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讀者也許會說：“陳行之先生，你這個標題有問題，思想難道還要有邊界嗎？有邊界的思想難道還叫思想嗎？都21世紀了，你不覺得觀念太落後了嗎？”

我承認標題不太準確，我也接受讀者的指責，但是我也想請求讀者讓我解釋幾句。

思想當然不應當有邊界，中國古人有“超然物外，神遊八荒”的說法，如果按照字面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思想作為一種觀念性的東西，是無所約制的，它可以到達任何它想去的地方。想想也是，誰能阻止人思人所未思、想人所未想呢？阻止不了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在所有不自由之中，只有思想天生是自由的，這種自由甚至是無法被禁止的。譬如，你不能因為某人想了一些讓人不爽的事情就將丫逮捕法辦，至少目前人類還不具備這種可以偵聽思想電波的科學技術手段。至於以後會不會有，我不敢妄測，我只能說，這要取決於人類捍衛尊嚴的道德力度和政治力度。力度不夠，妥協退讓，就可能有；力度足夠，生死相搏，就不會有。這樣說來，在當下這個時候，人類似乎還是幸運的，還沒有把全部精神領地都丟失掉，人類還有理由認為自己享有思想的權利，保持着基本的尊嚴。舉例來說，當一個人在現實中被強力欺辱而又無力反抗的時候，至少還可以貓在被窩裡想想事情甚或是啜泣幾聲，不用擔心有思想警察循着腦電波破門而入把你拎到你絕不想去的地方。

我們能不能根據此就認定思想是沒有邊界並且是絕對自由的呢？

我的回答是：不能。

2

按照一般說法，思想是客觀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經過思維活動而產生的結果或形成的觀念體系，簡潔一些，我想大概可以這樣表述：思想是外部世界在人的意識層面的折射，思想是關於他人和自我的意識，思想是人的精神形態的觀念表達，思想是人與外部世界進行聯結的通道……等等。當然，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釋，思想作為思維現象更要複雜一些，它甚至可以將觸角延伸向本我、自我和超我，但如此專業深奧的理解與我們所關心的問題已經關聯不大，所以也就沒有必要從這個角度饒舌了，我們還是僅僅扣住我們要談論的話題吧。

說到這裡，有一個問題似乎不能不回答：思想是意識嗎？思想跟意識究竟是什麼關係？在我們的話題之內，我願意認為意識是未經表達的思想，反過來說，思想是經過表達的意識，或者說，思想是意識訴諸表達的結果。比如某人對某人恨極，一個人沉思默想：“不行，我得找機會把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這“沉思默想”就是意識；再比如一個人半夜突然決定“花一千萬元買個公安局長職位”，丫所“想”的東西就是意識，而當他向老婆說出那個打算，並且強調“這一千萬元只是一般行情”時，丫的“打算”以及對職位價格的分析就是意識訴諸表達的結果即思想。

同樣道理，倘若一個被欺負得實在活不下去的傢伙站在當街對鄉親們宣布說“我要殺死村委會主任”，他所“宣布”的東西當然也就絕不是意識而是思想了。看到了嗎？這就是我上面說的，凡是經過表達的意識都是思想；意識如果不經由表達，是不可能被他人即外界感知的，它就不可能是“實在”，而我們稱之為思想的東西，只能是“實在”，不可能是別的什麼東西。

我們還可以換一種方式來描述這件事情。

意識看不見摸不着，思想卻可以經過語言、文字轉變為“實在”，這是極為重要的區別。這種區別最顯見的特徵是：“在”即思想是可以被他人感知的，“在”作為現實世界的一部分必然要於其他部分產生關係，和諧的關係或者衝突的關係，一句話，它是要承擔“在”的後果的。多少禍端都是因表達而起！為什麼古今中外以思想治罪的事情一般都冠以“譏訕聖祖”、“謗訕朝廷”、“傳播異端邪說”、“散布反動言論”、“文字獄”、“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之類的名稱呢？道理就在這裡。

古人深知表達之危險，所以才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宋·文同）“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清·龔自珍）的警語；即使在市井俗民之中，也有“禍從口出”、“莫談國事”、“修己以清心為要，涉世以慎言為先”的提醒。更近一些，在反右派運動和文革浩劫當中，知識分子大面積遭受焚書坑儒式的摧毀，很多人成為了冤魂怨鬼，幾乎全部肇始於他們的言論和著述（儘管有些言論是被“大鳴大放”、“引蛇出洞”誘惑着說出來的，也未見因此減輕對當事人的處置力度），可見這事兒真不是鬧着玩兒的。至於中國西漢（漢武帝）時期發生的以“腹誹”治罪的事情，則太他媽不講道理太荒謬也太他媽混蛋了，而且也不具普遍性，我們就不議論它了吧！

還有一件事很值得提及：既然意識和思想是相互依存並層級遞進的，那麼思想後面又會是什麼呢？是行動。我們剛奪取政權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有“現行反革命”的說法，說的就是那個“反革命分子”不僅有了反革命的意識，同時還有了反革命的思想，而思想的結果必然是行動，結果丫竟真的冒天下之大不韙開始行動了——或者毀壞掉一架機器，或者在公共食堂投毒，或者炸掉一個煤礦一個廠房，或者乾脆在某處放一把火造成傷亡，在鐵軌上置放障礙物製造火車顛覆事故等等。這當然是極為嚴重的反社會罪行，按照當時的法律術語，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所以類似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的下場幾乎全都是被餵一顆香噴噴的花生米，戛然之間了斷了跟這個世界的聯繫。

