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體現“二戰”左傾政治正確的標誌物：波士頓屠猶紀念碑

 最能體現“二戰”左傾政治正確的標誌物，是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的新英格蘭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石碑，這塊碑的基座，銘刻着德國左翼牧師馬丁·尼莫拉的一首懺悔詩，第一段就是：

  “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

    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

  通過這塊舉世聞名的紀念碑，共產黨人全然以受害者的形象展示於全世界，而事實上共產黨人不僅也是加害者、而且在全世界的屠殺和迫害罪行，遠遠超過納粹的罪行！

  由於全世界沒有一個可以與波士頓屠猶紀念碑相比的、紀錄共產黨罪行的著名紀念碑，這就讓馬丁·尼莫拉的那段話，起了巨大的誤導作用，讓世人（尤其西方人）想當然地以為共產黨人是純然的受害者，共產黨即使犯下罪行，也是有別於納粹的“理想主義的過錯”——可以說，波士頓屠猶紀念碑上的馬丁·尼莫拉詩作，對掩護和淡化共產主義的罪行，起了極其巨大的作用。

  其實，為什麼全世界沒有一塊與納粹屠猶紀念碑相提並論的共產主義罪惡紀念碑？這本身就是“二戰”左傾政治正確的算計產物，而決非一個偶然。如果“二戰”大樹共產主義罪惡紀念碑，就不同程度地犯了曾經結盟的美、蘇、英三方所忌，而只有大樹納粹屠猶的紀念碑，才是美、英、蘇、猶四方的最樂見。

  所以，納粹屠猶的紀念碑、紀念遺址才會牢牢占據世界悲情紀念的主角，納粹屠猶紀念碑，在德國樹、在以色列樹、還樹到了美國來；而好萊塢反映納粹迫害猶太人的電影汗牛充棟，與之對比鮮明的是：西方有幾部反映共產黨迫害和屠殺的影片？

  有人不以為然，說：怎麼能拿波士頓的屠猶紀念碑說事呢？美國現在不照樣樹起了“六四”屠殺紀念碑嗎？但二者能相提並論嗎？況且，中共國絕對禁止“六四”紀念物，所以中國民運才不得不在美國樹“六四”屠殺紀念碑，德國或哪個歐洲國家禁止紀念納粹屠猶了麼？

  在這種左傾政治正確的影響下，西方世界明顯地對納粹和共產主義的罪惡持雙重標準——對納粹嚴厲，對共產黨寬鬆，最典型的是矯枉過正、走火入魔的德國：

  二戰後《我的奮鬥》長期被禁，而《列寧選集》、《毛主席語錄》暢行無阻，在今天的德國，公開場合行納粹禮、發表肯定納粹、質疑屠猶的言論要坐牢，而高舉列瘋子、斯大林、毛澤東的像遊行、在柏林街頭揮舞紅旗、跳忠字舞...絕對安然無虞。

  在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也一樣，沾上希特勒和納粹，你會有大麻煩，而高舉毛澤東、扮作紅衛兵，絕對暢行無阻，甚至會引來包括奧巴馬毛粉老婆在內的一大批西方左派的點讚！

  現在的西方世界，許多人穿着印有共產黨殺人犯“切.格瓦拉”大頭像的T恤招搖，好不時髦，悠哉游哉，年輕人競相仿效，但你穿着希特勒、墨索里尼頭像招搖看看，看看會不會成為過街老鼠，或者猶太團體的訴訟目標？

  “二戰”後這種“寧左勿右”的左傾政治正確，就給了共產黨厲行左傾滲透的大好空間。值得注意的是：隨着前蘇聯的歷史逐漸久遠，和中共習近平一夥的回歸共產“初心”，共產極權勢力再次以一種戴着理想主義面具的“反法西斯”、“反種族主義”時髦方式，利用西方底層民眾對種族主義、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對西方社會實施破壞、對西方國家政府實施打擊、甚至是顛覆。

  此次因弗洛伊德事件而起、蔓延全美和整個西方世界的左傾騷亂，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曾節明  2020.6.11 晴爽微熱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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