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熊的博客在回復“體育老師”評論“能正面評價上山下鄉，少有”時，為他博文“李新紀：人生的三次浪潮 （徵文）”辯護說：

【其實我對上山下鄉的評價不能說是正面評價，若是正面評價就有肯定的意味。而文革和上山下鄉又是綁在了一起，密不可分的。既然我認為文革是一場災難，上山下鄉接續着文革，我不得不把我們與文革，上山下鄉分別對待。我認為這樣才是客觀的。】

你說“把我們（註：這裡你能代表誰？）與文革，上山下鄉分別對待”。2000萬知青上山下鄉是文革一部分，上山下鄉與文革怎樣分別對待？你又說“我認為文革是一場災難”，“分別對待”就是說“上山下鄉”不是“災難”咯。你的博文“李新紀：人生的三次浪潮 （徵文）“就是為上山下鄉作“正面評價”的，這是非常客觀的評述。

白熊的博客還說：【在油管上只要打入很容易找到演出的視頻。那麼多人的激情演唱能不代表了絕大多數知青的心嗎？】

首先在油管上看《歲月甘泉》的，最多一個視頻觀看人多於1萬人。其次台上160多人的激情演唱豈能代表了絕大多數知青的心呢？ 這些少數人想代表“絕大多數”，也不是太好代表的。

在這裡，不贊同“李新紀：人生的三次浪潮 （徵文）”博文為上山下鄉辯護，不是什麼個人“歷史積怨“，或者對那段歷史“至今耿耿於懷”。《歲月甘泉》把文革和上山下鄉的《悲慘世界》唱成了像“東方紅”和“長征組歌”一樣的歌功頌德，它能代表絕大多數知青的心嗎？

唐燕說“苦難是人生的財富”只是對少數成功者而言”，“那些少數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數人的苦難為代價為陪襯的”。你的成功能夠代替那些1979年無數的雲南臥軌知青嗎？

下面轉發作者：唐燕在《共識網》上一篇評論。

上山下鄉運動是罪惡還是偉業？作者：唐燕

最近歌頌讚美知青上山下鄉的各種展覽、活動不少。

7月1日“由國家、省級層層審批”、“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親自把關”的北京鳥巢“知青博物館”正式開館，該館所展示的有着“強烈的文革歌德派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難一點都不提，罪惡全變成了偉業”（賀衛方）。

7月11日《環球時報》上《知青一代的積極回憶值得尊重》一文承認該博物館“對上山下鄉的記述是經過了選擇性的記憶”，直言上山下鄉運動“和文革顯然不能劃等號”。

早在2013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就發表過《上山下鄉不容否定，兼議腐敗根源》一文，對禍國殃民的上山下鄉運動作了充分肯定。

自2008年以來，由耶魯大學中文教授蘇煒作詞和傑出企業家霍東齡作曲的中國知青組歌《歲月甘泉》在廣州、深圳、北京、香港上演之後，已在美國及澳大利亞等世界多地巡演，就在9天前的7月11日又於德國法蘭克福“隆重上演”。

《歲月甘泉》的演員多是目前在美國定居的當年知青，他們說那段人生很苦、很累、很窮，但很少有怨恨；演員中也有“對紅衛兵和知青哥哥姐姐們景仰和崇拜”的後學們，他們覺得“那才是轟轟烈烈的人生，充滿豪情和英雄主義氣概。”《歲月甘泉》的宣傳材料說：“全曲以八段、九首曲目組成，演唱長度四十五分鐘，是一個含獨唱、重唱、領唱的大型敘事合唱套曲，重現了當年知識青年揮別親人，在鄉村墾荒、勞作、思親、愛戀、迷茫、犧牲等等的歷練和場景。”“自1968年以來，人數高達兩千萬的中學生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奔赴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在窮鄉僻壤度過了自己青春寶貴的歲月，改變了中國整整一代人的人生軌跡，《歲月甘泉》反映的就是知青時代那一段充滿浪漫、悲壯、迷茫和歡笑的特殊生命里程。”《歲月甘泉》引發了海內外知青的尖銳批判：

