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來源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據說來源於“鄧小平理論”，來源於總設計師鄧小平設計的那個“既要搞市場經濟又要堅持黨的領導和堅持社會主義”(所謂四項基本原則），美其名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出爐後不久就在1989年遇到了挑戰，用黨的領導+社會主義來搞市場經濟的結果就是黨領導的兒子們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緊俏物資低價拿來到市場上賣高價（俗稱“官倒”），這一中國特色立刻被均貧富了幾十年的中國人羨慕得眼睛都綠了，於是由學生們挑頭，全體市民參與的占領天安門廣場運動堅決要求懲治黨領導的兒子們並要求改革這個黨逼它走真正的市場經濟。總設計師怕自己兒子被清算，於是聯合“堅持社會主義”的那一派，豎起“堅持黨領導”的大旗，給占領廣場的人安上個“反革命暴亂”的罪名，在該年6月4日凌晨用坦克和機槍把這些學生和市民都給突突了（六四鎮壓）。

 “六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次應對挑戰並成功取得了勝利，從此“中國特色”就有了一個核心思想，那就是“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任何時候不動搖，哪怕是為黨好給黨提建議也不行，換句話就是：黨要有絕對權威，走自己的路不容他人置喙，黨魁更要有絕對權力特別是軍權，而且誰不聽話就突突誰。

“執政黨的黨魁可以給民眾一些激烈的訴求表達扣上“暴亂”的帽子並動用正規軍進行鎮壓”這一中國特色着實讓一些人羨慕，比如當年的美國某房地產商人就對北京當局“動用正規軍來強力鎮壓民眾騷亂”羨慕不已。後來該商人當了總統還念念不忘這種中國特色，當BLM運動出現一些搶劫商店現象後就急匆匆要求國防部長調軍隊進城鎮壓，連其粉絲議員科頓也發文呼籲出動軍隊。

不過當年鄧小平還是有足夠的自知之明也是個實用主義者，他心裡知道這市場經濟是以自由競爭為基礎的，沒辦法由什麼人來領導，所以六四之後他在政治上加強黨的領導同時又在經濟上搞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和廠長經理負責制，這才把掛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羊頭的市場經濟勉強做了下去，實現了中國經濟的起飛。

其實由解除黨的領導帶來的經濟起飛本身就證實了“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是錯的，不過既然那只是顆掛着的羊頭，大家也沒人去計較那些口吐蓮花的東西了，至於在政治上堅持黨領導，中國人就不在意了，所謂“政治和人權能填飽肚子嗎？”和“錢不比啥都更重要嗎？”的問答對富起來的中國人可太有說服力了。

結果呢你還別說，幾十年下來，中國獨有的這種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特色經濟騰飛”還真讓那些增長率只有1%-3%的西方發達國家裡的經濟專家們羨慕得直流口水，以至於某些磚家開始鼓吹“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中國趕超美國只是時間問題”等類似理論。

而鄧之後的黨領導人一看這個“壓住政改，放開經改”的中國特色不但能把經濟搞上去，還能讓黨繼續在社會各層面實行“黨的領導”並順帶着讓黨領導們往個人兜里撈錢，哇！頓時對鄧老的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頂禮膜拜得一塌糊塗，於是把“中國特色”當成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藥，無論是什麼政策和國策還是理論和思想，要是不在前面加上“中國特色”這四個字，根本就拿不到兩會和黨代會上去討論和宣讀。如此這般經過江胡兩代領導人的探索，應用和反覆錘鍊，“中國特色”已經被黨魁們練得爐火純青了。

等到了趙家二代習近平上來當老爺時，卻對江胡練就的“中國特色”頗有微詞，指責說：“你們這樣大家一起貪還不早晚把我們趙家的家底都敗光了，以後只許我們趙家人往兜里揣錢，其他人都給我老老實實地在趙家打工，一個子兒也不許多拿”。然後習老爺還把歷屆黨代會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鐵打不動的冠名給改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江胡一看，這“中國特色”四個字是從鄧老爺子那里來的，歷來都是放在最前面的定語，這習老爺一上來就把“習近平新時代”放最前面了，難不成是要重新定義“中國特色”？

