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長超：六四是中國現代執政黨全面地、深度地、塌方式腐敗的拐點(ZT)

歷史有時很詭異，很紛爭，但隨着歲月的流逝，又往往會漸趨一致，復歸公正。歷史很嚴峻，它比任何偉大人物更偉大。因此，我們認識事物，要用歷史的眼光，要突破當時社會環境的種種局限。

舉例來說。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多少人投入?有多少人贊成?通過對劉少奇案的定性時，除一個人外，全部代表投了贊成票。那時候，毛澤東如日中天，一句真頂一萬句。然而，毛澤東死去不到一個月，他寄於厚望的妻子江青和侄子毛遠新被逮捕，後來經過審判，江青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首領。全國人民有誰想到，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竟然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家屬。

按照中共建國後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的待遇，江青有事要請假，運動來了得請罪，要帶反革命分子帽子。毛澤東要檢舉揭發，要宣布與江青劃清界限。——那年代就是這樣過來的。這個結局，他老人家會想到嗎？億萬人民群眾想到嗎？

然而，歷史老人想到了，並且這樣執行了。歷史就是這樣過來的。它告訴我一個道理，看待風雲多變的事情，要有歷史的眼光。不以眼前的利害為依據，不以權力的權威為依據，甚至不以主張者或反對者人群的多少為依據。而要以事件本身的是非和歷史的影響為依據。

歷史很嚴峻，它比任何偉大人物更偉大。偉大人物也將是歷史需要評估的對象。

同樣的道理，對於1989年發生的震動世界的那件事情，也要用歷史的眼光來認識它。這段歷史已經過去26年了，歷史的是非越來越清晰了，至少在我的心中早就很清晰了。我對這個事件的認識，我認為它是一個巨大的歷史事件，它是一個歷史的拐點。

首先，它是中國現代執政黨全面地、深度地、塌方式腐敗的拐點。

那個事件之前，中國也有腐敗，中央也有腐敗，但是，沒有全面的、深層的、整體的腐敗。那個事件後，接二連三地出現了陳希同、陳良宇的腐敗（有權鬥的因素），又出現了薄熙來、王立軍的腐敗。從全國腐敗立案人數、涉案金額等因素看，都是急劇上升。

現在，全國普通民眾的犯罪率為1/400，但是，從現在黨中央已經查明的腐敗情況看，上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腐敗，占了1/9，前政治局委員中的腐敗比例也不低。從腐敗的金額看，數額非常驚人。單是從某個軍委領導人抄家所獲的就有億元以上的現金。無論是從當代橫向的比較還是從中國歷史上朝代的比較，情況都是空前的。

由於腐敗的面積如此之廣，深度如此之深，如果真要反腐敗，涉及的人數之多之高，都將是空前絕後。如果反得太認真，會造成形象的極端惡劣，造成大批重要崗位的空缺，或者造成強烈的阻力和消極的抵抗，極大地影響行政效率。它也有可能影響根基。而不反，或者選擇性反，則不能獲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徹底扭轉腐敗的趨勢。因此，反難，不反也難。大腐敗使中國進入了一種進退維谷的境地。

這個局面的發端，是那個風波事件。中國腐敗如此嚴重，有一個分界線，那就是那個事件。那個事件，成了中國腐敗的催化劑和膨脹劑。

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其實很簡單

第一，那個事件起始於反對腐敗，反對官倒

結果是，反對腐敗和反對官倒的人，或者死於坦克之下，或者受到監禁，或者受到處分，或者被迫流亡。而腐敗者受到保護，事件發生後無一人被清算。這等於向人們明白宣告，什麼是允許的，什麼是要堅決打擊的。

事件的流血處理方式成了一種無聲的鼓勵。它告訴世人，反腐敗者的下場會如何!

第二，那個事件之後，當局為了讓社會遺忘和淡化那個流血事件，轉移人們的注意力，掀起了一個鼓勵追求利益的熱潮。當時，下海成風，謀利成風，權力尋租，權錢結合，資本尋找靠山，成了一種時尚。從此開始，中國掀起了一股腐敗的逐利的狂潮，可以說，中國特色的腐敗，不僅是有權者的腐敗，也不僅是有錢者的腐敗，而且是整個社會的腐敗，是一種全民族的腐敗。

今天，考試考核中的作弊現象鋪天蓋地，商品中的假藥假煙假貨見怪不怪，假博士假專着假論文司空見慣，不就是全民腐敗的標誌嗎？中華5000年的作假之風，未有今日之盛，中華5000年的腐敗之風，未有今日之猖,這一切，始於那個89年的拐點。