“這部從主題、基調到語言、形式都像極了文革時期《紅衛兵組歌》的作品，把禍國殃民的上山下鄉運動比作‘甘泉’，高唱‘青春無悔’，謳歌知青時代的那場噩夢，是對絕大多數知青感情的粗暴踐踏。”“作為廣東知青，蘇煒不會不知道當時規模浩大、情狀慘烈、影響深遠的知青逃港潮，《歲月甘泉》最對不起那些被驅離城市又在農村無法生存，不得不以生命為代價反抗上山下鄉運動的死難知青！”“到美國20多年，在這裡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公平公正普世觀的薰陶下，還沒有學會說真話！還要粉飾文革，歌唱邪惡！我為他們羞愧！”蘇煒卻振振有詞：

“這部作品是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知青一代人對這一段刻骨銘心的青春經歷難以忘懷，而尋求群體性認同的一種集體記憶和集體情感”。

“知青情結確實是一種懷舊的產物，但懷舊卻是一種因歲月流逝而自然產生的‘人之常情’，它不能以政治正確的政治化理由，予以嘲笑和蔑視.。”“作為有血有肉的知青一代的青春，不僅值得緬懷，更值得投注情感，訴諸歌唱和詠嘆。”“對待苦難有兩種模式：一是祥林嫂模式，沈溺苦難、悲悲切切、嘮嘮叨叨、永難自拔；二是蘇東坡模式，歷經苦難、灑脫依然、大氣磅礴、樂觀向上。”“非黑即白的絕對主義思維，把一切話題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正是所謂‘文革遺毒’的最突出特徵。當有人斷言‘苦井裡絕對只有苦水，絕對掘不出甘泉’之時，其實有意無意地把自己陷於文革思維之中。”蘇煒這是在強詞奪理，顯然，他在“緬懷”、“歌唱和詠嘆”“歲月甘泉”時，帶着濃烈的文革文化印記，卻把文革的罪惡和苦難全都刪除了。

《歲月甘泉》不尊重正視歷史，用懷舊的情感代替對歷史真相的呈現和反思，把知青的苦難演繹成對國家的救贖，企圖以一代人的犧牲為知青賺取光榮，並幻化成那個時代的光榮。它極力謳歌以青春為代價的所謂“磅礴”，將上山下鄉運動塗抹上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色彩，以“悲壯、崇高”敘事並定位，把幻滅的理想主義投射到失敗的歷史上，這是對當年眾多非正常死亡知青的褻瀆，是對那些先為毛革命又為鄧改革付出雙重代價的弱勢知青的漠視，是對無數被強姦迫害的女知青的再一次情感踐踏，是對李慶霖告“御狀”後毛“國內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的否定，是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洗白。《歲月甘泉》掩蓋了歷史，對罪惡的歷史表達了感激之情，它輕而易舉地與歷史和解了。

以上種種表明：在上山下鄉運動已經結束近四十年的今天，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國內還是國外，對上山下鄉運動的看法仍存在着尖銳對立；一直執掌着話語權的歌德派們為上山下鄉運動大唱讚歌有愈演愈烈之勢；很多年輕人因為不明真相，已經被成功地蠱惑了；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連不少深受其害的知青其視野和思維都仍被局限在當局的意志之下，對上山下鄉運動缺乏獨立、正確的判斷而隨波逐流、人云亦云。

顯然，從理論上徹底清算文革及其上山下鄉運動的罪惡仍任重道遠。

二當年知青們無論是單打獨鬥地用盡各種手段先後逃離農村，還是通過集體抗爭從各自所在的農場“勝利大逃亡”，都無可爭辯地表明：對上山下鄉運動最有力的否定恰恰是其本身。

早在1978年的《全國知青上山下鄉會議紀要》就作出了這樣的表述：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鄉運動，“缺乏整體規劃，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鄉知青中的不少實際問題長期未能解決。”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否定了文革，邏輯上即是對文革衍生的上山下鄉運動在政治上宣判了死刑。事實上，上山下鄉運動是專制體制的必然產物，在個人崇拜甚囂塵上和無法無天的文革期間發生實屬順理成章。

可是弔詭的是，很多知青對上山下鄉早已用腳投了票在事實上徹底否定了，卻在思想上、行動上、話語上不肯否定。

試問那些歌德者們：如果文革不曾結束或者像毛說的每七、八年就搞一次，如果上山下鄉運動持續至今，年年屆屆千千萬萬的中學畢業生都不得不上山下鄉，我國的城市和鄉村會是什麼情景？越來越多的新老知青及其子孫們會是怎樣的生活狀態？你們還有底氣甚至有機會說“青春無悔”嗎？

