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的主統和中華文明的支柱

----東海客廳論仁學和王道

余東海

天道落實於人間，就是仁道，以仁義禮智信為五核心；仁道落實於政治，就是王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實行禮樂制度。宣傳仁學是替天傳道最重要的方式，

推行王道是替天行道最根本的法門。-----東海曰

一

儒家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王道政治是中華文明的支柱。沒有儒家就沒有中華文化和聖賢君子，沒有王道就沒有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

道德為內聖，政治為外王。《春秋》《尚書》為王道大經，《春秋》大義、《尚書》大義即王道大義。當然，政治統於道德，外王統於內聖，《春秋》《尚書》的立足點仍然是內聖，是仁性與天道。這是四書五經和所有儒家經典的共同點。

王道政治，兼備三重合法性。一是承接於傳統，即存二統，尊崇前面兩個儒家王朝的政統；二是建基於民意，即以民意合法性為基礎合法性，或權為民所授，或權為民所可，將主權在民的原則落實到選舉制度中去；三是統攝於道統，道統高於政統，道統合法性統攝傳統和民意合法性。這意味着以儒立國和治國，以儒家文化為意識形態、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走仁本主義道路。

王道政治仁民愛民，敬天保民，以民為本。民本是王道最高原則，原則不能空談，必須落到禮樂刑政的實處，體現於內政外交一切領域。

為每一個國民提供基本的的生活保障和權利保障，是王道最基本的要求。這是所有正常國家應盡必盡、不可推卸的責任，自由政治都能做到，遑論王道。不能提供這些保障的國家，就非正常，非正義，沒有存在的價值，必須重建。

生活保障，包括幼有所長、長有所學、壯有所用、病有所醫、老有所依、鰥寡孤獨者皆有所養。人權保障，包括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的保障。

對於人民的物質生活，王道限窮不限富。所謂限窮，就是為弱勢群體提供基本保障，包括生活、教育、醫療保障。無論怎麼貧窮怎麼懶惰，基本生活無憂，並讀得起書，看得起病。對於富裕，不僅毫無限制，而且鼓勵人民致富和消費。

只要不浪費，富者怎麼奢侈亦無妨。一頓十萬百萬，一擲百萬千萬，又有何妨。中國人民就應該享受最好的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最好，物質生活也最好，窮有限制，富不封頂。注意，儒家關於浪費的定義與眾不同。一頓百萬，只要吃完，就非浪費；一頓十元，如果吃不完，就是浪費。

王道政治嚴於官而寬於民。官場容錯度較低，官員視聽言動都要接受禮的制約，官員非禮，要受到相應的懲處；社會容錯度較高，禮不下庶民，政府無權懲罰非禮的民眾。官員自由度較低，必須謹言慎行；民眾自由度較高，只要不犯法就行。

嚴於官而寬於民，這個不能顛倒。如果倒過來，寬於官而嚴於民，官員從心所欲，無可無不可；民眾動輒得咎，無所措手足。那樣的社會一定是最沒有活力的，一潭死水；那樣的政治一定是最壞的，一團漆黑，與王道背道而馳。

王道政治，意識形態永遠不易，制度形態因時而易。三代不同禮，小康和大同，傳統和現代，家天下和公天下，各有各的禮制。未來新禮制，既要吸收傳統禮制的優點，還應擇西方制度之善而從之，化古今中西制度精華於一體，舍儒其誰！

王道政治有三大要素：道統、禮制、君王。以道統為主，三者相輔相成。也可以說，這是上層建築的三大支柱。然君主會墮落，禮制會崩壞，道統會失落，故王道會潰敗，王朝會衰亡。改良和革命的關鍵是恢復道統，改良是自上而下的復興，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重建，都需要領導人有仁者之德和王者之風。

聖人不虛生，聖王不虛出，王道非空啟。聖人生，必有中道文化與時偕宜之重光；聖王出，必有王道政治因時制宜之重啟；王道啟，必有相應的禮樂制度與之俱起。

清末所謂的革命，卻不是重建道統和禮制，而是變本加厲地摧毀之。不僅自絕於王道政治，也自毀了自由主義，滑向極權主義邪路就是思想和政治邏輯的必然。就像邯鄲學步，未成西方新步，又失傳統故步，遂匍匐而歸耳。

西方文明從神本主義模式變成人本主義模式，是歷史性的大進步；中國的政治從清朝的古典仁本主義模式變成馬邦的物本主義模式，則是歷史性的大倒退、大墮落。好在物極必反，剝極必復，中國的政治有望觸底反彈，文明的升級已是一觸即發。

二

王道必然尊儒，尊儒未必王道。蓋尊儒既有真偽之別，又有高低之別。只有予以最高程度的尊重，才有望建設王道。個體最高程度的尊儒是以之為基本信仰，政治最高程度的尊儒是以之為意識形態。

