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的左傾政治正確，已膨脹到了威脅西方國家安全的地步

  此次美國的弗洛伊德事件，客觀地說在美國警察涉非裔的濫用暴力事件中，並非太惡劣，因為涉事警察肖萬並未開槍，而之前許多事件都惡劣得多，有懷疑黑人車內車內有槍，一路追射，數十槍殺死黑人的事件，甚至有女警察僅因黑人小孩手持遊戲機操縱盤，就拔槍射殺的極惡劣案例...但之前這些惡劣得多的案例，遠沒有激起如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大規模騷亂：

  此次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騷亂規模，不僅美國歷史上罕見，而且蔓延到幾乎整個西方世界，眾多與弗洛伊德事件無關的西方國家，都發生了大規模的騷亂，這沒有組織是不可能的。

 在美國，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騷亂，組織的痕跡很明顯，許多約定的示威地點，都有不明人士提前送去了成框的磚塊，以作為打砸和襲警的武器；而多場示威騷亂當中，中共國領使館的鬼影在晃動。

  現在已經證實，此次西方世界“反種族主義大騷亂”的組織者，是極左組織“反法西斯國際”（Antifa)，這個組織一直受到神秘的猶太資本大鱷索羅斯的資助，而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共已然成為Antifa的新資助者，利用“弗洛伊德事件”，中共全面地介入了此次席捲西方世界的“反種族主義騷亂”，利用西方極左派和西方社會的自由，以達到打擊西方政府、搞亂西方社會的險惡目的，正如它當年利用“沈崇事件”，通過地下黨煽點起大規模的反蔣、反美示威遊行騷亂，以達到破壞中美關係、打擊國民黨政府的目的一樣。

  然而明白人卻發現，此次因弗洛伊德事件而起的“反種族主義示威”，卻多處變味，裝進了以政治正確的壟斷話語權，隱性強迫白人給黑人下跪的展示，反倒帶上了種族歧視的色彩，Antifa打着“反法西斯”的堂皇大旗，示威當中打砸頻頻、哄搶處處、甚至破壞法院、焚燒教堂...非但與反法西斯無關，其對傳統和私有財產的蔑視，反倒比法西斯還惡劣——這其實就是包括共產黨在內極左派的共同點，“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打着“自由”、“解放”的光鮮幌子，行的卻是比法西斯還殘暴得多的壓迫和奴役。

  話說回來，中共及索羅斯所代表的極權、陰謀勢力，之所以能在“反種族主義”、“反法西斯”幌子的掩護下，通過極左團體煽點起席捲西方世界大騷亂來，與西方社會日益膨脹的左傾“政治正確”氛圍密不可分，正是因為西方左傾“政治正確”的話語異乎尋常地強勢，所以中共、索羅斯之流用以煽風點火的“反種族主義”、“反法西斯”才在西方社會有着如此廣泛的迷惑性。

  （以致於西方在早已不存在制度性種族歧視、且涉事警察肖萬已受三級謀殺指控的情況下，美國和西方多位政要（尤其是左派政要），紛紛煞有介事地下跪，這等於是鼓勵騷亂者，徒讓中共竊笑） 

  中共要的就是這種效果。左傾政治正確縱容出來的群體騷亂，已經威脅到西方國家安全，之前在比較左傾的西方大國法國就已十分明顯：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就已嚴重地威脅到法國政府的運作；中共顯然開始大力利用這一點，以竭力從內部搞亂美國和西方大國，狙擊美國和西方大國對自己的疫情追責、以及香港問題上的制裁。

  那麼，西方的這種左傾政治正確是怎麼造成的呢？它是“二戰”“反法西斯勝利”的結果：

  因為“二戰”戰敗，以德國、意大利為代表的法西斯在全世界遭到全盤否定、徹底否定；在西方，希特勒和納粹更是迄今被公認作宇宙邪惡之最。

  這顯然顯然有違歷史的公正。因為事實上共產極權比法西斯邪惡得多，而德國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黨，是世界上最早抵禦共產極權的政治力量：

  德國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黨，分別防止了共產極權勢力在德、意上台，而且德、意、日的法西斯政府，於1936年組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反共國際同盟——建立在“反共產國際協定”條約上的“軸心國”集團。

  二、三十年代，法西斯的德國和意大利就象一道防火牆，阻擋着蘇聯（俄）對東歐、中歐、南歐和其他歐洲部分的赤化。如西班牙內戰期間，蘇聯大力支持由西班牙共產黨操控的“人民陣線”進行顛覆戰爭，甚至組建共產主義的“國際縱隊”，開赴西班牙參戰，而英、美非但袖手旁觀，反而對西班牙實施軍火禁運，放任西班牙民族主義政府，被蘇聯支持的共產武裝顛覆——一如它們“二戰”後對大陸中華民國所作的一樣；

