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之聲》（115）評“中國是如何欺騙香港的”

無套褲漢20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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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勇軍進行曲》第一句出現在香港（圖）

中國是如何欺騙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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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

《紐約時報》漢語版 2020年7月3日

評論部分由【┅】顯示。

【我把“中文版”置換為“漢語版”是有原因的。因為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幾乎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其中作為多數族裔的漢語是中國的主流語言和文字，但不是唯一的。既然我們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就不應該獨樹漢語一種，而把其他民族的語文予以忽視或妄自尊大、獨崇漢語，以至把漢語說成中文的錯誤。希望《紐時》能夠推出維吾爾語、藏語、蒙語、壯語等少數族語的各個版本。】

周二，香港一名警察在反對新國家安全法的抗議者附近站崗。該法將威脅中國國家統一等行為定為犯罪，包括要求香港脫離大陸獨立的呼籲。

【作者說中國欺騙香港，這句話語意含混不清。正確的說法應當是：特色黨·中修叛徒復辟盜國集團及其非法偽政權欺騙香港人民。中國指由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獨裁統治和法西斯式專政的國家——這個資產階級統治的暴力機器，在這個國家裡，人民群眾不掌握政權，因此處於“三無”地位——無權、無錢、無勢，是特盜集團實行法西斯式專政、剝削、壓迫的對象，因此不再如同毛主席時代的人民那樣是國家的主人，如今的人民成為了美中兩個資產階級的共同僱傭奴隸，因此他們不能對這個官買資產階級法西斯式的國家的倒行逆施、為非作歹、謊言欺騙和指鹿為馬種種惡行劣跡負有任何政治責任。由於特盜集團利用了四十四年前一場反革命軍事政變強暴了原先由毛主席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專政的國家，我們應當正本清源，把“凱撒的歸凱撒”，冤有頭債有主，欺騙香港人民的不是中國更不是中國人民，而是作為人類公敵的特盜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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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香港市民一直堅持要求真普選及其他權利，但都遭到拒絕，而在周二，中國再次明確立場，用立法對這些訴求予以迎頭痛擊。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民要求真普選和自由批評監督行政當局的權利雖然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有其一定程度上的意義，例如表達不滿情緒和抗議遊行示威的政治權利，等等，但是由於區民不掌握政權，他們的權利僅止於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沒有實際意義；實際權力完全被港陸美三個資產階級聯合起來的獨裁統治所壟斷，特別是大陸變本加厲實行法西斯式專政、與民為敵、為非作歹、貪污腐化、謊言欺騙等突出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勞動者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獨裁統治，嚴重扭曲了真普選及其他權利的實質性與可行性。它用立法來反對訴求只是一種補充，立法之前早就運用實質控制香港的暴力反對訴求二十三年之久了，最近的立法不過是火上澆油、為非作歹更上層樓罷了。】

它挑選了7月1日這一三重紀念日——中國共產黨誕辰（1921年）、英國將香港移交給中國（1997年）和民主活動人士闖入立法會（2019年）——的前夕通過了一項嚴厲的國家安全法，這將永遠損害香港的政治自由，阻礙它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關係。

【七一建立真共產黨的節日根本與以謊言起家的特色黨·中修叛復盜集團這個渾水摸魚的假共產黨毫無事實上的關係。特盜集團為了掩蓋自己背叛真共產黨和毛主席繼續革命路線，千方百計地胡說自己是“共產黨”。廣大人民群眾在政治上有很高的是非對錯真偽方面的識別力。只有那些企圖乘機抹黑真共產黨的搗亂者、帝霸修反的走卒們才不顧事實真相及人民群眾的反對，隨聲附和特盜集團，意圖矇混過關，他們污衊地說：真共與假共並無區別，都一樣不民主、不自由、不為人民服務而只為資本家階級或走資派官僚階級服務。事實上，毛主席正是為人民群眾爭取最完善和真實的民主權利才去發動文革打倒走資派的。這群帝霸修反的辯護士無視事實真相，為抹黑真共和文革，而倒打一耙，其險惡用心不下於臭名昭著的特盜集團謊稱自己是所謂共產黨的自欺欺人程度。】

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擁有獨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然而，這項新法是由北京提出、北京起草、北京頒布的。

它於周二晚公布後立即生效，這也是它的內容首次公之於眾。

【行政、立法、司法所謂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政治制度乍聽起來雖然令人興奮不已，但是一旦實行起來，就不是那麼真實靈驗、那麼合情合理了。根本原因在於：如同人民群眾要求真普選和自由批評監督行政當局的權利一樣， 由於香港人民沒有自己的政權——政權被握在港陸美三個資本家階級的手裡，人民的三權不過是口頭上好聽的、“民主”櫥窗里的擺設，因為其實際運作完全受制於資本家階級獨裁統治。這三個階級從人事權、財政權、行政權、暴力權、選舉權、司法權、立法權、監督權、發言權、抗議權到┅無不被牢牢地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裡。每年一次的選舉對象——候選人也都是資產階級認可才能被提名並被同意出現在選票上的，因此，反對統治階級的選舉對象是不存在的、即使出現也是不得提名的，更不可能被“公正地”對待的。這種由資產階級獨裁統治下取得的所謂選舉權形同虛設，不過是應景的把戲，不管選哪個都一樣，愚弄選民的走過場，掩蓋資產階級獨裁統治或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遮羞布罷了。

