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王丹專欄】 百歲老人的傳奇人生(ZT)

司馬璐先生是着名的中共黨史專家，也是總部設立在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中華學人聯誼會」創始會長。3月28日，已經一○三歲的老人，在睡夢中安然離開人世，對我們這些跟他比較親近的晚輩來說，這樣的離開，也算是一種聊可慰藉的喜喪吧。

司馬璐的百年人生充滿傳奇色彩。他青年時期正值國共內戰，與當時許多左派青年一樣，他也嚮往中共提出的理想，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在那裡，他見過毛澤東等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並直接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且與後來的總書記胡耀邦交情甚篤。經過幾年與共產黨的接觸後，生性敏感的司馬璐直覺上感到這個黨「不對勁」，毅然離開延安，脫離了中共。

從此，在他之後的漫長生涯中，收集整理和分析中共的歷史，就成了他的興趣和志向，久而久之，成了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的權威。他後來移民到了美國，在紐約定居，很快在當地僑界受到廣泛的尊重，也有不少從中國來的人來詢問他一些中共歷史中的事情，他被稱為「中共歷史的活字典」。老先生八十歲過生日，可謂群賢畢至，少長雲集，生日禮金高達一萬美元。他老驥伏櫪，就用這筆錢創立了「中華學人聯誼會」，經常舉辦討論會，演講等活動，推動僑界的民主風氣。

他更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傳奇的感情生活。另一名中共高級幹部戈揚阿姨，在年輕的時候就與司馬璐相識，當時就曾經擦出感情的火花。但很快，兩人就在大歷史的洪流中離散。沒想到經過幾十年，因為抗議「六四」屠殺而流亡到紐約的戈揚，與司馬璐能夠再次聚首。經歷了時代風雨的兩位老人再續前緣，在一個八十五歲，一個八十三歲的時候，兩人在台灣企業家陳宏正先生和着名記者曾惠燕的見證下喜結連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成為僑界口耳相傳的一段佳話。

戈揚阿姨九十多歲過世後，司馬老人搬進安老院。進去之前，他把我找去，當面交代說「中華聯誼會就交給你了」。從此，我就接過他的擔子，繼續主持會務。這之後，老人一身輕鬆，每日讀書看報，身體一直康健。我每次到紐約，都要去看看老人，每次都驚訝他精神的健旺。有一次，他悄悄拉住我的手跟我說：「看到坐在大廳窗邊的那個老太太了嗎？她好像對我有意思，現在手裡織的毛衣就是要送給我的！可是我不好意思問她。」我一開始大驚，然後忍不住大笑。面對這「九十多歲的老年維特的煩惱」，此時我心裡已經非常篤定：這樣的內心永遠年輕的人，一定可以活過一百歲。事實證明了我的預感。

老先生一百歲生日是一件大事，我們中華學人聯誼會在紐約的台灣會館為他舉辦了百歲生日祝壽會，大廳擠滿了各地前來的一、兩百位老人的親朋好友。每個人對他說一句祝福的話，時間就過去了兩個小時。按照我們與安老院的約定，不應當讓他太勞累。我勸他回去休息，這位百歲老人斜視我一眼，說：「這麼好玩，我不回去，我還要再吃幾塊蛋糕！」那時候我想，恐怕我要準備一百一十歲的祝壽宴會了。然而，這次我的預感失靈了，司馬老人還是沒有等到一百一十歲，他安詳地離開了我們。

經歷了戰火中的青春，埋首書堆的中年，異國他鄉的為民主呼號，還有相隔幾十年的愛情，司馬璐先生的一百年生命充滿了如此多的傳奇，難怪他可以走得如此平靜滿足。

(以上轉自台灣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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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璐//維基百科

（1919年8月23日－2021年3月28日），原名馬義，曾用名馬元福，男，江蘇海安人，中國共產黨史專家，反共主義者。^[1]一直以來與中共創始人之一張國燾有較多交往，並且強調中共官方黨史中，醜化張國燾，每多違反事實真相。

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到延安。後在延安遭到政治迫害，離開延安，1941年被開除出黨。後一直從事自由、民主活動。曾在重慶辦《自由東方》、《人民周報》，組織中國人民黨。

1949年定居香港，出版《展望》雜誌。

1983年移居美國，主持《探索》雜誌。

2002年9月在紐約與戈揚結婚。二人原是同鄉，年青時共同參加革命，一個去了當時被稱為革命聖地的延安，一個留在江蘇，成為新四軍和《新華日報》記者。晚年在大洋彼岸的紐約重新聚首。戈揚在北京任《觀察》主編1957年被劃右派，雜誌被停刊的同時，司馬璐在香港辦起了《展望》。一個叫《觀察》、一個叫《展望》，連刊名都珠連壁合，又好像兩人演出了一場「接力賽」。^[2]

