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極權站出來！---兼論儒家之隱和道家之隱

余東海

儒家群和自由派，立場觀點有異有同，可以辯異求同，也可以存異求同。當務之急是共同追求中國的進步自由。----東海曰

一

面對極權主義，正人君子必須站起來，應該站出來。站起來是底線，意味着不跪拜，不三幫；站出來則是自我道德要求，德所當然，份所當為。

一個國家不許說真話、不能說真話、說真話有風險的時候，恰恰是真話最缺而價值最高的時候，是說真話意義和功德最大的時候。說真話就是立言，是為民立功、為己立德最好的方式之一。這也是對人的品質最好的考驗。如何應對，因人而異。下焉者隨波逐流說假話，這是跪着的人；中焉者保持沉默守住底線，這是站起來的人；上焉者利用一切機會力所能及地說真話，這是站出來的人。

在海洋般的謊言中真言，底線是緘口；如雷鳴般的掌聲中批判，底線是垂手；在不允許說不之地說不，底線是不說；在背天逆理的路上逆行，底線是無動。而真言、批判、說不、逆行都屬於站出來的範疇。

要站出來，一定的物質經濟準備不無必要，卻很次要。過了反而不利，外則容易被挑毛病、抓把柄被挾持；內則容易喪失鬥志，產生苟且偷安之念。所以，不少有志之士，准着備着就溺於商賈並毀於商賈了。

要站出來，更重要的是思想準備和法律準備。有了思想準備，才能堅持正確的文化立場，具備正確的思想觀念，言之有理，批之有據，居高臨下。

有了法律準備，就可以以馬幫之法作為鬥爭武器。馬幫本質是人治，無天無法，權大於法。但後極權時期，由於維護極權的需要，不得不制訂法律、實行法制或倡導法治，這就為政治迫害設置了一層障礙，為法律鬥爭提供了可能。

但上述準備都不如道德準備重要。道德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這個準備是無止境的。在極權主義高壓之下，沒有一定的道德內力，根本站不起來；站出來之後更需要道德的充實，否則難免站而不堅，堅而不久。

道德的強大才是真正的強大。有文章題為《弱者必須反抗，這個世界施加在你身上的惡才會減少》雲，很不錯，還不夠。更正確的說法是，要讓這個世界施加在你身上的惡才會減少，弱者必須在道德上強大起來。

也只有道德強大者，才能進行更有力而有效的反抗，讓作惡者付出應有的代價。自助者人助之，自助者天助之，自立自達自強不息就是最好的自助。

二

君子面對極權站出來，與“無道則隱”的聖訓不矛盾，隱無礙於站。儒家的隱與道家的隱有所不同。

隱與仕相對。孔子說：“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隱與顯相對。孔子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顯意味着富且貴，隱就意味着貧且賤。

所以，儒家的隱包括隱居但不限於隱居，不仕不貴不顯達就是隱，孔子離開魯國朝廷之後都處於隱的狀態。孟子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也可以說，顯則兼善天下，隱則獨善其身。獨善其身指側重于格致誠正的內聖功夫。說道德正理，走人生正道，是內聖題中應有之義。

而道家的隱是一種不負人道責任、有失人倫要求的隱。《論語微子篇》第六章記載了長沮、桀溺兩位在泥水中從事勞動的隱者的言論和孔子對他們的評價。

長沮、桀溺勸子路說，天下滔滔到處都這樣，誰能用什麼改變這種現狀呢？你與其跟隨孔丘那樣的避人之士，不如跟隨我們這些避世之士呢。子路回來告訴孔子。孔子悵然說，人終究不能和鳥獸共同生活，我不與天下人相處，又與什麼人相處呢？假若天下有道，我也不會追求改變了。

正因為天下無道，孔子才周遊列國，尋求有變革、改良社會的機會。仁者之心，既不忍忘天下，也不會斷定天下終於無道。這裡的“鳥獸不可與同群”是事實陳述，意謂人不能脫離人類社會，並非罵長沮和桀溺禽獸。

洞察人性本真和生命奧秘者知道，荒涼與陰冷不是人類社會之常，是可以改變也必須改變的。良知和真理的潛在力量不可小覷。蝴蝶微不足道，稻草輕如鴻毛，但是，一隻蝴蝶有可能造成一場颶風，一根稻草有可能壓垮一匹駱駝。

一時改變不了不要緊，儒者進退自如，進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即使獨善其身，也可立德立言，傳道授業，為荒涼與陰冷的世界，堅持仁愛的火熱，保守理想的美好。這就是儒家的文化責任和歷史生命。