和資產階級獨裁統治下的“民主”權利一樣，立法司法等權利無不握在資產階級的手裡，人民群眾只有守法的義務，而沒有建立和執行有利於自己的法律的權利。法律作為立於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思想、觀念、政治、文化、宗教、道德、哲學、學術、教育、言論、法律的一個組成部分，離不開經濟基礎的支配作用，即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如果異想天開地認為法律是屬於人民群眾的和為人民群眾的利益設置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完全相反，所有上層建築及其實行的權利無不被屬於資產階級這個統治階級，人民群眾是，也僅僅是，統治的對象而不是主體。所以馬克思說：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其統治思想無不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同樣，可以類推到其他的上層建築方面。人民群眾除非掌握屬於自己的或由自己擔任統治階級的政權，其權利不但極其有限而且無法當家做主。

香港人民和內地人民一樣，必須通過革命起義和鬥爭，掌握住自己的人民民主革命專政的政權，然後才得以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和享受真正的當家做主權力。】

該法將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主義以及“與外國勢力勾結，危害國家安全”定為犯罪。這些類別中的一些罪行可判處無期徒刑。僅破壞財物一項就可構成恐怖主義。

性質特別嚴重的案件可能被移送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院根據大陸的刑事訴訟法指定其他法院進行審理，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判處死刑。香港於1993年廢除死刑，自1966年以來沒有執行過任何死刑。

地方法規與這個新法不一致的，適用該法規定。北京將成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北京任命的一名顧問將會加入，監督該法的實施。委員會的工作不會公開，也不會接受司法審查。

香港行政長官將任命特別法官審理國家安全案件，律政司長可以拒絕由陪審團進行審理。北京擁有該法的最終解釋權。

法案第37和38條的意思似乎是，該法在世界各地都具有效力——不僅適用於身處海外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本地實體，也適用於“不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但在香港“以外”犯罪的人。

雖然被稱為“國家安全”法，但其真正目的是壓制這座城市已有數十年歷史的民主運動——近年來，隨着北京加強鎮壓，這些運動愈發激烈，一些年輕人呼籲香港完全獨立。

周二，一些政治組織的領導人迅速宣布解散消息，此前中國曾指責這些組織煽動分裂主義。

政治敏銳的香港人非常清楚中國政府熱衷對政敵提出虛假指控。

一些外國政府也是如此。華盛頓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對那些被認為違反了大陸對香港義務的官員進行制裁。周二，它又禁止向香港出口國防裝備，並稱將開始取消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並正確地指出，香港不再被視為擁有很大的自主權。

歐盟議會最近通過了一項（不具有約束力的）決議，敦促成員國在該法獲得通過的情況下將中國入稟聯合國國際法院。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承諾為約300萬符合條件的香港人到他的國家生活和工作提供幫助。台灣政府表示，將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向一些香港人提供庇護。

但即便是同情今日香港困境的外國政客，也應為此承擔一些責任——哪怕只是出於對北京初衷一廂情願的猜測。

他們中的許多人似乎認為，在英國將香港移交給中國後的前15年左右的時間，是這座城市的半自治黃金期。他們支持1980年代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原則——它被寫進了香港小憲法《基本法》中——認為這是可以保護這座城市的良性理念。

在他們看來，中國主席習近平近來違反甚至背叛了鄧小平的香港藍圖。

但這是錯誤的想法。如果認為中國只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才會不守信用，那就過於簡單，而且最終會帶來危險。

鄧小平不是會讓步的人。在1980年代末，中國實力還相對弱小的時候，他一再強調韜光養晦的策略。然而，即便在與英國就香港地位進行談判的時候，他還是不顧手下一些高級官員的建議，堅持要在1997年以後讓中國軍隊進駐香港。1989年，也正是鄧小平命令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殺害數以百計的和平示威者。

今天的習近平並沒有背叛鄧小平當年對香港的構想：他只是恪盡職守地將這一構想推進至大約三十年後自然而合乎邏輯的高潮。

在1980年代後期制定、1990年通過的《基本法》，本質上是一份自帶諷刺意味的文件。

它有助於確保1997年英國順利移交主權，因其似乎包含了中國的慷慨許諾，特別是保障香港人基本政治自由的條款，並承諾未來會給他們更多民主權利。

但香港許多觀察家和主要政治人物——包括協助起草《基本法》的一些人——總是高估中國表面的保證，卻忽略了一個事實，即這些條款中有很多都帶有隱藏條款或可以推翻它們的警告。

