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爾的民主觀是香港的出路嗎（一）：人性的美善與罪惡

作者:溫志文

前言與尼布爾簡介

一九六四年，七十二歲的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獲得總統自由勳章（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美國最高級別的平民勳章，以表揚他對美國以至全世界所作出的貢獻。 當時的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對尼布爾的簡述如下：「神學家，教師，社會哲學家，他喚起了遠古的基督教精神，為現今世代帶來啟發和增強社會意志。」

的確，尼布爾的神學從來不離地。他畢生關注人的需要，無懼權貴，時刻對他所處的時代作出實際回應。他二十三歲成為牧師，在底特律區教會服侍十三年，期間大力批評福特車廠偽善，不人道地對待工人。後來底特律發生種族衝突，他擔任處理種族衝突委員會主席，為當時仍然受盡歧視的黑人爭取平等待遇。二戰結束後，他被委派成為德國考察團成員之一，為德國的重建出謀獻策，認為應該公道地對待德國。冷戰時期，他主張美國應該以其雄厚的國力維持世界秩序。

尼布爾的着作甚豐，對人性的善與惡有深刻的理解，對於社會問題的成因和對策有卓見。

他推崇民主制度，認為這是處理人性與社會問題的最可取方法。

面對香港當下的政治困局，尼布爾的民主觀是香港的出路嗎？筆者將以一連四篇的文章，分別是「人的美善與罪惡」、「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愛與公義」及「民主的可能與需要」，先簡述尼布爾對該課題的見解，然後思考這對香港的啟迪。

人性的美善與罪惡

尼布爾的民主觀是由人性論為起點的。他認為人性的本質是美善與邪惡並存。美善方面，人類按着上主的形象而造，在人的靈中有認識上帝的能力，在人性上有上主的德性。雖然自始祖犯罪墮落後，人性產生虧損，但人類仍然能夠顯出若幹上主的形象，使人仍然具有美善的本性。

罪惡方面，人類真正的罪源自不信和驕傲，拒絕上主進入生命，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將有限的事物當作無限的神來膜拜。

驕傲又可細分成三種，分別是權力、知識及德性的驕傲。

權力的驕傲，是無窮的權力慾，籍使用權力來產生安全感。

知識的驕傲，是自恃擁有的知識比別人多，並且利用知識成為操控別人的工具。

德性的驕傲，是自命擁有真理，將自己置於高高在上的位置。尼布爾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其實都是這罪惡的結果。

對於其他學說，過分樂觀地相信人性是美善，或過分悲觀地相信人性是罪惡，尼布爾均予以否定。傳統自由主義認為人類是理性的，可以藉理性節制自私，促進社會和諧。因此相信解決社會問題，可以靠教育和培養道德。

但尼布爾認為人的理性不能產生道德的社會，相反如果過分相信人類的美善，反而令人類的罪惡不受監管。

另一方面，傳統民主政治理論認為人性是徹底的敗壞，一點美善也沒有，於是要對人類加以控制。

尼布爾認為此看法，低估了人類對於美善的追求能力，結果產生了專制。

對香港的啟迪

尼布爾認為不要對人性過分樂觀，也不要對人性過分悲觀的看法，同樣適用於今天的香港。

近年每逢政府與公眾在政策上出現重大分歧，總會有些官員或親政府人士，出來呼籲公眾要有信任。二零零九年，高鐵申請撥款，被公眾質疑費用過高，效益成疑，一地兩檢未解決，於是官員呼籲公眾要信任政府能解決爭議，興建費用決不超支。二零一二年，政府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被質疑是洗腦教育，官員又呼籲公眾要信任辦學團體的專業判斷，不會成為洗腦教育。二零一五年，政改爭議不斷，官員呼籲群眾對政府方案要「袋住先」，並要相信中央對政改通過的誠意，日後可以繼續優化云云。

面對爭議，公眾選擇不完全信任管治者，在人性是罪惡的前題下，是正確的選擇。即使在一段平等而有愛的關係當中，信任也未必能夠長久。枕邊人也難保有天同床異夢，最好的朋友也可以反目成仇。管治者和公眾的權力不平等，管治者更加不可能以信任，作為推行政策的基礎。管治者今天對公眾許下承諾，也難保明天成為空頭支票，甚至自己早已辭官遠去，不用對當天的承諾負上任何責任。

然而，今天的香港開始走向另一個極端：對不同意見陣型的人，採取絕對不信任的態度。自雨傘運動開始，藍黃陣型旗幟鮮明。在雙方陣型當中，均有好些人士，當對方發表意見時，完全不會認真了解對方的意見。他們只會辨認顏色是藍是黃，同顏色的言論便照單全收，不同顏色的言論則因人廢言，有時甚至回敬幾句不太耳順的粗話。加上社交媒體盛行，雙方陣型的朋友圈，都是跟自己理念相近的人。於是，人被困於社交媒體巨大的回音壁當中，自己陣型的聲音被不段擴大，對方陣型的聲音幾乎聽不到，或被妖魔化。這種徹底的不信任，阻礙了理性的溝通，對香港也不見得是好事。