以之為基本信仰的人，即是儒者；以之為意識形態的政治，即是王道。換言之，王道的意識形態是儒學，即仁學，仁本主義學說。儒是成仁之道，仁是人性之根、人道之源、王道之基、禮制之本、萬法之王。換言之仁是宇宙生命的本質，於道德為中道，於政治為王道，於人道為五常道，具有不可超越性。

論性質，意識形態有正邪之別。只有正確、正義的意識形態，才能指導政治建設。但僅僅具有正確性、正義性還不夠，如佛道兩家就不行，還必須同時具備政治性。只有正確性、正義性和政治性兼備的意識形態，才能指導政治和制度建設。古今中西符合這個標準的意識形態，只有仁本主義和人本主義。

仁本主義包括內聖學和外王學，外王學可以導出王道政治和禮樂制度；人本主義包括個人主義哲學和自由主義政治學，自由主義可以導出自由政治和民主制度。其它意識形態，無論正邪優劣，都不宜用來指導政治和制度建設，不能用來立國和治國。

仁本主義和人本主義兩個文化體系都有正義性，然高低有別。人學足以立國治國，不足以平天下。唯仁本主義，才能內平人心外平天下，建設王道政治並最終實現大同理想。如果說人本主義是跨入現代文明的門檻，仁本主義就是實踐更高文明的基石。所謂更高文明，即仁本主義文明，在新的歷史平台上開啟的中華文明。

仁本主義高於人本主義，要因有三：在哲學上，仁本涵蓋人本；在政治上，王道涵蓋自由；在制度上，禮制涵蓋民主。中西文化和文明有同有異，意識形態、制度形態和社會形態有同有異，原因在此。

佛本主義、道本主義、人本主義皆正法也。然佛道是出世法，不足以導出良制良法。人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存在重大的先天性缺陷和弊端，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不足以從根本上拯救中國。佛道則自保不暇。儒家不出，佛教整體墮落無底線，輕則淪為利益之奴而庸俗化，重則墮為權力之奴而邪惡化。

今時今世，唯有仁本文化和王道政治才能從根本上救苦救難救中國。

儒家的援救方式可分為手援和道援兩種。手援意義不大，道援是正道。道援又可一分為三：一是以仁為本的文化啟蒙，啟之以文；二是以身作則的道德教化，導之以德；三是以民為本的制度建設，齊之以禮。

儒家可以救民救國道援天下，但不能援救反孔反儒的人物、勢力和社會。這種人和社會自絕於儒，自絕於仁義和人道，無可救藥。儒家救世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君子在上，有一定權位；二是文化氣候和社會土壤不過於反常，不至於反常到誣文武、頌桀紂的程度。兩個條件相輔相成。

三

或說：“儒家欲救中國，在制度的形式框架上，應坎陷為自由主義，在個安身立命層面，可繼承傳統儒家。”此說延續了民國諸儒特別是牟宗三先生的觀點，有偏。仁本主義落實於政治為王道，王道政治落實於制度為禮制，新禮制自可吸收民主制的精華。儒家體用一如，體大用全，何須坎陷自己以迎合自由民主？

夷王道為西政，以民主為外王，是民國諸儒的共識，可謂蔽於民主而不知民本。在政治上，他們把自由民主當成了最高標準和追求。甚至有儒者看朱成碧，誤把馬路看成新王道。這都是民國儒的局限，吾輩應該及早擺脫這一局限，重申王道大義和禮制特色。

或問：“王道政治下，王如何產生？”答：新禮制全面吸收民主精華。領導人的產生方式是選舉，可分為精英選舉和民選。民選又可分為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

王道政治，主權在民，只是民眾選舉權沒必要一步到位。在王道初級階段，採取精英選舉、民意認證的方式為宜。只要通過一定程序獲得民意支持，就擁有了民意合法性。詳見東海《文化決定論》《中華憲政綱要》諸文件。

我認為，小康時代，選賢與能，唯精英能夠，故選舉權在精英，而民眾擁有認證權和否決權。王由三界精英推舉，經過一定的攝政期即試用期，然後交由民意表決。獲得民意認同，才能正式登基。大同或者王道比較成熟之後，民德民智普遍高優，自可實行全民直選。

或說：“傳統的外王已成歷史，儒家要現代化，只能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內爭取相應於王道的治理方式，接受民主政體的遊戲規則，民意願意讓士君子上台就上台，要你下台就下台，而不是以王道政治更優為由，逆民意而居大位，舍此而講外王，只能停留在前現代的夢囈中。”

東海曰：這段話半對半錯。王道政治當然不能逆民意而居大位，故東海一直強調主權在民。然王道政治的意識形態和制度形態皆與自由主義大不同，王道自當吸收自由政治、民主制度之精華，然非自由民主所能框架也。