司馬璐在美國紐約某養老院生活。2021年3月28日於紐約逝世 ，終年102歲。

司馬璐先生被人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詞典」。他說：「我這一生中，一個特別的經歷是，我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共產黨人中我見過毛澤東、張國燾、王明、博古、劉少奇、張聞天、朱德、彭德懷、周恩來、林彪、陳雲、鄧小平、江青、康生、高崗、潘漢年、王稼祥、柯慶施、董必武等。民主黨派中見過章伯鈞、羅隆基、張瀾、沈鈞儒、張申府、張君勱、梁漱溟等。國民黨人中見過蔣介石、蔣經國、陳誠，還結識過徐復觀、雷震。中共黨內的幾個着名的知識份子，王實味、鄧拓、田家英，都是司馬璐在延安時期的好朋友（此外，司馬璐和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也相當熟悉，他把江上青和自己的關係稱作「亦師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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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璐：早年周恩來身邊的女人初考(ZT)

可以肯定地說，女人在周恩來的政治生活中，起過很大的作用。周恩來利用女人的天才，和政治統戰的天才，其實是一套學問。

從「叫父親太沉重」談起

我首先為寫「叫父親太沉重」的作者艾蓓小姐感到不平。我認為艾蓓的書，基本背景是事實，問題是，她沒有勇氣用第一人稱，忠實地寫出，而是故弄玄虛，用迂迴曲折的小說筆法來表達，以至很多人懷疑她的真實性。

早年北京的高層人士都知道，艾蓓是羅青長的女兒，而艾蓓的相貌完全不像羅青長，卻像周恩來。羅青長是長期擔任周恩來的保衛工作的，他與周恩來的關係和汪東興與毛澤東的關係差不多。周恩來臨終時，把羅青長叫到身邊，連說了四個「托」字，「托」什麼呢？他沒有來得及說，我想托黨和國家大事，羅青長還不夠條件，周恩來的家事有鄧穎超，也不用「托」給羅青長。我的理解是，周恩來「托」羅青長的事是照顧艾蓓，用句香港人的口頭語，羅青長是為周恩來「食死貓」的。

第一位女人張若名

根據現有資料，法國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過兩本書，一本是「張若名研究及資料輯集」，另一本是「張若名研究論文輯錄」，出版的「導言」

中說：「張若名（1902－1958）是中國第一位留學法國而取得博士學位的女學生」是20世紀「二○年代改造中國的理想主義者」。

五四運動前後，周恩來、張若名、鄧穎超有過三角戀愛關係。周恩來與張若名相戀於先，然後鄧穎超橫刀奪愛。中共早期資料中，談到當年那個風雲的時代，周恩來與張若名出雙入對的柔情蜜意故事，張若名也長得比鄧穎超美麗，當時被稱為才女，他們手牽手參加過對北洋軍閥的鬥爭，1920年1月同時被捕，11月雙雙到法國同居。

當周恩來和張若名熱戀時，鄧穎超不斷給周寫信。當時國共第一次合作不久。鄧穎超在國民黨中很活躍。她到廣州後，與國民黨的上層多有交往，與鮑羅庭夫婦關係密切。周恩來在黃埔軍校始終是蔣介石的部下，而鄧穎超已經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了。當年周恩來在巴黎決定放棄張若名而接受「小超」（周對鄧的暱稱），主要基於政治上的考慮；這和當年蔣介石放棄陳潔如而接受宋美齡是很相似的。中共反右以前，周恩來曾到昆明秘密探訪過張若名，1958年張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殺。

王一知。張文秋

中國共產黨初期一位着名美女王一知，也曾經是周恩來的密友。王一知原是中共成立時東京小組施存統（復亮）的夫人，後來與張太雷同居，張死於廣州暴動，王一知長期受周恩來的特別照顧，當年張國盡夫人楊子烈親自見到鄧穎超打過周的耳光，王一知也受過侮辱。周恩來在上海時，還有一位神秘女友叫張文秋，又名張一萍，她是專職性「住家主婦」的女同志，像周恩來這樣重要的領導人，當年在上海的住家絕不止一處，張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個住家主婦，後來張文秋被共產國際情報組在上海的代表佐爾格看中，周恩來派張文秋做了佐爾格的妻子，佐爾格又把張文秋讓給另一個德籍助手（中文名吳照高）做臨時夫人。佐爾格就是當年轟動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延安時代，周恩來、鄧穎超把張文秋介紹給毛澤東。張文秋很得到毛的喜愛，她又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毛澤東的兩個兒子，他們既是親家，又是周恩來、張文秋、毛澤東三人之間的紐帶，主要串連者是鄧穎超，政治的意味很重。