一直以來，由於“不爭論”和“宜粗不宜細”，文革及其上山下鄉運動從未得到徹底清算，知青研究及其著述的出版受到嚴格限制，有關紀念上山下鄉活動的宣傳、報道都被限定在“青春無悔”、“感謝苦難”、“劫後輝煌”和“犧牲精神”等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內。真實反映上山下鄉運動的文學作品也一直被壓制，我們可以看到被廣大知青詬病的梁曉聲的《知青》在央視一台黃金時段播放，看到《歲月甘泉》不僅被允許在國家大劇院演出，還被授予了“廣東省魯迅文藝獎”，卻看不到被廣泛讚譽的像王小波的《黃金時代》以及老鬼的《血色黃昏》那樣真實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順利出版、被拍成影視作品。

結果，我們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認識和反思受到了很大的制約，許多知青對捲入其中的這場運動並非識得“廬山真面目”，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對造成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種種危害的上山下鄉運動真相缺乏整體、全面、深入的了解，更沒有深刻的反思。

一個民族如何對待自己的歷史是這個民族成熟與否的標誌，同樣，知青一代的價值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上過山下過鄉只表明我們粉墨登場過，洗盡鉛華才稱得上真正歷練過，知青的價值不在於當時的經歷，而在於其後的覺醒和現在的反思。

對上山下鄉運動我們應該站在現代文明的高度，做出具有歷史縱深感的揭示和思考，只有把它放到中國歷史的坐標上，我們才能獲得一種歷史的眼光，才能認清它的反動本質，才“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難”（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此，我們的反思必須突破我們自身命運的局限和官方的限制，否則，我們留下的就只能是對過去經歷的迷茫、對蹉跎歲月被肯定的渴望和對有悔無悔的爭執，最終以“罪惡成了偉業”作結。

三上山下鄉不自文革始，為了緩解城市就業壓力，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從上世紀50年代就被倡導，60年代被廣泛展開，當時主要針對的是回鄉知青和出身不好的城市初高中畢業生。1968年12月毛“接受再教育”指示的發出並以運動的方式強制執行使上山下鄉形成高潮且持續十年。事實上，即使沒有文革，我國的計劃經濟模式也無法解決批判馬寅初後人口膨脹所引發的青年人升學就業危機，如果不大力發展經濟，不控制人口，上山下鄉運動根本無法避免，若沒有改革開放，知青下鄉至今都不得不成為常態，其惡果實在無法想象。

上山下鄉不獨中國有，例如蘇聯在上世紀50年代初就曾一改過去用移民的方式進行大規模的墾荒運動，兩年中動員了27萬城市知青下鄉。再比如上世紀60年代法國也曾有過上山下鄉，一些城市青年不滿於生活現狀，去法國中央山地南部的拉爾扎克高原放羊，幻想過與農民相結合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但是，正如法國知青研究學者潘鳴嘯先生所說，當時他們"都是自願的，他們一直都有自由選擇生活道路的權利。即使如此，過了幾年後，他們大部分都放棄了‘與工農相結合’的目標，因為他們認為沒法實現原來的理想。”凡文明社會都應給每個人提供自由的、充分的發展空間，使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權、遷徙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力。上山下鄉運動的首惡是剝奪了廣大知青自由謀生、自由擇業、自由遷徙的天賦人權。對上山下鄉運動最根本的撥亂反正是還知青謀生、擇業和遷徙的自由。

誠然，當年我們中有少數人是自願下鄉的，但絕大多數是或被洗腦或迫於強大的政治壓力被裹挾到那場運動中去的。雖然當時暫緩了城市就業的壓力，還藉此達到了結束紅衛兵運動的目的，但毛為了實現烏托邦幻想，不依經濟規律治國，知青上山下鄉如同大辦合作社、大辦人民公社、全民大煉鋼鐵那樣大轟大嗡地被強制，而無視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不顧無數家庭被拆散，不惜違背廣大人民的意願、寧可犧牲人民的福祉和國家的前途。

下鄉後我們才認識到，知青並非是唯一被剝奪自由者，廣大農民被緊緊地束縛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土地上，終日拼命勞作卻極度貧窮、不得溫飽，不僅不能自由謀生、自由擇業，自由遷徙，連外出逃荒都屬非法，都會以“逃竄犯”被抓。中國農民是早就被剝奪了人身自由的賤民，難怪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清查出的“壞分子”除了坐監就是被貶到農村當農民作為懲罰。