周二，一名中國支持者參加在香港舉行的慶祝新法生效的集會。

今天的中國政府無論在字面上還是在精神上都沒有違反《基本法》，而是把其中不同的點連在了一起。而這正是隱藏在其最初讓步背後的真正恐怖之處。

為了確保香港當局有效實施新法，北京計劃在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我們就以其為例。正如我先前所寫，此舉與《基本法》第22條以下內容完全矛盾：

“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但該條款也規定，如這些部門“需要”在香港“設立機構”，只需得到中央政府批准（以及香港政府的同意，而他們可以隨意脅迫香港政府）。

同樣的，第39條第一款就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他權利協定“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如果這些保護措施讓北京感到厭煩呢？沒問題，還有第160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布為同本法牴觸者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牴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就該或停止生效。”

然後還有第18條。它允許中國的橡皮圖章立法機構——全國人大的常務委員會以國防、外交、國家統一或安全“和其他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情況”為名義，對“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該附件是大陸通過的適用於香港的冗長法律附錄，全是各種例外情況。

第18條自然是新國家安全法完美的執行工具。

80年代，當香港人對他們在1997年以後的未來擔憂時，中國政府誇大了《基本法》讓步的部分。這是將這座城市吸納進大陸的兩步走計劃中的第一步，也是好看的那一步。

無可避免的第二步在今天邁出了。現在，香港處在駐港的中國軍人和他們在當地新近表現出忠誠的表親——愈發暴力和政治化的香港警察——的密切注視之下，北京激活了《基本法》中的潛伏條款，為這座城市自治走向死亡鋪平了道路。

西方國家的政客和思想領袖，還有香港民主運動中的資深成員才開始明白——如果真有的話——三十多年來，他們對《基本法》以及中國本身的解讀都錯了。他們以為，西方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會助其實現民主化，而這可以保護香港。

我在香港遇到的許多年輕活動人士都有不同的想法。他們責怪前輩相信了《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對他們而言，一切都是共產黨的誘惑之歌，一場騙局。

因此，其中一些人呼籲香港完全自治。這樣的目標現在可能已不現實——而到周二，它甚至是徹頭徹尾的危險。但他們至少暴露了中國數十年來的欺騙，並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周三中午，香港警方報告了他們依據新國安法的首次抓捕：那是一名持有寫着“香港獨立”標語的男子。

【作者不厭其詳地敘述了特盜集團及其非法偽政權欺騙港陸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於股掌之上的事實，並把問題歸諸港民的疏忽與大意和美霸對特盜集團“解讀”的錯誤，以為“幫助中國【大陸或內地】實現現代化，會助其實現民主化，而這可以保護香港”。

這只是問題的表面。

問題的實質在於太平洋兩岸三地——港陸美都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實體，三地的人民群眾都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一切決定都圍繞着資本積累的利潤率最大化為根據，而不是以三地人民的福祉和利益為根本的。於是，三地資產階級就如同三股盜賊，他們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來爾虞我詐、唯利是圖；對港美資產階級二盜來說是由於輕信了特盜集團的五十年不變的允諾上當受騙了，對內地的陸資盜賊來說則是香港這塊到手的資本大肥肉萬萬不能拱手讓人，所謂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 

因此作者對香港完全自治和香港獨立等主張給以同情，似乎在為人民主持公道。其實事與願違，這種分裂太平洋兩岸三地人民群眾的根本和長遠利益的、反對人民群眾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團結起來的主張早已經是落後於時代的了。未來的天下不再是資產階級獨裁統治的、人民群眾四分五裂的天下，而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第二次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所以即使不可一世的特盜集團及其非法偽政權也將從一個失敗走向另一個失敗，直至滅亡，更何況其他二盜呢？

盜賊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是繼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的資本帝國主義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霸權資本主義演變出來的第三種資本主義，它與以前的自由資本主義和人道資本主義是完全對立的。在大瘟疫、大蕭條、大抗暴、氣候大變化等全球四大危機威脅下的盜賊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處於走投無路、內部矛盾無法解決以至總體崩潰的邊緣，與之完全相反的是廣大勞動群眾日益走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人民與民族聯合起來的康莊大道上。

以說慌欺騙、貪腐背叛和禍國殃民為能事的特盜集團雖然得逞於一時，但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第二次文革的爆發和勝利進軍必然隨着港陸群眾聯盟的成立而儘快進入革命運動的高潮。]

[Mark Wain 2020-07-06]

練乙錚是一名香港及亞洲事務評論員，目前在日本甲府市的山梨學院大學(Yamanashi Gakuin University)擔任經濟學教授，也是一名觀點文章作者。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