胡繡楓姊妹

抗戰時，我在重慶認識一位社交名人胡繡楓女士，她是重慶社會局局長李劍華的夫人，夫妻倆都是國民黨身分的中共地下黨員，1939年，毛澤東和周恩來指示潘漢年爭取大漢奸李士群的合作，李提出一條件，要求他的舊情人胡繡楓回到身邊。周恩來認為胡繡楓是自己身邊不可缺少的女人，很感為難，於是胡繡楓建議由她的姐姐胡楣代替她。胡楣又名關露，是三○年代初着名的詩人、作曲家和編劇家，也曾在上海為周恩來傳遞情報，胡繡楓給李士群一封信，請李給姐姐關露一份工作，李士群一見，覺得關露和妹妹一樣漂亮，就留在身邊，關露從此就以李士群的情人身分做了漢奸，實際上為中共秘密工作。

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

江青與周恩來的關係也是個謎，毛澤東、江青的結婚，現在中共的說法是周恩來介紹的，中共地下工作的負責人王世英、楊帆等當時向黨中央提出資料說，江青私生活糜爛，同志們稱她為「公共汽車」。中央大多數同志也反對毛江結婚，但是周恩來說，江青同志在上海地下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

中央最後通過毛江結婚，江青可以做毛夫人，但20年內不可以擔任政治職務。五○年代初毛澤東提出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田家英為中央主席秘書時，周恩來提議加上江青，後來中共中央有過文件，這是江青從毛夫人到合法參政的開始，文革初期，周恩來與江青互相吹捧。這一切都令人感到，江青可能是周恩來安置在毛澤東身邊的西施或貂蟬。至少說明了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是不尋常的。

孫維世。黃慕蘭

周恩來和孫維世，超過養父和養女之間的關係，明知其事，嚴格保密而又用政治手法處理的是鄧穎超，早在1937年，周恩來把孫維世從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帶回家中時，那種喜悅，鄧穎超早已看出周恩來內心藏着一個秘密。

1951年，鄧穎超主持孫維世和金山結婚，其後，孫維世向鄧穎超訴苦說，金山婚後本性難移，亂搞男女關係，孫維世感到非常痛苦，鄧穎超回信說，在上海十里洋場混久了的男人，總是免不了有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為黨做了大量工作，作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這段話有相當的暗示性和針對性，周恩來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沒有多大的區別。

和金山同居過的另一個電影明星王瑩，也是和周恩來私人接觸最多的。

在上海地下工作中，還有一個和周恩來單線聯繫的女人，是黃慕蘭，她當時以交際花的身份活躍社交場所，由於她艷壓群芳，裙下有律師，法租界的包打聽（暗探）、翻譯官等，她在周恩來身邊，往往能提供最重要的情報。

周恩來守口如瓶

周恩來身邊到底有過多少女人，永遠沒有人知道，周恩來時時強調保密的重要，在一次會議中說：「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後，不要一時高興就說出來」，「我老婆是老黨員，中央委員，不該說的我對她就是不說」。

鄧穎超也在一篇回憶周恩來的文章中說，他們結婚後，聚少離多，他到那兒去，「去幹啥、呆多久、什麼從沒有講」。周恩來一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我們之間相互保密的事是很多的。」（1982年6月30日「人民日報」）

周恩來去了哪兒，當時的白區活動，一種是中共的「住機關」，這種住機關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婦，一種是單身女性，專門接待高級領導人的，另一種是妓院，因為妓院可以閉門「密談」，環境也容易控制。向忠發的小老婆，就是周恩來替他從妓院中選的。周恩來這些行為，當然可以解釋他是為了黨的需要，為了工作的需要，周恩來和鄧穎超之間尚且「守口如瓶」，我們做研究工作的，故事只能講到這裡。

(以上轉自網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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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後，他為什麼一直讓播放「黛玉葬花」和「寳玉哭靈」(ZT)

周恩來曾被「滿懷深情」的稱為「好總理」而且是「人民的」，可嘆人民卻並沒有看到真相，沒有看到其虛偽奸詐、奴顔婢膝、殘酷冷血、人格卑劣、沒有人性的真實一面。在中共的謊言欺騙、新聞封鎖、一言堂的、不給人留下思維空間的媒體宣傳下，人們看不到真相，看不到這個政壇「不倒翁」在歷次黨內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權力鬥爭中，「假、惡、斗」才是其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的「秘訣」。

