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民胞爭自由人權，為自己爭人格尊嚴

-----東海客廳談自由

余東海

為自己爭人權，就是為人民爭人權，為自己爭人格；為儒家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為國家爭國格。----東海曰

一

爭自由是吾國人當務之急，爭言論自由更是儒家和文化人當務之急。儒者傳真理辟邪說，為師傳道授業解惑，都有賴於言論自由。

連言論自由都沒有，遑論傳道更遑論行道。對於文化人來說，連言論自由都不敢爭取，又奢談什麼人格尊嚴，又有什麼資格從事文化啟蒙、思想教育和道德教化工作；對於政治人和黨國來說，連人民的基本人權和儒家的言論自由都不尊重，又奢談什麼以人為本、為民服務和尊孔尊儒！

一個國家，如果儒家都沒有言論自由，只有支持讚美的自由，而沒有批判反對的自由，一切都無從談起。能夠忍受這樣的政治制度，就不配為儒，不配為君子。民眾麻木冷漠是正常的，但文化人不能，儒家更不能麻木冷漠。這是東海推心置腹之語，諸儒深思。

儒家與自由不僅不矛盾，而且相互需要。自由需要儒家去追求，儒家需要言論有自由。自由的到來和儒家的上位又都需要一定的條件。但條件不會自動出現、自我成熟，條件不熟需要催促，沒有條件需要創造。弘揚儒家、追求自由的過程，就是創造條件的過程，也是提升自己德性、體現人生價值的過程。

有人認為聖賢君子為王和政教合一，就會侵蝕或剝奪人民的人權自由，是不明儒家政理和王道大義的、毫無必要的外行擔憂。特說明三點：

其一、儒家依禮行政，以儒為教，政教合一是將文化教育、道德教化都納入政治範疇，與神本宗教的政教合一截然不同。

其二、聖賢君子必須通過一定的程序獲得民意許可，方能正式為王。而真正意義上的聖王，是要天下後世儒門和人民公認的。

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為聖王，不僅為孔孟和歷代儒家共崇，也為諸子百家和天下後世人民公認。注意後世這個規定。任何人生前被封聖人聖王，都是無效的，誰說誰封都無效，即使儒群、朝廷共封乃至全民公認也無效，遑論自封！聖不自聖，聖人聖王不會自封聖人聖王。自封聖人聖王者，必非聖人聖王。

聖王的特徵有五：一隊伍最好，以之為核心形成一個聖賢君子集團；二制度最好，原來不好則改革之，原來很好則精益求精；三民德最好，所謂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四幸福度最高，五福普遍於廣大官民；五最得民心，近悅遠來，天下歸往。以上可稱為聖王五最。

其三、門內之治與門外之治、即家事與國事、家政與國政、家禮與國禮大不同。在政治上，君臣關係、君民關係、師生關係各有各的禮法規範，君臣師生和民眾各有各的權責，在禮法範圍內享有相應的自由。維護自由既是民主制度的功能，也是王道政治應有的題義，王道為自由提供禮和法的雙重保障。

二

今天袁隆平先生去世了，國人紛紛哀悼和緬懷。我想說，袁先生可貴，自由更可貴。沒有袁先生，未必餓肚子，美西人民就不用擔心餓肚子；沒有自由，難免餓肚子，毛鑒不遠，歷史未必不會重演。

四九之後，吾民吾國最大的損失是喪失了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生命權、財產權的保障，沒有自由就沒有文化、教育、經濟、科技各種事業的健康發展，沒有自由就沒有人民的幸福、社會的和諧，國家的正常和富強，沒有自由必有人性災難和人道災難！

現今大陸禁言未必全球最嚴，伊朗、朝鮮、巴基斯坦當更嚴。但大陸禁言防民的手段技術應是最高明豐富的，這方面的綜合資源投入也應是最大的。

梁啓超說：“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乃突過於先進國。”此言已不適用，因為現在所有先進國和絕大多數國家都不防民了，唯小金和幾個小伊尚在堅持，唯技術肯定大大落後於我。不知它們曾前來取經否？

去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日前接受央視新聞《相對論》採訪，談及中美關係時說，中國不跟比誰更封閉，哪一個國家更開放，才是最後的贏家。

東海曰，如果把開放改為自由，就準確了。沒有自由的開放具有局部性表層性，本質上還是封閉的。而且，沒有自由，再怎麼開放，不可能重新被和西方接納。所謂開放，只能是空話和幻夢。當然，更自由不是民粹主義的無序自由。真正的自由必然有序，西方的自由由民主法治維護，王道的自由有禮樂制度保障。

