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化人生欲何為----我的儒家緣和中國夢

余東海

一

馬家時代可分為三期，毛時期是馬左，馬克思加秦始皇；鄧時期是馬右，馬克思加華盛頓；習時期是馬中，對馬家左和右、傳統和西方都有一定程度認同，又比較傾向傳統和儒家，馬克思加孔夫子。儒家雖潛龍勿用，已一陽來復。

儒家的來復是物極必反、剝極必復、否極泰來這個易理在起作用。前後三十年，是吾民吾國剝極否極的時候，也是吾儒剝極否極的時候。一陽來復就是理所當然、勢所必然、天道循環、大勢所趨、不得不然的。

儒家的來復也是為國家的泰來打基礎做準備。等到儒家三陽開泰的時候，就是國家泰來的時候；等到儒家飛龍在天的時候，就是中華文明重新輝煌的時候。那時正如東海一副儒聯所言：儒主神州，神州大化；道援天下，天下都安。這副對聯寄託了東海的追求好理想。大化、都安，廣西二縣名也。

當然，這個過程不是一蹴可就的。從潛龍勿用到飛龍在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出現停滯、突進、倒退、或躍在淵等現象和各種困難風險，在所難免。但困難風險不至於太大，不至於再大到過去那樣過不去。借用毛氏的一句話：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就，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

儒家逐步復興的過程，就是民德民智逐漸上升和文化氣候、政治氛圍逐漸回暖的過程。儒家代表着歷史的大勢和中國的未來。

東海當年歸儒，完全是出於對儒家文化的高度默契和切實體悟，卻無意中順從了這股歷史之勢。我的歸儒當在2004年底或2005年初。2005年4月為文《孟子精神的現代意義——五四反傳統思潮再思考》，結尾曰：

“這種大丈夫精神，陶冶我的情操，開闊我的心胸，鼓舞我的鬥志，讓我自信自貴自尊自強敢言敢怒，在政治高壓下保持思想的獨立和自由。吾仰孟夫子，每讀《孟子》，深感處處閃耀着思想和人格的光輝，深感與夫子意氣相投，心靈相契，精神相通，深感當今國人向孟子學習、向孟子看齊的必要性。老梟生於兩千年前，便是主張仁政的孟子；孟子生於二十世紀，應是追求民主的老梟也。”

不過，當時雖然歸儒，思想仍雜，詩學佛學道學西學雜成一團，只能稱為儒門雜家。2006年寫過一文題為：《詩化人生，禮化官民，儒化政治，化成天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口號之二》，雜想遠大，大而無當。詩化人生固然不錯，遠遠不夠。最好的人生應該是儒化，即仁義化、良知化、君子化。人生高度儒化，形成君子團隊，獲得三界高位，才有望儒化政治，非一介詩人和布衣所能也。

當年歸儒，沒有任何其它考慮，完全是被儒家文化所征服。

二

常有人以古今、新舊來判斷思想的品質，認為古代思想就落後，不值得現代人奉行。殊不知，思想固然有大小、優劣、對錯、正偏、正邪之別，但判斷思想品質的標準，並非古今、新舊、先後和中西，而是實踐和良知。儒家思想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曆代聖王道德實踐和政治實踐的結晶，由孔子集大成。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實踐去驗證，或者憑良知去印證。

判斷一種文化體系好不好，可從三個方面考察之：一思想理論，二文化群體，三實踐成果，三方面品質構成文化體系的整體品質。理論正確與否，關鍵是三觀：本體觀、人性觀、價值觀。也可以增加政治觀和歷史觀，延伸為五觀。

論理論，儒家五觀最為中正；論實踐，自堯舜至明清，中華文明的輝煌就是中道文化的實踐成果；論群體，自古以來儒門就是聖賢君子英雄豪傑的大本營。至於目前，由於儒家剛剛來復，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不如人意。大量君子豪傑尚在襁褓中，需要一定的過程和時間才能成長起來。

尤其是復興初期，紅儒、偽儒、小人儒和各種儒門雜家更有市場，也很正常。從歷史的角度看，他們也各有其正面作用。東海一方面直言指出他們的種種毛病和流弊，一方面也會實事求是地為他們敘功。

思想理論高度正確，傳統實踐碩果纍纍，歷代儒家群體一枝獨秀，足以證明儒家文化品質高優，三性至高無上。三性者，真理性、正義性、普適性也。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義。《易經·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是人格的最核心，人道的最支柱，是人類的最高價值並具有普適性和永恆性。億萬斯年之後，只要人類存在，仁義依然是最高價值。

仁義之道即中道，中道是儒家之魂，儒家是中國之魂。離開中道，儒家就沒有了靈魂；離開儒家，中國就沒有了靈魂。反孔反儒是對人格和人道最徹底的摧殘。沒有自由，人還可以是人，奴隸也是人；反掉儒家反掉仁義，人就非人化了。沒有一定的道德奠基，民主自由也就成了永遠建設不起來的空中樓閣。

明白了這個道理，知道了儒家的好和重要，其它問題就不在話下了，一切艱難困苦都不在話下。當年歸儒之時，儒門比現在更加孤寂冷清，體制內反孔反儒仍然享有“政治正確”的特權，自由群體更是普遍認同河殤而敵視儒家。東海所在的獨立筆會，匯集了海內外大量自由派名家，一個認同儒家的都沒有。