  西班牙危難時刻，希特勒緊急派遣納粹“志願軍”參戰抗共，德國和意大利，給予反共的佛朗哥將軍以大力的軍事援助，方才扭轉了局勢，從1936年至1939年，苦戰三年，剿滅了西班牙共產黨武裝；否則，西班牙將淪為世界上第二個共產極權國家。

  同樣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希特勒大力援助中國的蔣介石政府剿共，迫使中共長途流竄（所謂“長征”），幾乎令中共遭到滅頂之災。

   但是，法西斯反共的價值和功績，在“二戰”後連帶遭到否定，簡直一無是處。

  法西斯反共的價值和功績遭連帶否定，毫無歷史公正可言，完全是戰勝者的政治需要：

  其一，“二戰”的勝利，是美、英聯合蘇聯攻滅德、意、日的勝利，出於聯合共產主義的蘇聯需要，英、美當然不好肯定法西斯反共的價值，而蘇聯當然不容許肯定法西斯反共，相反，蘇聯需要竭力誇大法西斯的罪惡，以指控別人的卑鄙，來掩蓋自己的更卑鄙，以凸顯自己“反法西斯”的“合法性”和偉光正的形象；

  其二，英、美的對德作戰的本心，並非為了解救猶太人，英國對德宣戰，更完全是出於維護英帝國霸權的勢力均衡動機；因此，英、美為了“師出有名”，掩護其勾結蘇聯的不光彩一面，也需要竭力強調法西斯的罪惡，而淡化共產主義的罪惡；

  因此，竭力強調法西斯的罪惡，而淡化/迴避共產主義的罪惡，就成了美英蘇三方的共同點；如何強調法西斯的罪惡？大打納粹屠猶牌當然是不二法門；戰勝國的共同政治需要，也就讓精明的猶太人撿得了“世界最大受害群體”的話語壟斷權，從而在世界範圍內獲得了政治優勢地位——這就是為什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冷酷地否認亞美尼亞人在“一戰”中遭受（土耳其人）大屠殺的根本原因，因為承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受害者地位，會損害猶太人的“受害者”地位，這也是猶太人對中國人在“二戰”遭遇的屠殺更為不屑一顧的原因。

  猶太人本來就是共產極權的發明者和最積極的實踐者，他們當然要淡化共產主義的罪行、甚至袒護共產極權，因為如果深挖共產主義的罪惡，必然會挖到他們自己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猶太人拼命強調自己是“全世界的最大受害者”，而美、英、蘇（俄）、中共都樂見這一強調，為什麼？因為猶太人是“全世界的最大受害者”，則納粹就是世界首惡了——則美、英的二戰錯誤、共產黨的罪行統統獲得了掩護。

  因此，“二戰”後，美、英、蘇、猶四方出於共同的政治需要，共同製造了“寧左勿右”的左傾政治正確。

  在這種左傾政治正確的影響下，西方世界明顯地對納粹和共產主義的罪惡持雙重標準——對納粹嚴厲，對共產黨寬鬆，最典型的是矯枉過正、走火入魔的德國：

  二戰後《我的奮鬥》長期被禁，而《列寧選集》、《毛主席語錄》暢行無阻，在今天的德國，公開場合行納粹禮、發表肯定納粹、質疑屠猶的言論要坐牢，而高舉列瘋子、斯大林、毛澤東的像遊行、在柏林街頭揮舞紅旗、跳忠字舞...絕對安然無虞。

  在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也一樣，沾上希特勒和納粹，你會有大麻煩，而高舉毛澤東、扮作紅衛兵，絕對暢行無阻，甚至會引來包括奧巴馬毛粉老婆在內的一大批西方左派的點讚！

  現在的西方世界，許多人穿着印有共產黨殺人犯“切.格瓦拉”大頭像的T恤招搖，好不時髦，悠哉游哉，年輕人競相仿效，但你穿着希特勒、墨索里尼頭像招搖看看，看看會不會成為過街老鼠，或者猶太團體的訴訟目標？

  “二戰”後這種“寧左勿右”的左傾政治正確，就給了共產黨厲行左傾滲透的大好空間。值得注意的是：隨着前蘇聯的歷史逐漸久遠，和中共習近平一夥的回歸共產“初心”，共產極權勢力再次以一種戴着理想主義面具的“反法西斯”、“反種族主義”時髦方式，利用西方底層民眾對種族主義、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對西方社會實施破壞、對西方國家政府實施打擊、甚至是顛覆。

  而戴着“普世價值”面具，長期以來一直扶持中共，並且始終資助西方極左民間組織，以圖謀不軌的反人類猶太種族主義財團，自然為中共利用極左組織的反美反西方，提供了方便之門。

  此次因弗洛伊德事件而起的極左騷亂，規模之大、蔓延之廣，實實在在是二戰左傾政治正確，已經膨脹到危及西方國家安全的地步，亟待西方政界精英猛醒！若象默爾克這樣走下去，二戰後走向另一極端的德國，有可能率先變成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曾節明 2020.6.10 微悶熱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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