不少弱勢群體和知識分子反感、反對自由追求，或認為中國不需要自由，或認為追求自由沒有意義，或認為社會主義自有自由，或認為自由不是好東西。對自由的誤解層出不窮，最大的誤解是把自由理解為叢林化的自由，以為自由就是“每個人由着自己來”，於是又派生出以下四種誤會：

一、小人由着自己來，難免亂來，故以為自由就是放肆無禮、放縱無度、墮落無底；二、小人由着自己來，必然唯己，有己無人，故以為自由就是利己主義；三、惡性利己主義為了利己不惜害人，故以為自由就會危害他人無法無天；四、危害他人就是邪惡，故以為自由就是邪惡或會導向邪惡。

自由有真偽之別。仁本主義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都是真自由；無政府主義的自由、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自由，都是偽自由。

馬家社會主義之下必無自由。試問，誰人不知，社會主義和馬學馬制馬幫這些東西只能讚美，不能批判和反對。在馬邦，這個潛規則應該是婦孺皆知的。自由與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莫談國事，莫議政治的警示和對馬幫深深的恐懼感，早已在大多數國人心底紮根。

東海很多年前也有過這種恐懼感，幸運的是通過一系列博學約禮明辨篤行的努力，終於將它擺脫了，把批判極權主義、弘揚仁本主義、追求王道憲政當成自己的文化使命和社會責任，也當成自己立德立言的必要條件。

三

自由誠可貴，生命價更高。若為良知故，兩者皆可拋。

入獄是拋自由，就義是拋生命。作為儒者致良知的必要動作，在極權之下追求自由和正義，雖然未必會失去自由和生命，卻也未必不會，誰也不敢打包票。君不見，凳江湖時代，都有不少仁人義士被捕乃至死於獄中，遑論毛時代。運氣確實有，但不可靠、靠不住也。

故生平提醒過不少有識有志之士，欲追求自由和正義，不能沒有儘量避凶保身的明哲，也不能沒有一定的精神和心理準備，包括過貧賤生活的準備。熊與魚掌不可兼得，既欲追求自由和正義，享精神之富和天爵之貴，又欲致金錢之富和權力之貴，那是做夢！

我自己是二十年前就做了準備的。孔子教導，君子不恥貧賤，不恥惡衣惡食，慶幸自己早就做到了。孔子如果生在現在，當會拍着我的肩膀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東海也與？”我會答：夫子一言之賞，勝於華袞之賜，勝於狐貉無數。

世人都追求享樂，我偏偏喜歡吃苦，把吃苦當成份所當為的事和一種儒佛特色的樂。前幾年曾多次對親友表示，我的苦還沒有吃夠。他們或以為我的書呆子氣又犯了，或以為戲言。

殊不知，我是真這樣想。二十多年真言直發，卻總是局限於喝茶，連拘留所都沒有進過，連監獄的門都不知道朝哪邊開。比起眾多正人義士，我這點苦何足道哉。

東海之恥，非貧賤也，而是中國國不國，人民人不人，政府率獸食人，神州淪為鬼域；而是正人志士不明王道之義，匹夫匹婦不被儒家之澤！為雪此二恥，不能不挺身而出。

地藏菩薩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可歌可敬，然吾儒自有天道君子，與之並立而無餒。東海曰，我不說真話真理誰說，我不反極權主義誰反，我不吃大虧大苦誰吃。為了讓奴隸們變成自由民，讓馬邦變回神州，讓中華道統重續，中華文明重啟，中華民族重新，為了讓我的良知光照子孫後代天下萬世，讓子孫萬世共享自由太平，我早就把自己豁出去了，義路仁宅吾所樂，取義成仁吾所求。

成仁於我，一是成就仁性光明，二是圓成仁本主義。

立足於仁本主義，對自由主義和三民主義不完全認同，卻也非完全不認同。對於自由憲政，我不僅樂觀其成，而且以之為未來中國次優選擇。中國王道化，走仁本主義道路，建設儒家憲政新禮制，兩岸統一於儒家，同歸於仁道，第一選擇、最優選擇也；大陸自由化，即台灣化，走自由主義道路，建設自由憲政民主制，兩岸統一於、同歸於自由，第二選擇、次優選擇也。202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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