《論語微子篇》第七章記載記載了荷蓧丈人和孔子師徒對他的評價。

子路追隨孔子而落後了，遇見一位老人，用木杖挑着竹器。子路問：“您看見我老師了嗎？”老人說：“四肢不勤勞，五穀不分辨，誰是老師？”把木杖插在地上去除草。子路拱手站在一旁。老人留子路住宿，殺雞做黍米飯給子路吃，讓兩個兒子出來相見。第二天，子路趕上孔子，告訴了這件事。孔子說：“是位隱士。”讓子路返回去看老人。到那裡，老人已經走了。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意思是說，一味隱居沒了道義。長幼禮節不可廢棄，君臣之義如何能廢棄呢？只想潔身自好卻亂了大的倫常。君子之所以要出仕，是要盡他的義務。道之不能行，已知道了。”

“子路曰”這段話估計是孔子所授，欲以告丈人者，丈人已經離開，子路遂對丈人二子言，或者是《論語》編者記錄在這裡，以明理而饗讀者。儒家強調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荷莜丈人有二子讓他們出來相見，可見仍講究父子親情和長幼禮節。孔子認為僅此還不夠，所以想通過子路一步提醒誨喻之。

君臣以義合。君子出不出仕，可以因人而異，因時代環境和個人情況不同而異，但不能一概反對出仕，一概以不仕為高。有道則現，無道則隱；可以不仕無義之君，不可廢棄君臣之倫，這是儒家的態度，無可無不可。不論有道無道，一味避世隱居，則不合乎道義，雖然潔身自好，廢了君臣之倫。儒道兩家區別在此。

《論語•微子篇》“不仕無義”這段話，可以代表儒家對道家式隱士的批評。世易時移，君臣一倫隨着君主制的結束早已不存在，但道理是一樣的。在任何時代，人類除了家庭生活，還應該有政治社會生活並承擔相應責任。

儒家欣賞隱士和道家清高自由的精神及不合作態度，但不認同其某些觀點。莊子說“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與其是堯而非桀，不如相忘於江湖”，而儒家致力於教化世俗引導社會及政治改良，嚴辨華夷、王霸、義利、善惡、正邪之別，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寸土不讓。“是堯而非桀”正是儒者本分。

三

綜上所述可知，儒家的隱不限於站起來，無礙於是站出來；道家的隱意味着守住了底線，雖不站出來，但站起來了，守住了不助惡的底線，也值得贊肯和敬重。儒家對於道家隱士無論怎樣道不同，都會給予基本尊重。

孔孟時代禮崩樂壞，但禮樂制度仍然殘留，社會道德沒有崩潰，儒家仍有言行自由。馬家社會大不一樣，學徹底絕，道徹底喪，道德徹底崩潰，民德民智甚至比暴秦時代都不如。

陳勝、吳廣起義前相為謀，說了一句歷史名言：“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史記·陳涉世家》）現在逃跑被抓回來是死，發動起義也是死，同樣是死，為復國而死如何？可見，暴秦時間短暫，秦學洗腦和奴化功能低下，奴隸們的血性、鬥志和反抗精神尚存。

而在馬邦，大多數人久已習慣於跪着，成了深度奴化的現代賤奴。即使垂死，未必還有掙扎的勇氣。它們會說，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反正都是死，不如一死了之，何必多此一舉。它們中一些人還可能還沒有見到屠刀就先自我了斷了。如果有人反抗，很可能受到它們的圍攻。

極權暴政之下，任何國家和民族的民眾，都有可能怯懦萬分，奴性十足。瀏覽過一個不知哪個國家的短視頻：幾大排站立着的民眾，一個個非常順從地、乖巧地躺下，讓一個軍人模樣的人用手槍陸續屠殺。軍人慢騰騰地換子彈的時候，他們就麻木地等着，也有人抬起頭來呆呆地看着，等軍人慢慢走過來對自己開槍。沒有人反抗，甚至沒有人發出一點聲音來。殺人者固然畜生不如，這些被殺的黑壓壓的跪族，同樣畜生不如。豬狗牛馬被屠殺，至少還能鳴叫。

故置身極權社會，站出來特不容易，只能是自我要求，不可苛責於他人他家。對於那些當仁而讓、見義不為者，都應該予以包容和理解。無論什麼原因，無論是力所不能、智所不及還是意所不願、膽所不敢，都可以理解，只要守住不信邪、不助惡、不反正義的三不底線就好，就值得肯定。