第二，這是民心的一個拐點。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總體而言，黨群之間，官民之間，即使有矛盾，或者有很深的矛盾，但是，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和希望。文革前將幾千萬地富反壞打成賤民，將300萬右派打入地獄達20年之久，文革中將大批幹部、知識分子打成叛徒、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冤案遍於中華。

胡耀邦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群眾仍然信任你，胡極大地改善了黨的形象和黨群關係。但是，當你指揮着野戰部隊駕着坦克、端着衝鋒鎗,向手無寸鐵的市民進行屠殺的時候，你的形象發生了質變。這種屠殺行為是不可原諒的，而且，你26年來，沒有給無辜被殺的市民一個說法，沒有對這個事件一個說法，民心難平。

人同此人，天同此理。當谷開來為了瓜瓜發燒強要薄一波的司機帶孩子看病時，司機被戒嚴部隊開槍打死，他也是很悲痛，很憤怒的。向人民殘忍地開了槍，又沒有任何悔悟之心，你要說這件事，還要繼續狠狠地整你，例如年年要將失去孩子的丁子霖軟禁，人民怎麼會對你有所希望呢？它的態度是想努力讓人們遺忘，但是，這麼大的歷史事件，人民是不會遺忘的。

光州事件不會遺忘，二二八事件不會遺忘，天安門事件更不會遺忘。這本來也可以成為一個資源，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中共的形象並沒有破壞，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復。但是，鄧後的政治家，沒有一個有這樣的見識和魄力,他們或者不明白世界潮流和歷史的是非，或者是營營之徒，苟且之輩,以為用暴力維穩就能長治久安了，開着坦克鎮壓，就是一個男兒了。

那個事件是用暴力處理了，它也開了一個先例，助長了暴力迷信綜合症的發展。暴力維穩成了新常態。孫志剛因為沒有帶身份證，竟被在看守所打死，錢雲會反對強拆，竟然被推土機活活壓死，四川，南京，上海的一些市民，因為反對強行動遷而被燒死打死，反抗強遷而自焚者的一群親屬也被暴力鎮壓，西藏發生了100多自焚事件，警察向民眾開槍事件屢屢發生。活體解剖事件的真相雖然若明若暗，但越來越震驚世界人民的良心。歷史已經進入21世紀，人類的文明在不斷進步，有些人卻對暴力如此迷信，自然會越來越站在失去民心的境地。再加上舉世無雙的腐敗，要重新獲得人民的信任，是越來越遙遠、越來越困難了。

第三，這是歷史拐彎的拐點

這個事件，如一粒催化劑，引起了迅速的化學反應；如一粒火星，引起了一堆易燃物的熊熊燃燒。

先是引發了堅固無比的柏林圍牆的倒掉。這是一垛鋼筋水泥製造的牆，全長169.5公里，其中包括水泥板牆104.5公里、水泥牆10公里、鐵絲網55公里。牆高約3.6米，相當於兩個彪形大漢的高度，也相當於世界一流的女排運動員摸高的高度。這還不算，沿牆修建了253個瞭望塔、136個碉堡、270個警犾樁、108公里長的防汽車和坦克的壕溝。此外，還有一接觸便會發出信號的鐵柵欄119.5公里和供邊防軍士兵巡邏用的巡邏道119.5公里。

總之，這道牆是一道現代化的牆，一道高科技的牆，也是一道軍事化的牆。這道牆護衛下的東柏林固若金湯。它保衛着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保衛着無產階級專政，保衛德國共產黨的領導。

它奪去了1065個青年活蹦活跳的生命；260個青年在牆上流了血，負了傷；更有3000多人因企圖越牆而被拘捕，被關到更堅固更狹小的大牆之內。無產階級專政顯示了強大的威力。

1989年11月10日，那個風波事件後5個月，存在了28年之久的柏林圍牆倒了。它不是年久失修之類的物理的原因而倒坍的，它是被人民拆除的。

那個風波事件發生後半年，1989年12月16日，羅馬尼亞蒂米什瓦拉市暴發了萬人遊行，表達對齊奧塞斯庫統治的不滿。齊下令警察開槍，把風暴鎮壓下去了。12月21日，齊奧塞斯庫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開群眾大會，慶祝鎮壓的勝利。但是，參加集會的群眾卻乘機舉行了反對齊奧塞斯庫的遊行，齊氏急忙派軍隊進行鎮壓。但是，軍隊不願意向人民開槍，回到了營房，國防部長自殺。民眾包圍了總統府，齊奧塞斯庫夫婦從樓頂上乘上直升飛機逃逸。但是，全國到處在舉行着反對他們的示威遊行，直升機的駕馭員也不願意為他們服務。齊氏和妻子兩人躲來躲去，最後終於被反對他們計程車兵抓獲，經過特別法庭的審判，被判處了死刑。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委員會接管國家一切權力，易國名為羅馬尼亞。