人性是美善的，也是罪惡的。聖人也有做錯事的時候，壞人也有良善的一面。不要對人完全地信任，也不要對人完全地不信任，這是尼布爾給我們的提醒。

下一篇文章，將會討論由人所組成的社會，本質究竟是否跟人性一樣，同樣是美善與罪惡的，還是較人性更為美善，或更為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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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爾的民主觀是香港的出路嗎（三）：愛與公義

愛與公義

尼布爾相信人性是有道德的，但有道德的人卻註定組成不道德的社會。那麼，對於社會而言，應該怎樣維持道德？尼布爾認為個人的道德，是以「愛」去維持的，而社會的道德，則是「公義」得到彰顯。

對於個人而言，最大的道德是以愛來表達出來的。愛為人類提供道德的標準，行善的動機。愛可以讓人改善人際關係，令人與人之間能夠互相建立，互相造就。因着愛，人可以不求自己的益處，為他人着想，甚至犧牲自己。人的愛雖然是有限的，但也有一點力量去抗衡自己的罪惡，令自己成為有道德的人。亦因為愛，人類能夠看到自己那罪惡的真面目，並且恨惡自己的不完美。

但對於不道德的社會，尼布爾認為人的愛是沒有果效的。社會的道德標準，應該以公義的彰顯來量度的。在一個群體當中，人性的罪惡容易被小團體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所隱藏。人類的愛，要影響身邊的三兩知己還是有機會成功，但對于越是龐大的群體，這愛的影響力越是渺小，甚至被集體的不道德所吞噬。尼布爾認為，在群體的集體利己主義之下，公義的彰顯，代表當大部分人顧全自己的利益的同時，那小部利益以外人的傷害也能降至最低。公義不一定是絕對的公平，有時只是令事情不致太壞的標準。

甚麼是公義？尼布爾並沒有準確地為此下定義。事實上，公義並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種群體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狀態。在壟斷的行業當中，員工的議價能力低，即使顧主給予遠低於合理水平的工資，員工也只能無奈接受。這種不平等的僱傭關係，可稱為不公義。發達國家將工業生產線轉移至落後國家，利潤受惠於工人成本低，環保標準不高，甚至出現官商勾結的情況，工人得不到合理待遇。最終工人得不到應得的收入，環境受到嚴重破壞。發達國家消費了落後國家人民的工資和健康，使貨品成本降低，這也可稱為不公義。

至於愛與公義的關係，尼布爾認為兩者可以同時存在，可以互相否定，也可以互相成就。愛能夠成為公義的內涵，但單有愛卻不成就社會公義。愛是一種非常崇高的情操，令人可以不顧自己的利益。但在愛的覆蓋下，公義有時反而不用彰顯。愛與公義需要互相成就，因為如果公義沒有了愛，則公義只會淪為各群體或國家爭奪利益的工具，而愛沒有了公義，則這愛只會成為空話，不能落實在社會當中。

總結而言，人的道德是透過「愛」來表達，但社會的道德卻是「公義」的彰顯。愛不能為社會帶來道德，但能夠成為公義的內涵，讓社會明白公義是甚麼。

對香港的啟迪

香港作為全球前列的發達城巿，財政儲備富可敵國。但香港貧富懸殊極為嚴重，社會最基層的人士，不能分享社會繁榮的成果，生活異常艱苦。只要走進社會，睜開眼睛，不難發現香港竟然有人是靠着垃圾維生的，靠着一天的操勞也未必能換來一餐的溫飽。這是不公義。

社會上有一類人士，因着愛心和關懷，對這群最基層的人士作出實際的幫助，包括關心他們心靈和肉體上的需要，為他們送上食物，幫助他們理髮，協助他們找工作等。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行動，因為這些弱勢社群，彷彿被社會遺忘了，在社會中自生自滅。行動者將愛分享，讓他們感受到被愛，被尊重。

然而，愛心和關懷的行動，可算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因為出現這弱勢社群的根本原因，是不道德的社會制度，令香港的財富沒有分配給他們。香港近年花上巨款興建多項基建工程，每項工程動輒少則三兩百億，多則上千億。這些工程不少都被質疑成本過高，成效存疑，高鐵如是，三跑如是，新界東北規劃如是。

然後，在同一個香港的另一端，卻有人三餐不繼，一個二十元的飯盒也吃不起，或者一盒飯需要分三餐食。香港財政穩健，經濟位處世界前列，但竟然有一些香港人連吃飽的機會也沒有，這是十分荒謬的事情。對於這些弱勢社群的幫助，最根本的方法，是爭取合符公義的制度，讓財富能夠公道地分配。

甚麼制度才能增加社會公義？下一篇文章，亦是最後一篇，將會繼續討論。

(以上轉自獨立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