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一書中說：「周恩來一生政治的反覆易如反掌，這天才是其它中共領導人所不及的。」

大紀元社論《九評共產黨》一語道出實質：「在許多最邪惡的時刻，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敗下陣來，因為他們的邪惡勁兒都不夠水平，只有最邪惡的才能符合黨的需要。⋯⋯能生存下來的領導人不是能操縱黨的，而是摸透了黨的，順着黨的邪勁兒走，能給黨加持能量，能幫助黨度過危機的。」

周的一生正是如此。時勢造魔鬼。黨的邪惡，黨的一次次政治運動造就了周，周越來越摸透了、熟諳了黨的邪惡脾氣，越來越能順着黨的邪勁兒走，自己也越來越邪惡，越來越沒有人性，越來越喪失人格，越來越變成了魔鬼。
據《中共歷史的見證》揭示，周恩來是一個天才的演員，他一生把政治也當作演戲，他在演戲的時候，會讓人覺得他是完全誠懇的，根本不是在演戲。英國的蒙哥馬利將軍曾經說，他和周恩來會晤，周恩來講的話明明是假的，但是聽起來非常入耳。

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間，共產國際內部權力鬥爭激烈，路線反覆無常，陳獨秀做了替罪的羔羊，周恩來則善於侍奉共產國際的每一個新的主人。中共「六大」以後，周恩來實際上成了中共中央第一把手。他積極領導立三路線，又積極領導了反立三路線，反覆無常，中共許多領導人恥其所為，展開了反周恩來運動。

六屆四中開會的第三天，中共反對派舉行「反四中全會會議」，成立中共臨時中央委員會（這一派被稱為臨中派）。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臨中派江蘇省委成立第二天，在上海遠東旅館開會時，何孟雄等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十九人被處死。當時盛傳系中共自己的同志向國民黨告密，以一箭雙鵰，既可消除黨內敵人，又可做國民黨殺共產黨的宣傳。
周恩來長期領導中共地下工作和統戰、情報工作，說白了就是在國民政府統治範圍內，搞恐怖活動，所以他脫不了干係。

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投降後，周將中央機關緊急轉移，並將顧的家屬劫走勒死滅門，周帶中央特科的殺手闖進顧家那天，不巧顧家的朋友、周的救命恩人斯勵在場。正因為他認識周恩來，所以周命令一道勒死。參與滅門案的王世德被捕後，供出顧家人被掩埋地點，之後又陸續在公共租界挖出共三十九具屍體，都是周恩來命令暗殺的所謂「動搖或叛變」的中共黨員。中共的殘忍一時間震驚上海市，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也因此與國民黨合作打擊中共。

在江西蘇區，周左毛右，二者為爭取紅軍控制權反覆交鋒。反AB團就是周恩來籍黨中央的名義首先發難，毛派立即以打擊AB團為名殺人（反毛派和非毛派）無數。為了打擊和警告毛，蘇區中央局舉行鬥爭大會，鄧穎超代夫出征，掛帥肅反。危拱之因為說了一句「工人階級領導」而忘記加上「工農聯盟」，鄧穎超立刻指出是托派觀點；另一鍾姓幹部說了一句「目前黨的路線是正確的」，鄧穎超立刻指出「你的意思是過去黨的路線是不正確的嗎？」也被揪斗。

司馬璐老先生認為，這是中共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文化大革命」。然而，為了權力鬥爭的需要，周恩來竟在中央政治局宣布，肯定了AB團為反革命組織，也等於肯定了毛的血腥鎮壓。江西省委黨史室主任戴向青蒐集了大量有關AB團的駭人聽聞的資料，經核實，「蘇區肅反中，以AB團罪名處決者有七萬多人」，而這還僅僅是「不完全的統計」！

國民黨軍隊第五次圍剿中共紅軍時，紅軍被迫突圍。一般傷病人員，除極少數高級幹部受到特別照顧外，凡政治上懸而未決的對象，都以斷然的手段處理，以防隨軍行動增加負擔，或成為敵人俘虜，洩漏機密，對黨不利。突圍前，即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周下令槍決一批控制使用的高級幹部，其中最着名的是前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季振同，他於一九三一年底率領所部一萬七千餘人投共，並擔任過紅軍第五軍團總指揮。其部下第十五軍軍長黃中嶽，因說了一句：「我找紅軍的目的是為打日本鬼子，不是為了打內戰。」也被殺。

突圍後，紅軍人數從號稱十萬減為三萬。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坦承中央領導的失敗，坦承自己的錯誤，推崇毛澤東的指揮才能。他痛哭失聲，要求中央處分自己。他本來是遵義會議的主要批判對象，他的表演出色，他從被告一變而為控方（毛派）的證人。