正如易中天先生說，“他最大的錯誤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顯的危害性掩蓋了另一場空前浩劫：文革爆發前十年的‘全民枷鎖制’，先用‘全盤公有制’剝奪了全民自由謀生權；再用‘城鄉戶籍制’剝奪了全民自由遷徙權。”文革加劇了“全民枷鎖制”，有的知青卻認識不到反人類、反文明的上山下鄉運動是專制體制之惡；認識不到正是專制體製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失誤”，這些“失誤”又導致了犧牲一代知青的上山下鄉運動。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等價的，任何人的生命都不能被蔑視而應得到尊重和保護，任何人無權以任何所謂崇高的名義把自己或他人當作“祭品”去“犧牲”。有知青至今錯誤地以為我們當年上山下鄉是為國分憂，是為共和國作了無私奉獻，是具有光榮的犧牲精神。

對知青的“犧牲”我們必須站在歷史的高度去詮釋，在文革乃至上山下鄉運動中我們是被當局拋棄、被當作犧牲品的。這種為專制體制的犧牲是強加於我們的，不是以我們當時的水平和能力可以認清和抵制的，是我們覺醒後通過拼死抗爭才得以避免更大更多犧牲的。更何況上山下鄉期間，我們對國家的發展和建設並沒起到什麼推進作用，客觀上沒消滅多少三大差別，我們的思想也沒有變得成熟。因而我們不是什麼奉獻、什麼犧牲精神，不值得誇耀，更談不上光榮。那些歌德者們大肆謳歌知青的“犧牲精神”是迴避了制度之惡，是對專制感恩戴德，是用知青一代的犧牲為其惡果買單，是“被賣了還替人數錢”。

四上山下鄉運動的另一個罪惡是剝奪了我們繼續受教育的權力。受教育是每個公民應該享有的、由國家憲法保障實施的基本人權，是關乎每個人生存、發展、完成社會化的關鍵。

早在文革前，我們中一些出身不好的就被剝奪了或升中學或考大學的權力，即使我們受到的那些教育也是被扭曲的。教育應以人為本，讓每個受教育者得到充分自由的發展。只有每個人自由發展了，才能最終實現一切人的自由發展，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才是教育的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

西方人的教育理念是“孩子只屬於他們自己，教育讓政治走開。”我們卻是“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是以製造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為目的，個人的價值不被認可，人人都只是沒有性別、沒有特點、沒有尊嚴、沒有自由意志的標準件。結果教育成了愚民的手段，我們這些受教育者成了沒有獨立意識、愚昧無知、任人擺布的棋子。

翻開我們那時的日記、書信、決心書、大批判稿、“給毛主席的致敬信”，那極左的語言、傻冒的心態多麼可笑、可卑、可憐、令今天的我們汗顏！文革初，我們對校長狠斗猛批、對老師揭發批判、對同學咄咄逼人、與父母劃清界限、以破壞文物為能事、以把經典名著投入火堆為快；下鄉後，我們批鬥地富分子、割資本主義尾巴。。。，所有這一切統統是我們這一代的群體行為，是集體無意識導致的集體犯罪。

當然，我們只是參與者而絕非製造者，我們更多的角色是苦難的承受者。

“苦難是人生的財富”只是對少數成功者而言；從歷史的角度，苦難只能是教訓、是前車之鑑。對絕大多數人的苦難我們不能漠視，對他們的苦情不可踐踏。我們必須對苦難追根溯源，並對苦難的製造者追究責任，以避免再受苦難，而不是把苦難合理化，更不是讚美、炫耀苦難。對苦難的審視應該立足於知青整體，立足於整個國家和民族。實際上，那些苦難並非僅是我們個人的苦難，而是一代人的苦難、是全民族共同的苦難。須知，那些少數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數人的苦難為代價為陪襯的。