後來王國師出來解釋了：這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我們習老爺當初在梁家河時就琢磨好的。這江胡一聽更是疑惑了：習到梁家河那可是文革時期，那個時候中國經濟不但還沒起飛，連中國特色這一說也還沒被鄧老爺子提出來呀！敢情咱哥倆練了一輩子的九陰真經，人家毛頭小伙在梁家河只幾年就無師自通地練成了，這可真是“後浪把前浪拍死在沙灘上”。

其實江胡不知道的是，別看習老爺當年到梁家河時還是毛頭小子，可卻有毛太祖的語錄傍身，甚至在滿炕都是虱子的睡夢中多次得到過毛太祖手把手教的真傳。習老爺掌權後本來是想徹底拋棄鄧的那個“中國特色”直接上“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思想”，這才是在梁家河練成的乾貨，可是最後被王國師給勸阻了。

王國師勸說道：前面不加“中國特色”四個字的社會主義思想肯定是中外都沒人買賬，沒人聽的，宣傳起來難度極大，反對的人也極多（包括一些趙家人），而只要加上這四個字，大家就聽着順耳，就會有人崇拜，因為大家已經習慣性地把這四個字當成好東西了。習老爺一想也在理，反正這四個字也是羊頭，就掛着它也不礙我干正事，大家接受的還快。

就這樣，習老爺瞞天過海地繼續用中國特色四個字做社會主義宣傳，在開始一段時間還真讓不少人覺得高興，中外人士都美滋滋地想：前面加上“習近平新時代”無非就是多掛了一顆羊頭，我不管你掛幾顆羊頭，只要能吃到狗肉就可以繼續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好日子。可是時間一長了，大家都覺得不對勁，怎麼買回來的狗肉常常吃起來總有股子臭味，似有一股狗屎味呢？

幾個回合下來，大家終於搞明白了，習老爺上台前江胡時代的那個“中國特色”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而習老爺上台後在前面加了“習近平新時代”定語的這個“中國特色”是掛羊頭賣狗屎的！

遠的什麼如“中國夢”，戰狼外交，修憲搞終身制，搞口袋罪治國等就不說了（太多也說不過來），我們下面就說說最近出台極具中國特色的《港區國安法》是如何掛着羊頭賣臭狗屎的，而且臭的把地球人差點熏暈過去。

一．這港區國安法的第一條就說要“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可看看該法下面訂立的條款卻全是在制度上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這些方針的。

1. 該法規定成立獨立於港區政府國安委來總管國安事務，並規定國安委工作不受香港其它機構干涉，工作訊息不公開，決定不受司法覆核。

2. 該法規定在警務處和律政司各設立專職國安處獨立履行國安的執法和司法，且其首長任命需要由國安公署同意。該法還規定審理國安案件的法官要由特首指定。

3. 該法第43條給予警務處下屬的國安處以超越香港法律規定的秘密警察特權，包括未經司法授權的如下行為：搜查嫌疑人居所和設備，扣押嫌疑人護照，凍結沒收嫌疑人財物，要求電信服務商交出個人隱私或對個人進行監聽等。完全徹底使國安處蓋世太保化。

4. 該法規定設立直屬中央的國安公署並賦予其超越港府和香港法律地位的特權，該法還規定國安公署可以自己選擇繞過港府獨自管轄的案件，並獨自履行執法以及會同大陸獨自進行司法審判和執行刑罰（即送中按大陸刑法）的超級蓋世太保特權。

5. 該法規定由中央派駐國安委一個正省部級的名頭為“國安顧問”的特派員，同時又規定由特派員下屬副省部級的國安公署來“監督指導”國安委主席的工作。

可以看出，雖然該法表面上說港府擁有國安事務的管轄權，還給特首安了一個國安委主席的虛位，可是卻在港府的執法，司法和審判各環節建立了一套獨立運作不受法律監督的小體系，並且實際上該小體系從上到下，從人事任免到工作領導全都掌控在中央的國安顧問手裡，還賦予了小體系裡的國安處以超越司法的秘密警察特權。換句話說就是，表面上掛着“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大羊頭，實際上在法律制度安排上已經是由中央對香港的政治事務進行全權管治,而且基本上是獨立於香港既有司法體系之外也不受其約束的，連港府特首也在制度上是可以被架空的（以防萬一某屆特首不那麼聽話）。如果這也可以叫“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那就沒人能解釋什麼是“一國一制和中央治港”了。