那個事件發生後2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發生了劇變。1991年8月19日：副總統亞納葉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內務部長普戈等共八人，組成"緊急狀態委員會"，利用總統度假的時機發動政變，宣布總統因健康原因不能視事，由副總統依法接替，並軟禁總統於克里米亞。在莫斯科，則調動坦克師、摩托化師、空降師和其它部隊，包圍俄羅斯政府辦公大樓"白宮"。五萬群眾聞訊聚集"白宮"廣場，支持俄羅斯政府。坦克兵態度友好，葉爾欽走出"白宮"登上坦克，向群眾演講，堅持改革，反對政變，要求放回戈巴契夫。電視實況傳播全世界，反響強烈。吉爾吉茲、烏克蘭、白俄羅斯、烏茲別克等共和國總統宣布反對政變。8月20日，空軍、空降部隊、海軍、戰略火箭部隊司令等宣布反對政變。莫斯科軍區空降師、塔曼摩托化師等拒絕政變者命令，掉轉槍口，保衛"白宮"。8月21日，政變失敗。政變首犯八人，內務部長自殺，七人被捕，以叛國罪起訴。戈巴契夫辭去蘇共總書記，蘇共解散。1991年12月25日，戈巴契夫宣布停止蘇聯總統職務，蘇聯結束。

一場本來是反對改革的政變卻催化了改革，催化了轉型。

在這幾起事件中，德國領導人昂納克，羅共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和蘇聯的政變集團，都曾經利用軍隊鎮壓人民。但是，最後或者懼怕嚴重後果而未下令開槍，或者軍隊沒有聽從命令未開槍，結果未造成大規模流血事件，基本實現了和平解決或極少量的流血，實現了和平轉型。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的流血事件在資訊時代迅速傳播，產生了重大影響，震動了整個世界，受到了世界性的譴責，也引起了軍隊的覺醒。

有些領導或軍人出於害怕承擔歷史的責任和世界性的輿論壓力，沒有下令或執行開槍的命令，因而實現了比較和平的社會轉型。從這個意義說，中國的風波起了社會轉型的催化劑的作用，也起了推動國際社會和平轉型的作用。在人類歷史上，這是有重要的進步意義的。

後人是否會這樣認識這個事件？我不知道。後人也許會批駁我的這種認識。不過，我相信，後人一定會比較客觀公正理性地評價這個事件，對它的歷史結論，決不會如當年鄧小平所定性的動亂或反革命暴亂。我這樣相信，因為我相信，歷史不可欺，民心不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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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長超1944年生，上海南匯人，研究員，九三學社會（社）員。196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化學系,1982年畢業於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專業。後又修完華東政法法學院法學本科、華東師大漢語文學系本科，並通過了心理諮詢師3級2級的考試，此外還學過中醫等，粗通文理，略識中西，有開闊的知識面。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工作。社會兼職：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思維科學研究所上海分所所長，上海南市思維進修學校校長。現為上海社會科學學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思維科學學會籌委會副理事長，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

(以上轉自網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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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王丹專欄】 當記憶被重新建立(ZT)

Louisa Lim，中文名字是林慕蓮。她的父親是新加坡華人，母親是英國人，而她自己，則在香港長大，大學念的是當代中國研究。這樣的背景，使得她對中國那片土地充滿了複雜的情感和好奇。大學畢業後，她選擇了從事媒體工作。2003年開始相繼擔任英國BBC和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駐北京記者，常駐北京十年。2014年的時候，她接受牛津大學的邀請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她選擇了「六四」這個主題。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重返天安門》這本書。過幾天，就是中國天安門事件三十二周年了，我又重新打開這本書。再讀之下，我發現，最打動我的，竟然是她的序言中提到的兩個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她第一次根據她的《重返天安門》一書進行公開演講（當然是在中國之外）的時候，那是2014年。在觀眾提問的環節，一位中年的中國婦女站起來問了一個問題：「當時政府告訴我們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嗎？」「有任何一件事是真的嗎？」林慕蓮說，她當時注意到，這位婦女問的時候，消瘦的身子明顯在發抖，聽起來冷靜的聲音帶着一絲顫抖，「口氣宛如在請求寬恕。」