但那些積極主動地站出來的人，才是最值得敬重和讚美的，才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英雄。我深深知道，他們所面對是常人不敢面對的恐怖，所承受的是常人無法承受的沉重，包括威逼利誘、美麗陷阱和各種形式的迫害，還有政治氛圍、社會氣候造成的孤立和壓力，甚至還有他們試圖拯救的跪族們的敵視圍剿！

值得一再重申的一個東海律：無論弱勢群體怎樣怯懦奴性，無論特權階級怎樣陰險詐力猖獗一時，兩極主義都是沒有未來的。要因有四：一、正義力量不能容；二、同道勢力不相容；三、惡性內鬥不能止；四內憂外患不能防，防不勝防。

同道勢力不相容，包括極權主義與極端主義不相容，不同的極權主義之間、不同的極端主義之間不相容。歸根結底，兩極主義背天逆理，極端反常，極端違反常理常情常道，既反天道又反人道，必被天道、人道和人類反掉。

馬國川先生在《我的元旦獻詞：世界史只能沿着人性的方向前進》引用了美國學者傅佛果《中江丑吉在中國》一書中的一段話，深得我心，錄此共賞：

“世界史只能沿着人性的方向前進。換句話說，唯有肩負人性者才能作為世界史的真正推動力量。這是世界史發展的規律。沒有把握使人性持續發展方向者，不管其如何強大，結局只有崩潰。”

這裡的人性一詞，人性的核心是良知。反人性、反人權、反人道就是反良知，一切反良知的東西，無論怎樣強盛猖獗一時，都將被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所拋棄。

四

啟蒙教化和追求王道，是所有時代儒家共同的責任。但不同時代的儒家，文化、社會責任同中有異。文化責任包括弘揚中道、宣傳王道和批判異端邪說。

春秋時期道家影響有限，孔子略批而已；戰國時代楊墨泛濫成災，孟子大聲疾辟；宋朝佛道狂瀾滔天，程朱奮起力挽。現中國馬家當道，製造了無數人道災難，批判馬列就成了這個時代儒家的當務之急和最大的責任。借用孟子的話說，不能言距馬列者，非聖人之徒也。

聖學王道與極權暴政互為天敵，儒馬互為天敵。反儒必秦，政治性反儒是愚昧化、邪惡化和通往極權的捷徑；秦必反儒，極權必然反儒；儒必反秦，儒家必然反對極權。

遺憾地是這個時代的儒生，對政治問題和民生疾苦缺乏應有的關懷，對於涉政問題和話題普遍恐懼或反感。這與儒家精神不符。

卻也可以理解。經過空前殘酷持久的焚坑，儒家剛剛一陽來復，還不成氣候。儒家的思想、道德成長和準備需要一定的時間。假以時日，儒家終將為反對極權主義、重建中華文明作出應有的貢獻。

面對極權主義，勇於站出來者以自由派為多。他們中不少人為了反抗暴政、追求自由付出了種種代價，包括生命代價。故東海雖然文化立場與自由派不同，但對他們始終保持相當的尊重，並多次強調，儒家群和自由派，立場觀點有異有同，可以辯異求同，也可以存異求同，共同追求中國的進步自由。

未來中國走自由主義道路，離不開儒家的配合，因為儒家最為擅長道德建設，可以為自由之路提供必要的和更好的道德基礎；走仁本主義道路，也要吸收美西的精華，因為王道要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上，就需要借鑑美西的豐富經驗和成果。

有必要提醒一點，某些自由派反孔反儒，大錯特錯。反儒社會遠遠壞於無儒社會。無儒社會最壞也有限，反儒社會壞起來無底線無止境。反掉儒家之後，必然邪說泛濫，人倫敗壞，社會生態迅速惡化，無法無天，不僅無禮而已。

民國時期，內憂頻繁，外患不斷，正人君子迅速邊緣化，正義力量迅速衰弱化，根本原因就在於反儒。反儒不僅反掉王道，也反掉了民主自由的立足點。隨着五四運動和所謂的新文化運動的深入，逆淘汰的反常，天翻地覆的顛倒，史無前例的浩劫，就是理所當然、勢所必然的。

我相信，經此一劫，中國將對反儒反常的思想產生歷史性的群體免疫力，再也不會發生類似劫難了。隨着儒家的復興，中國將獲得新生。在新的歷史平台上，王道政治和中華文明將抵達全新的境界，直到實現大同理想。2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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