遵義會議後，毛逐漸從周手上奪得軍權，並利用周頂住反毛派，周則借毛頂住反周反國際派。之後毛與周聯手打倒張國濤，到了陝北後「火線整肅」，殺了許多陝北土共主要領袖。

隨即毛又聯劉（劉少奇）抑周。「延安整風」毛掛帥，劉少奇領導，康生具體執行，矛頭直指周恩來。周恩來作了五天發言，痛斥自己的不是。周發言前，突然在毛的面前跪下（周有演戲天才），連聲說：「我認罪，我認罪。」
周后來說，經過「延安整風」，他「對毛澤東的領導確實心悅誠服地信服。」但是，毛依然當面侮辱周，有一次，毛把周叫到身邊，周恭恭敬敬連叫了三次「主席」，毛才應了一個「嗯」字。

良知尚存、邪勁尚不夠的劉少奇究竟沒有勝出。毛周在文革期間又一度合作，周協助毛把劉少奇定性為叛徒打倒。

文革開始不久，孫維世的哥哥孫泱、丈夫金山先後被捕。孫維世向乾媽鄧穎超申訴，她的哥哥和丈夫被指為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國民黨特務，美帝特務多項罪名很荒謬，並說，江青一向作風惡劣，我全知道。鄧穎超說：「好啊，你給我寫一份書面報告，好讓你爸爸處理。」孫維世按照鄧穎超的提示，果真如實寫了，鄧穎超把這份報告交給周恩來，周恩來又給了江青，江青看後，正色的對周恩來說：「恩來同志，你是總理，是主席身邊最信賴的領導，孫維世又是你的乾女兒，站穩政治立場？還是大義滅親？你自己看着辦吧！」

為表忠心，奴性十足的周恩來親自下令逮捕了孫維世，孫維世後來慘死獄中，死狀可怖。只因她是當時中國大陸三個最有權勢的女人江青、葉群、鄧穎超的共同情敵。周對毛雖然一再下拜表示效忠，但毛始終不信他，江青說過周恩來「貌似忠貞實屬大奸」，這句話實際上是毛澤東的。

據周恩來研究專家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中揭露，周查出膀胱癌後，毛阻擾其及時治療；周病危期間，毛不但拒不探視，還批他是「投降派」，背後再捅上一刀，「賜」其早死；周在生命的最後，一直讓播放越劇《紅樓夢》中『黛玉葬花』和『寳玉哭靈』兩曲，不勝淒悽慘慘慼慼；周死後，毛大放鞭炮。

人所皆知，毛魔頭（毛澤東）是整人「高手」，而堪輿毛這隻「極品」搭檔、周旋諂媚、唯一奉陪到底的，更不會是什麼好東西，也決非「等閒之輩」啊。難怪唐子先生謂毛為中共的“一號魔鬼”，周為“二號魔鬼”。其二人之個中關係真真比「狼狽為奸」更更不堪。

海外媒體大紀元曾刊發《唐子：有誰比周恩來會賣？瞧這披人皮的鬼！》和《唐子：是中共將周恩來由人變成了鬼》兩文，徹底剝掉了周的畫皮，淋漓盡致的揭示了其作為第一偽君子之賣相、鬼相、所作所為之賤事、淫事以及毛、周政治上的「雞姦」關係，真是精闢、透徹、獨到之至！讀來真令人酣暢淋漓，不禁拍案叫絕！
「中共是什麼？《九評》揭其秘：邪靈！毛澤東是什麼？歷史揭其秘：邪魔！周恩來是什麼？高文謙和司馬璐揭其秘：人鬼或人妖！」

「魔是一定要作惡的且不懼積惡如山，而鬼卻可以壞出花樣來。中共把毛、周變成終身的政治搭檔（夫妻），就是要毛能邪得唬住人，要周能邪得迷住人。而人之魔和人之鬼如形影相隨，互相需要，卻陰陽兩界成克合關係。所以毛離不了周卻不喜歡周。」

辛虧，中國只有一個「周總理」！全世界只有這一個「周總理」！幸甚至哉，天要滅中共，天不讓中共長久，否則，這個世界太可怕了，就要邪靈邪魔鬼獸遍地、妖魔鬼怪當道了。

一百二十一年前的今天，中國出了一個最可悲的人物，希望一百二十一年後的今天，您不要跟周恩來一樣，本是謙謙君子，卻被邪控魔變到死。順天意趕快退掉中共的黨、團、隊吧，抹掉邪靈的授記，堂堂正正做人！

(以上轉自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