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處理儒馬關係
----原則性的儒馬矛盾和雜時代的儒馬並存

近幾年來，常有舊雨新朋問及一個政治性很強的文化問題：儒馬兩家有沒有可能會實現兩教的融合統一？一般簡答以兩個字：沒有。

兩種思想體系，若欲融合統一，或者並立並重，必須五觀異中有同，縱有矛盾衝突，至少不尖銳。而儒馬兩家，世界觀、人性觀、價值觀、政治觀、歷史觀尖銳矛盾，導出來的政治、經濟、教育、法律制度和社會理想，性質截然不同，故沒有融合的可能。兩家無論如何求同，只能是苟同，此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

儒馬兩家的矛盾是全方位、多層次的。

論世界觀，一者以仁為本，一者以物為本。論人性觀，一者本性至善，一者認為本性是“社會關係總和”並倡階級性。論價值觀，一者以仁為人類和萬物的尺度，一者以物為人類和社會的尺度。論政治觀，一者民本，一者集體本位。論歷史觀，一者唯仁，一者唯物。

論政治制度，一者禮制，一者黨主極權制。論經濟制度，一者民有制（中華特色私有制），一者公有制。論教育，一者以儒學為第一學科；一者以馬學為第一學科。論法律，一者德治，德主刑輔，祥刑義刑；一者法制，無道無德，權大於法。論社會理想，一者大同，一者共產主義。

以上兩家文化政治矛盾的概要，每一對矛盾，東海都有大量舊作深入分析說明。

例如，關於人性論，馬家根本不識人之本性，所謂的“社會關係總和”純屬習性，
階級性更是人類惡習。而儒家對於人性的認識特別深刻，既深證本性至善，又深知習性易惡。因為知道本性至善，所以仁政愛民，以民為本；因為知道習性易惡，所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為了對治人性之惡，王道政治多管齊下，既有善善惡惡的文化啟蒙，又有以身作則的道德教化；既有尊賢彰善的禮儀引導，又有懲惡罰罪的刑法制裁。

又如，關於政治觀，儒家是民本位，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馬家是黨本位，黨為貴國家次之民為輕。馬家政治哲學是集體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都屬於集體主義範疇，都很方便以集體的名義作惡。

集體主義假集體之名而行的罪惡很多，概乎言之有三：一、以集體的名義劫奪個人財產；二、以集體的名義侵犯人權自由；三、以集體的名義剝奪人格尊嚴；以集體的名義草菅人命，包括草菅自己集體和其它集體的人命。

關於歷史觀，最根本區別是，唯物史觀堅持經濟決定論，認為決定經濟基礎具有決定性；唯仁史觀堅持文化決定論，上層建築具有決定性。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將上層建築定義為：“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各種制度、設施和意識形態的總和”雲。這個定義有誤，宜改為：上層建築是對經濟基礎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意識形態和各種制度、設施的總和。

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道德形態、政治形態、制度形態、法律形態等，為上層建築五要件。其中政治形態、制度形態、法律形態等屬於政治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道德形態屬於思想上層建築。思想上層建築決定政治上層建築，兩者對經濟基礎構成決定性影響。

又如，大同理想和共產主義最容易被人混為一談，其實兩者天地懸殊，我有多篇舊作闡述之。《大同理想和共產主義》一文指出：

“總有人將共產主義與大同理想相提並論，肯定共產主義的偉大，殊不知兩者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選擇的道路和方向，追求的方式和手段，無不截然相反，性質天地懸殊。大同是正善的理想，共產主義純屬空想。

“共產主義與大同理想所展示的境界大不同。大同重在道德之大、文化之同，大則群龍無首，同則天下歸仁。人類大同，是統一於道統即仁本主義文化之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共產主義理想重在物產的取之不盡和共有共享，土豪式的願景。“共產”這個概念就暴露了其“理想”的低劣。”

馬家最根本的錯誤是其唯物主義世界觀，從根源處阻斷了任何正確的三觀和信仰，堪稱物化人類的靈丹妙藥。其物化、惡化能力特大，惡化自己也惡化他人，惡化政治也惡化社會，對其勢力範圍內的一切具有強烈的危害性毀滅性。

唯物主義者是典型的物化者，輕則四心微弱，小人化夷狄化；重則良知泯滅，徹底非人化，人不如獸。唯物群體無權無位還好，有錢有勢不得了。它們不講愛還好，一講愛不得了。因為它們已經喪失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喪失了仁愛的內驅力和能力，所謂的愛，必然偽而且邪。

無論個人、社會、民族、國家什麼的，一旦被它們愛上，等於被它們盯上了，吃定了，那就倒盡血霉了，不死去幾次別想重新活過來。

在所有知識群體中，馬家知識分子是最無文化、最反文明、最缺德智、最不可救藥的群體，根本原因也在於此。各國馬知大多不約而同地以害人害國始、以害家害己終，人生六大不幸，集中於馬知群體。某些國家的馬知甚至被自己人群體滅絕。罪孽深重必然苦難深重惡報沉重，個體如是，群體亦如是。

