓球、跳水等等，这就是中国“足球外行领导内行”现象特别严重的原因。

  其二，中共体制的体制性急功近利，导致足球后备人才提前枯竭。在正常国家，足协都承担起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责任，但中共国足协却长期逃避这一责任，其原因就是中共国体育界急功近利的“锦标主义”，足协官员提拔与在任期间的成绩挂钩，而培养青少年是一个长期方见成效的工作，无法给现任足协领导带来好处，只会让继任的领导摘桃子，因此历任领导都不干。

  当然中国足球后备人才枯竭，责任也不全在足协领导，根本责任在邓小平、陈云及继任中共领导人三十年如一日坚持的“计划生育”国策，这一大弊政造成了中国“未富先老”，其导致年轻人口崩塌的效应，在2005年之后逐渐浮现，以至于中国全国青少年足球储备人口由1985年的51万，暴减到2010年的9000多人，之后继续探底...“九零后”、“零零后”完全是中国足球人才的断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于是请什么大牌的教练（如里皮）都没用了。

  但是，导致中国足球人才断层的“计划生育”，仍然属于中共体制问题。

  其三，有专制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空前腐败。

  中国足球1994年开始职业化，只比日本晚了一年，但日本早已形成了成熟的J职业联赛，而中国的职业联赛仍然停留在满清“官督商办”的境界——政、企不分、管、办不分，中国足协迄今直接控制联赛的赛制、赛程、裁判、招商，这就与其他文明国家足协不干预职业联赛，专职国字号球队和青少年培养、教练、裁判培训等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堪称真正的“中国（共）特色”。

  中国足协以这么大的专制权力与市场相结合，自然衍生出空前的腐败，所以中国的“假球黑哨”，就与其他领域的腐败一样，迄今是不治之症。

  中国足球所浓缩的共产党体制弊端，就是中国足球的成绩比起日本、韩国，处于一边倒劣势的根本原因。本来，中国人的身体条件丝毫不逊于韩国人、日本人，且1996年前后国足人才甚至比韩国还略有优势...在正常情况下，东亚足球应当形成中、日、韩三足鼎立的局面才对，之所以一直是中国足球一边倒遭被韩、日两强蹂躏的局面，就是因为一直以来中国足球被共产党的体制搞虚了、搞残了。

  有人说，同样的体制，为什么中国乒乓球、羽毛球的成绩好呢？这一是因为中国人乒乓球、羽毛球等小球的天赋出色；更因为乒乓球、羽毛球社会性远不如足球等大球运动：

  乒乓球等小球运动的培养可以精英化，而足球却是11个人的大型组织性运动，所需要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组织，都远远超过乒乓球，所以足球运动受体制的影响，要比乒乓球等小球深得多。

  与之对应的也是：尽管小球运动长期风光，中共国的大球运动成绩莫不一塌糊涂，虽然女排和女足曾经昙花一现。

  正因为中国足球界最为全面地浓缩了中共体制的几乎所有弊端，因此中国足球员，就最容易了解、最深切感受中共体制的弊端，所以，中国体育界反共第一人来自中国足球界，就有着必然性。

  可以说，即便郝海东没有站出来公开反共，还会有别的足球运动员站出来公开反共。

  当然，郝海东率先于站出来公开反共，难能可贵，是他悟性和良知超人一等的反映。

  郝海东10岁就离开父母，过起了解放军“八一”体工队的集体生活，中共国体工队压抑个性、体罚盛行、教练专横粗暴...都是广为人知的公开秘密，更何况是等级森严的解放军的体工队？

  因此，有过中国职业球员和解放军体工队队员二重人生的郝海东，就容易特别反感中国的现行体制。

  必须指出：郝海东今天的公开反共行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其思想观念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早在2000年前后，郝海东就说：“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中国足球腐败没治，因为足球改革做成夹生饭...要么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要么倒退回体工队时代...郝海东的内心，其实早就是一个异议人士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有过同样经历的人，都会天然地反叛：同样遭受压迫，有的人会反抗，但更多的人是扭曲——比如认同压迫、甚至与这个压迫的体制同流合污。

  迄今为止，悟性和良知超出了所有同行，这就是郝海东的闪光点。

曾节明 2020.6.8  晴爽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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