我猜想這個奇葩的大羊頭至少有一個人會羨慕，就是那個被川普炒掉的博爾頓。

估計博爾頓一定會浮想聯翩：如果美國的國安法規定我的下屬，副國家安全顧問，有權力“監督指導”行政首長川普，那我可要爽歪歪了！那川普老兒就要給我洗腳舔腚了！

說到“特首被指導工作”這事兒，最近有個地主級別的老粉紅和我爭論如下：“指導不是領導”。

我聽了他的爭辯，不由想起有一次去東莞出差看見一間洗頭房門口站着個穿着清涼厚施粉黛的小妹妹喊“洗剪吹一條龍服務包你滿意”在招攬生意。如果拋開事務背景環境單純從語言學看，小妹妹招攬的話語確是正常洗頭生意，就象實際語言應用環境中確實會有級別低的技術人員在技術上指導級別高的行政人員那種“指導不是領導”之情況。但香港的國安事務是極具政治色彩的行政管理背景，在這個背景環境下你說“指導不是領導”這種辯解不就象是辯解說“那個穿着清涼的東莞洗頭房小妹妹不是在賣淫”一樣令人捧腹嗎？

二．這港區國安法第四條特別強調要尊重和保障人權，保障個人思想，言論，信仰（包括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保障新聞出版自由，保障結社，集會，遊行的權利和自由，要港府履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但轉身就在下面定義了組織，策劃，實施四大類國安罪的每一條後面都加上一條說“煽動，協助，教唆和資助”等涉及個人言論，思想，信仰範圍內的行為也屬於犯罪，並且還不給出判定標準。這等於是把這些涉及個人言論，思想，信仰自由範疇的行為是否犯罪完全交給法官憑其主觀判定（因該法還規定了國安案件審判不設陪審團），而法官又是經特首這個被國安顧問領導的傀儡所指定的，如此根本就看不出該法是如何有誠意地要保障個人言論自由。

其實分辨個人思想，言論和信仰的範疇是很簡單的事，就兩個標準：第一看你有沒有組織和實施的行動，第二看你有沒有參加某個有行動綱領的組織團體。如果都沒有，哪怕是個人在遊行中的單獨表達都屬於個人思想，言論和信仰自由。這麼簡單的標準港區國安法硬是不予明確，顯然是有意要遏制而不是保障個人的那些自由。

更令人不齒的是該法還界定“個人請求或遊說外國政府或機構對港府或中央政府進行制裁或其它敵對行動”的都是犯罪，還有“由個人言論引發香港居民產生對港府或中央政府憎恨的”也都是犯罪。

這個犯罪界定就明顯是在禁言打壓和刑罰個人言論自由了，要知道外國政府和別人都是有獨立思考和獨立法人地位的，他國政府是否制裁港府以及他人是否憎恨港府是他們各自根據自身立場和自身利益做出的決定，與請求遊說者何干？這種把不相關的另一個人的請求和遊說界定為犯罪，而且把個人內心憎恨也界定為犯罪可說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荒唐和奇葩。大家都知道春秋戰國時代的政治家以及王侯們對百家學說和請求遊說敵國或第三國的個人是何等的包容，都沒把這種行為界定為犯罪，可見習近平新時代遠遠不如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再掛上個“保障個人言論自由”的羊頭我看連古代的王侯到要笑破肚子了。

三．港區國安法第50條規定了國安公署要遵守香港法律，可是轉身就在第57條和第60條中賦予國安公署不但不受香港法律約束而且要求香港所有機構和個人必須遵守其指令的超級特權，賦予國安公署不受港府和司法的管轄並享受香港法律豁免的超級外交特權。

這種如此低級醜陋的掛羊頭還不如光明正大地直接授權國安公署可以象在大陸那樣在港行事更讓人覺得國安公署名副其實，也更讓人知道中央想要在香港貫徹自己意志和把香港大陸化的決心，這種低級的羊頭不但越發抹黑了國安公署的形象而且讓人覺得如同吞了蒼蠅一般地噁心。

粗看了一下《港區國安法），一眼就看到了這三顆高掛的羊頭，也許還有更多我沒看到的，但實在不想再看了，看到這兒已經快吐了。

嗚呼哀哉！痛哉！ 那個還能吃狗肉的“中國特色”走了，一個只能聞着狗屎味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來了，可憐我的東方之珠正在被新時代的狗屎所玷污和淹沒！

4^th July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