我們的苦難既源於罪惡的體制，也源於我們參與了罪惡，面對那段歷史我們不能毫無罪惡感和愧疚感。

固然，上山下鄉時我們曾付出過真誠，曾把城市文明多多少少帶到了農村。我們教過農村娃娃們學文化，我們用微薄的知識和頑強的自學給缺醫少藥的農民送醫送藥。。。，然而，我們不是也曾把階級鬥爭帶到重家族講親情的農耕社會，用喪失道德的偷雞摸狗把對社會的不滿發泄到我們與之爭食、卻接納了我們的農民身上嗎？我們那點有限的貢獻實在難抵上山下鄉運動給廣大農村帶來的危害，更不用說這種傳播城市文明的方式與後來的改革開放給農村帶來的歷史性巨變多麼不可同日而語。

固然，我們下鄉時確曾懷着革命理想，可是那時的所謂理想不過是被忽悠出來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果今天我們還用那虛無縹緲的“理想”為自己辯護，那麼面對社會不公時，我們依舊會從文革這個負資產中尋找思想資源，以專制的思維和造反的方式重蹈覆轍。

既然我們親歷了城市的和鄉村的、上層的和底層的、反修防修的和撥亂反正的、閉關鎖國的和改革開放的、破壞的和建設的、文明的和反文明的，乃至希望的和絕望的、寵兒的和棄兒的等等截然不同的體驗；既然我們已經有了思想解放、與世界接軌、更廣闊的視野、對比和參照；有了較為獨立的人格；那麼今天回首上山下鄉時，我們就真的“青春無悔”嗎？

二戰後，許多西方人無法原諒自己，用整個後半生懺悔贖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均特格拉斯說：“我曾被納入一個體制，而這個體制策劃、組織、實施了對千萬人的屠殺。即使能以沒動手幹壞事為自己辯白，但還是留下一點兒世人習慣稱之為‘共同負責’的東西，至今揮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難脫干係了。”面對這樣高尚的道德良知和道德勇氣，我們是否也該反省一下我們的“干係”？既然我們自認為曾是崇高的理想主義者並至今為之驕傲，既然我們自詡是有着神聖使命感責任感的一代，那麼是不是也該“留下一點兒世人習慣稱之為‘共同負責’的東西”？

可是，對文革、對上山下鄉運動、對歷史我們知青至今沒有拿出什麼像樣的“共同負責”的東西，卻喜歡以知青的名義抱團取暖，過分熱衷於各種單純懷舊、缺少反思、甚至打着紅色旗號的知青活動。我們的生活方式曾是蟻群式的，沒有個人的獨立意識和權力意識，人人都不過是完全依附於群體的一分子，所以我們總是崇尚、依賴於知青群體而沒有自我。我們一直不自覺地陷於集體無意識當中，這個劣根性是知青的突出特點之一，至今仍廣泛存在於我們當中。

最典型的莫過於“天下知青是一家”。每當提到知青，我們或許有超越性別、年齡、地域、職業的某種親切感，但我們很難突破出身和社會地位的差異而彼此認同。事實上，過去、現在和將來由於出身、經歷和政見大相徑庭，天下知青根本就不是一家，“這個社會有多複雜，它也同樣有多複雜，這個社會有多少利益衝突，它的內部也有多少利益衝突”（胡發雲）。

我們這代人曾深受泯滅個體意識的集體主義教育，我們的個體權利總是被整體利益取代。被孤立被拋棄的恐懼使我們有着強烈的集體歸屬感，很多知青直到老年仍渴望在知青群體裡找到依靠，仍企圖通過高唱“理想主義”和堅持“青春無悔”得到慰藉。

法國著名群體心理學創始人古斯塔夫?勒龐說：“個人一旦融入群體，他的個性便會被湮沒，群體的思想便會占據絕對的統治地位，而與此同時，群體的行為也會表現出排斥異議，極端化、情緒化及低智商化等特點。進而對社會產生破壞性的影響。”蘇煒的“尋求群體性認同的一種集體記憶和集體情感”正反映了我們在罪惡環境中極易導致“集體犯罪”的“集體無意識”。他宏觀敘事時敢於用錯誤的偏狹的個人感受代表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整體評價，也正是有意無意地利用了我們的集體無意識。

在有關評價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大是大非面前，我們知青難道不該進一步找回自我，重新認真審視我們的青春時代？我們不妨捫心自問：

在以愚昧盲從為主要特徵的青年時代，我們的青春到底能有什麼價值？

在失去自我意識和自我權利的集體迷幻中，“青春無悔”的依據究竟何在？

根本的問題是：上山下鄉運動是罪惡還是偉業？

                                                           （發表於《共識網》2015 7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