就義理層面而言，儒馬兩家矛盾具有原則性，不可調和性，儒馬不兩立，正邪不同流。明白了儒馬上述矛盾區別，就可以不再受反儒派指馬為的迷惑了。所謂指馬為儒，表現有二：一是把馬列主義的思想觀點說成儒家思想；二是將百年來馬列主義的政治罪行和社會惡果強加於儒家。東海庚子雜詩二一九曰：

指儒為馬馬為儒，嫁禍於仁罪最殊。
五四餘殃今未絕，後人不可再糊塗。

指馬為儒比指鹿為馬更惡劣。鹿與馬畢竟有性質的相近性和形式的相似性。論性質，都是畜生；論模樣，相差不大。《爾雅翼•釋獸》載：“荊楚之地，其鹿絕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將荊楚之地的鹿割去鹿角，一般人都難以辨別。而儒與馬不一樣，性質和形式都天地懸殊。

要從根本上解決現中國的道德、制度、政治、經濟種種問題和危機，就必須去馬歸儒。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不去馬不足以歸儒，儒家不興到一定程度不足以去馬。

政治必須正名，意識形態是最大的名，正意識形態之名是最大的政治問題。現中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去馬而讓馬學諸子化，尊儒而讓儒學主體化，成為主體文化和主導思想，即立國治國思想。

如此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事成則禮樂可興，刑罰可中，民有保障。此名一正，人民有希望，官員有正信，國家有品格，中華重有民族魂。其它一切都好說。

弘儒去馬，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然如何弘儒辟馬，方式和側重因人而異，因每個儒生的具體情況條件而異。例如塾界人士，辦好私塾就是最好的弘儒方式。我對多位堂主多次強調，塾界沒必要過多討論政治問題，更沒必要辟馬。辟馬需要思想的成熟，並非私塾所宜，不對學生之機。

至於體制內三界人士，若有機會則不妨通過適當的、自己可以承受的的方式辟馬，比如私下進言，內部有關會議直言，盡其力之所能及地“排斥打壓”馬學等等。

思想理論層面儒馬不兩立，並不意味着兩家在現實中必須你死我活，完全不能並存。首先，包括馬學在內的各種邪說的言論權不能剝奪。王道政治，以儒立國，自當為人權自由提供剛性保障，馬學將依法享有言論自由。儒家政治絕不允許像馬家焚書坑儒那樣焚書坑馬。

其次，就現實而言，從馬時代到儒時代有一個過渡期。

儒家是理想與現實的統一，文化人和政治家各有側重。文化人可以側重理想而批判現實，政治家應該懷抱理想而立足現實。蓋文化事業具有超前性，而政治事業側重現實性。故東海弘儒辟馬，可以撇開現實，百無禁忌，超然物外，一騎絕塵；政治家去馬歸儒，必須尊重現實，步步為營，穩紮穩打，與時偕宜。

從馬到儒的過渡期，包括儒馬混雜期和中西混雜期。儒馬混雜期又可能分為馬實儒虛、馬主儒輔兩階段。現在就是馬實儒虛階段，是否還有馬主儒輔階段尚難逆料。中西混雜期又可能分為西主儒輔、儒西並重兩個階段，然後進入儒時代。西指西學，特指人本主義哲學和自由主義政治學。

我曾經指出，毛時代是以馬融法，馬法結合；鄧時代是以馬融西，馬西結合；現時代是在鄧時代的基礎上進一步，以馬融儒，儒馬結合。三代各有側重，但基本立場始終沒變。以馬融儒，用元士的話說就是“把國學收歸國有”。儒馬並尊的知識分子不少並將越來越多，這是雜時代一大特色。儒馬並尊又可分為三種：一立足於儒學，二立足於馬學，三平分秋色，無立足點。

儒家在進行必要的思想澄清的同時，對於友好儒家者當友好之。批異和求同並行不悖，批評和團結兩不相礙。在馬家時代，無論對馬學態度如何，只要尊儒，就值得肯定；只要弘儒，就是有功之士。

儒家尊重現實不蠻幹，但不是現實主義；懷抱理想不動搖，但不是理想主義。儒家理想偉大美好，但在追求和實踐過程中離不開一定程度的妥協，包括儒門內部的求同存異和外部的委曲求全。例如，東海的儒家特區構想沒有涉及武裝力量，就是為妥協留下的一個口子。當局若能開明到以儒為本，武裝力量國家化的問題不必急於一時，不妨暫時置而不論。

孟子反對枉尺直尋，我不絕對反對。我認為，儒生某些時候有所枉也無妨。只要立足於儒家立場，無妨俯仰隨時，趨時以入，或為儒家作大護法，或爭取弘揚儒家的權力和平台，功德同樣很大，很值得我感謝。這是我一貫的主張，在日前《從馬時代到儒時代-----儒馬關係微論》一文也曾提及。不過，請允許我反對自己枉尺，允許我以與眾不同的使命自肩，自任其難，弘儒去馬兩不誤。
2021-2-2餘東海於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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