這段描述非常生動，看得出一個優秀的記者的敏銳的觀察，但更讓我們看到了當一段已經被掩埋的記憶，被重新挖掘出來的時候，對於當事人來說，內心的衝擊是多麼劇烈。從那近乎祈求的提問中，我們看到的是提問者的內心掙扎，她是多麼希望林慕蓮能夠給她哪怕是一點點關於「六四」這個事件，中國政府沒有全部說謊的證明。儘管其實我們都從她的肢體動作看得出，她自己也知道這樣的掙扎的無意義。只有當一個人內心一向堅定信奉的東西突然坍塌的時候，尤其是當這個人願意誠實面對真相的時候，才會有這樣的掙扎，這樣顫抖的聲音，和這樣的絕望。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國家機器強行抹去人民的歷史記憶，對人民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傷害。很多時候，恢復記憶，是需要勇氣的。

同樣的例子，也是發生在林慕蓮的一次演講中，那是在美國中西部一個大學。當時，台下一個年輕的中國留學生一動不動坐着聆聽，當她講完後，這位留學生站起來說了一段話，她說：「我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八年，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我對我的國家的歷史一點兒也不了解。我上最優秀的學校，管理最好的學校，而我對一切都一無所知。」這段話，字面上看起來非常冷靜，但如果我們深究冷靜的字句背後的含義，你就會感受到震撼。林慕蓮在回憶到這些細節的時候，沉痛地說了一句在我看來十分精闢深刻的話：「對今日一些年輕世代的中國人來說，為了保護自己，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是必要的。」

這段話深刻地描寫了中國的現實。很多中國人是故意迴避歷史的，所以他們故意地不提起曾經發生過的事情。這種迴避其實是理性計算的結果，是為了在現實中能夠生存，因此是一種「必要」。而當遺忘成為必要的時候，就是一個民族最悲哀的時候。所以林慕蓮說，「讓記憶保持鮮活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應當捍衛自己的歷史記憶。」這樣的感慨，我想，經歷過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時期，也曾經全民族被迫失去記憶，或者把「無知」當做「必要」的台灣人來說，想必會感同身受。我們也都會同意，記憶被重新建立是如此重要，不僅是為了真相，更是為了心靈的重置。

(以上轉自台灣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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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鋒鎖：只有中國民主化 六四話題才成過去(ZT)

北京「八九民運」前學生領袖周鋒鎖說，相信「六四的話題永遠不會老，只有在中國民主化之後才會成為過去」。

明報今天刊登了對周鋒鎖的訪問，他說，「因為八九民運所提出的是中國民主化，並不因為中共的胡作非為而成為過去，反之會總是成為很重要的目標。」

他說，繼續討論和反思「八九六四」對當下現實更具警醒意義，「比如對於美國來講，非常愚蠢地在過去這麼多年扶持了中共」。

他表示，「八九民運」清楚顯示中共政權的「殘暴、專制」，是一個「defining moment（關鍵時刻）」，美國一切對中國政策應從這開始，而美國經過32年才回到起點。

被問及32年來中國政治的變化，周鋒鎖認為，從「八九」到現在，中共政權的內核一直沒變，那就是「不惜一切追逐和維護它的絕對權力」，包括以犧牲他人甚或自己人的生命與尊嚴為代價。

據報導，1989年北京學運爆發時，周鋒鎖是清華大學物理系4年級學生，他組建了清華大學學生廣播台和天安門廣場「學運之聲」廣播站，其後與王丹、封從德等人當選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

學生運動被鎮壓後，他與另外20名學生領袖一同被通緝，並很快被捕及入獄1年。

周鋒鎖於1995年前往美國，2007年與他人合辦非營利機構「人道中國」，主要為大陸參與民主運動受迫害者、良心犯提供資助與發聲。

報導表示，今年2月，「人道中國」與另外23個在美非營利人權機構，向美國總統拜登發出聯署信，呼籲將人權作為對中國政策優先考量因素。

周鋒鎖在訪問中說，「人道中國」今年以來幫助過數十名參與「反送中」運動示威的港人，他們當中有被香港國安法起訴者，並協助其中10多名流亡者在美國安頓。

(以上轉自台灣雅虎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