或說：“主王道政治者，與世界所有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者，都染上了一個共同陋習，就是愛自己的意識形態，甚於愛具體的人。”東海曰，蠢話！仁者愛人以仁德，王者愛民以王道。王道政治，敬天保民，以民為本。推行和實踐王道，就是對每一個具體的人和民最深沉的愛護。

或說：“許多底層人擁護集體主義，鼓吹尊王，是因為他常把自己投射成為那個擁有最高權力的王者，在想像中自己呼風喚雨指點江山，要多爽有多爽。他作為一個人的個體性是未被充分自覺的，他在現實中的卑微身分是他不願面對而刻意躲開的。”

東海曰：這是底層人和外行人的愚昧。殊不知，王道政治植根於中道文化，即仁本主義文化，尊王就必須擁護仁本主義，而仁本主義與集體主義背道而馳。集體主義是通往極權主義的捷徑。

或說：“提倡王道政治者，一直迴避了如何可能的問題，是靠極權勢力支持上台，凡反對者槍斃的槍斃，坐牢的坐牢，還是靠爭取大多數民眾，憑選票上台？舍此二者，根本無任何可行的實現方式。”

東海曰：王道政治，最順應天道，最符合人道，故一定可能，終有水到渠成之時。至於如何可能，不必逆料，亦不限於所言兩種方式。假設極權勢力支持王道，其勢力必然已經去極權化而深度儒化矣，自然不會再對反動派採取極權手段。假設憑選票成功，其社會必然高度儒化，超越民主，建設禮制，易如反掌。

儒家救世是救之以仁學和王道。仁學的弘揚和王道的實踐都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是一蹴可幾的。儒家事業不是某個人和一代人的事業，而是以儒家群體為核心的正義力量的偉大事業，子子孫孫，世代相傳，無窮匱也。

對於吾國吾民，我是短期悲觀而長期樂觀。所謂長期，實亦有限，不長於幾十年也。西方諸國浸淫於神本宗教和人本政治久矣，所知障深重，欲儒化，大不易。吾國雖然百年反儒，儒家畢竟根深蒂固，而今一陽來復，復興將是加速度的。一旦量變到一定程度，便會產生飛躍性的質變。故我看好吾國不久的將來。

四

儒家唯我獨尊，可以；唯我獨正，不可以。唯我獨尊，其它文化皆卑於中道，其它文明皆卑於王道，這是對的。但不能過度到唯我獨正的地步，不能認為其它學說都是三非，只有儒家三正。

對於其它具有正常、正確、正義性的文化和文明體系，儒家應該保持基本尊重，予以實事求是的評價，並海納百川，擇善而從，為我所用。對於西方文明，我們就應該採取這種態度。

說中西文化、政治、制度和中西文明有同有異的異，是高低之異，非正邪之異。故儒家對於自由主義和西方文明，主張超越，反對排斥，更不敵視。

東海還是老梟的時候，曾經追求民主自由，與不少自由派是朋友。對於自由派，仍然保持相當的品德尊重、情誼友好、命運關懷和思想認同，同時又有直抒胸臆的政治異議和觀點批評。儒眼相看，西方文化正見和偏見同在，西方文明精華和糟粕並存，需要我們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只有儒家才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文化資格和政治能力。

仁本主義五常道是仁義禮智信，核心是仁義；人本主義五常道是自由民主人權平等法治，核心是自由。比較而言，仁義更加根本。仁義與自由是體用、本末關係。

但這並不意味着自由不重要。在政治上，沒有自由，所謂仁義就是空置的。

不少學者乃至儒家學者，稱美西為夷狄，不是眼瞎心盲，就是臉皮太厚。論民德民智和國格黨格，論文明程度，兩極主義國家都遠遠低於夷狄，低於古代夷狄如匈奴，也低於現代夷狄如黑族。夷狄沒有資格罵夷狄，禽獸更沒有。夷狄最差也有人味，禽獸非人，物本主義者就是禽獸化的典型。

何況美西早已去夷狄化。人本主義文明雖然遜於仁本主義文明，自有其優點和特色，值得我們好好學習，取其精華。至於兩極主義諸邦，對於人本主義的文明，包括其政治經濟科技文明的精華，就是抄作業也抄不來的。

注意，自稱仁者未必是仁者，自稱仁學未必是仁學。譚嗣同有一本著作題為《仁學》。然譚嗣同思想雜亂，不中不正，其《仁學》立場觀點方法錯誤百出，有名無實。東海仁本主義以五觀為核心，輔之以百論千律，直承孔孟而與時偕宜，保守性和時代性並重，原始性和原創性兼備，放之天下而皆準，指導後世而無疑。

最後強調，不學儒家不能知中道，不遵中道難以成君子，遑論聖賢。錢穆先生言：“先有偉大的學業，才能有偉大的事業。”（新亞學規）可見學業之重要。學業即學術事業，最偉大的學術是中道學說，即儒學、仁學、孔孟之道、仁本主義學說；最偉大的事業是王道事業，最為利民利國利天下。202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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