歸儒之後，對馬家的批判一以貫之，並且更有思想深度和道德厚度。奈何儒門寂寂，儒群寥寥，多是認同和支持馬家的，與我沒有共同語言。據我所知，當時儒門唯蔣慶先生例外。我當時尚無緣見其面，已有幸聞其鳩占鵲巢之大雷音！蔣先生憑此一語，便是歷史性的衛道功勳。

東海對蔣先生始終感念並尊重不衰，要因在此。蔣先生讓我知道自己並不完全孤獨，並非予一人在天地間荷戟獨彷徨。家國雙行淚，乾坤兩顆頭！我雖不怕孤獨，一意孤往，然空谷足音，畢竟令人欣慰。當時環顧體制內外國內外，仿佛置身荒野也。

值得我感念的還有陳明先生、任重先生和《儒家網》，在我那段特別孤寂艱難的歲月里，堅持刊發拙作並設法出版拙書，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支持。

三

二十幾年異議生涯，步步荊棘，處處陷阱，期間外境之艱難困苦，非外人所能逆料；內境之酸咸苦辣，非親友所能領略。子畏於匡七日，吾畏於南蠻十幾年---二十幾年中，至少應該有十幾年是重點監控對象，直到2013年。2013年，拜習君所賜，飽受踐踏、歷盡劫難的儒家終於獲得一點喘息機會，東海也略獲自由。

習君上來，也與東海一樣無意中順從了歷史之勢。習薄相爭習險勝，此中有天意，姑且淺言之：中國否極須泰來，泰來必須儒先復，復儒自有其過程，誰能傾向儒家，誰就得天獨厚。蓋儒家歷劫百年，復興極其艱難；來復之時，局面最為複雜。反儒派大勢已去，而儒家不成氣候，機緣遠未成熟。唯略尊儒家者上位，才能穩住局面，故習君最適合這個思想文化道德政治一切都雜亂無章的雜時代。這就是一種天選。當然，穩住是暫時的，必須及時與時消息與儒俱進，才能不負天意。

習君有兩件事做得不錯，一是為傳統文化正名，自上而下扭轉了泛濫百年的反儒惡潮；一是反腐動真格，為儒家文化的來復和正義力量的興起，起到了局部的清道作用。當然，說反腐動真格，是比較前幾任而言。

無論他其他方面如何，世人對他觀感評價如何，這兩件事都值得吾人肯定和銘感。反對他的馬家立場，感謝他的儒家溫情。當然，習君只是在政治上結束反儒思潮。儒家的復興、中國的新生還需要廣大仁人義士努力。

2019年12月，在東海客廳【敘功】時說：

“敘功先敘外人。吾儒一陽來復，佛教、於丹、南懷瑾、方克立、習君皆功不可沒。佛教是打前站的，雞湯大師於丹讓很多民眾的反儒態度有所改觀，雜家南懷瑾讓不少知識分子被儒佛道吸引，雜家方克立讓中上層對儒學有所接受，習君在政治上給了儒家局部通行證。儒家的發展前途和成就，要靠儒家自身努力。”

遺憾地是，儒家依然不自由。馬幫集團表面不再反儒，本質依然背儒，以儒為敵，防儒如賊的勢力依然是猖獗。敢望習君能順應自由化之世界潮流，排除萬難，乾綱獨斷，把言論自由還給儒家。對於真儒和東海來說，沒有言論自由，艱於義理傳播，雖然身體自由，意義不大也。

四

去中國化運動自五四啟動，泛濫於民國，成災於四九，至文革達到最高潮。反孔反儒是文化和道德上徹底去中國化，獨尊馬術是政治和制度上徹底去中國化。這是有史以來最為徹底的一次去中國化運動，中國人一變為夷狄，再變為禽獸，三變為邪魔惡鬼。

文革之後，道德有所回升，從魔鬼回升為禽獸，與夷狄相比，仍有很大的距離。國人要重新做人，重做中國人，國家要重新中國化，非去馬歸儒不可。這是救民救國和國人自救必不可少的方式，不可或缺的途徑。

有一種觀點頗流行，說中國被文化入侵，被美國、西方、韓國、日本諸國文化入侵嚴重云云。純屬混扯。一定要說文化入侵，是五四時被馬列文化入侵，早已鵲巢鳩踞，反客為主，並且惡客欺主。以儒家為主統的中國文化受到的暴虐摧殘史無前例，而今歷劫歸來，實屬九死餘生。

儒家復興的關鍵是人心的甦醒，文化啟蒙和災難啟蒙是甦醒人心的兩大樞機。人道災難已經夠持久豐盛了，缺乏的是文化啟蒙、良知啟蒙的配合，是對馬列主義和百年蒙啟的批判。我輩既然來了，就不能白來，就應該將仁本主義的啟蒙和批判進行到底，將顛倒的一切將重新顛倒過來！

儒馬不兩立。習君欲以馬為主而捏合儒馬，仿佛竹籃打水，無望無望也。馬學在憲，儒家難興，弘儒離不開闢馬。能言距馬列者，聖人之徒也。儒馬之爭發端於蔣慶先生，東海繼承並深化之，大破大立，立足於仁本主義五觀，大破馬學毛思。詳見東海《仁本主義》、《中華歷史精神》、《儒鐘響起----我的中國夢》、《台灣的出路》諸書。

拜習君所賜，弘儒已無大礙，希望廣大儒生多多努力；辟馬不無風險，希望有名家大士站出來，與我共肩其任而共任其難！2021-6-7

余東海造於南寧青秀山下獨樂齋中

首發於北京之春http://www.bj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