不過既然本文限定為探討思想邊界的問題，“行”方面的事情就放到以後再說吧！

我們仍然說思想。

3

既然思想來源於客觀存在，那我們能不能斷言客觀存在對思想具有直接作用，甚至決定着思想的品貌呢？我認為是可以下此斷言的。這有點兒像天文學上的引力關係，恆星引力決定着行星的軌跡，行星又直接影響着衛星的動態。所謂進化論實際上也是在這裡說話的：大自然以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決定物種能否延續以及呈現怎樣的樣態，而“呈現怎樣的樣態”僅僅是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到未來的無窮無盡鏈條中的一環，它們的最終樣貌是誰也說不清的，誰敢保證數十萬年以後人類會不會變成騰雲駕霧上天入地的妖精？誰敢保證數百萬年以後貓兒會不會像老虎那樣壯碩和兇猛？誰也不敢保證。我們說人是社會動物，實際上是在強調人的本質既源於基本人性又源於社會環境，是社會樣態決定着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品貌。

“社會樣態”不僅在橫向（空間意義）上是迥異的，比如當下的伊朗和米國、非洲部落和發達國家，就其政治質態來說有任何相似之處嗎？這種差別和迥異在縱向（時間意義）上更是如此——你能想象“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的時代與萎靡墮落簽署喪權辱國條約的清王朝時期有任何相似之處嗎？這種橫向（世界）和縱向（歷史）的迥異或者說不同，我們可以簡約地稱之為政治差異、文化差異、文明差異。這種差異表現在“人”上，就會顯示出不同的思想和精神品貌。

——至此，我們已經回到對於“思想”的常規解釋，即排除掉反社會、反道德的思想，而專注於傳統意義上的正面解釋了，這種解釋集注於人類理性指導下的精神活動，或者說，是集注於體現人類進步的自由主義思想範疇的。至於為什麼這樣處理，除了認定人類思想主流的原因之外，還有技藝上的節省篇幅的原因，這是我要特別向讀者說明的。

現在我們設想，約翰·洛克無拘無束殫精竭慮構想三權分立原則以限制國王和政府權力的時候，這位作為英國光榮革命產兒的大思想家一定想不到，在遙遠的東方，康熙皇帝“奉天承運”，正在愜意地享受着只有極權專制主義才可以提供的國家級的頂禮膜拜，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正在羅織文字獄大肆殺伐像洛克這樣隨便議論國是的狂徒，丫是絕對想不到的。這種區別，在隨後二百多年的歷史延流中，一步步顯現出了我稱之為“國家後果”的後果，那就是國之不國，被資本主義列強瓜分和蹂躪。資本主義國家實現工業革命，從來不僅僅單純是生產力事件，在一定意義上，它是自由主義的精神後果；如果我們將專制主義所導致的國家後果和自由主義所導致的國家後果並列在一起對比着看，就會看得更清楚歷史的驅力到底在哪裡？

歷史是一個有機的過程，有些規律性的東西是不可改變的，或者說，歷史河流是沿着人性的河槽向前逶迤的，即使某些河段極度狹窄，也很少有能超乎界外的事情發生。正是這些不可改變和無法超乎界外的東西，才維繫着歷史發展的基本方向，才將過去-現在-未來置於同一條邏輯線上，使歷史變得能夠被我們所理解。這條邏輯線，我願意稱之為“源於人性的精神脈流”。

“源於人性的精神脈流”說穿了就是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這句話的另一層意思是，人從客觀世界得來的意識，終歸要轉化成為思想（有人把這種現象稱之為“信仰”），而思想一旦成為客觀存在，也必定與客觀存在的其他東西（甚至人性本身所包含的東西）發生碰撞，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在衝突和激盪中對人類進步發生過怎樣的影響，不用我說讀者也能心領神會，這真是一幅色彩斑斕輝煌壯麗的歷史畫卷啊！

我們做如此述說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我們確認思想作為歷史角色正式進入了歷史，如前所述，從此以後我們說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在說思想史了。單是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說人類歷史的基本依託（或者說它的骨架和靈魂）是人的精神史，這句話一定是站得住腳的。或許正因為如此，如前所述，“歷史畫卷”從來都不是靜止的，人類在往前走的過程中，無時無刻不處在風雨雷電的澆濯和洗禮之中。我們循着自由主義思想史往回看，你會發現人類建構這樣一個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系統（插一句：要撼動它是很難很難的，更不要說替代）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人被逐出了人類群體之外，顛沛流離於他自己的信念世界之中，很多人為此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無論用什麼辦法，你都無法熄滅他們身上那種普羅米修斯式的光輝。他們是一些用生命的光亮照射人類征程的人。

“那我就要問了，”讀者也許會說，“究竟是什麼人、什麼力量使人類經常陷入如此的困境呢？”

問得好！循着這句問話，我們就來到“思想的邊界”面前了。

讓我們看一看我們會看見什麼——也可以說思想會遇到什麼——吧！

                                       4

我不止一次在隨筆中談到和引用卡夫卡小說《在法的門前》。我很想避免大篇幅引用，然而卡夫卡是無法複述的，所以今天還要引用一次。下面是小說全文——

在法的門前站着守門人。一個從鄉下來的人走到守門人跟前，請求進門去見法。守門人說，我現在不能放你進去。鄉下人想了想，問過一會兒是不是可以放他進去？“也許有這種可能，”守門人答道，“但現在肯定不行。”　　

　　由於通向法的大門像往常一樣敞開着，守門人又走到一邊去了，鄉下人便探着身子朝門裡邊窺望。守門人看到了，笑着說：“你既然這麼感興趣，不妨試試在沒有得到我許可的情況下走進去。不過你要注意，我可是有權力的，而我只不過是一個級別最低的守門人，裡邊的大廳一個連着一個，每個大廳門口都有守門人站崗，一個比一個更有權力。就說那第三個守門人吧，他擺出的那副模樣，就連我也不敢多看一眼。”

　　這些困難是鄉下人沒有料到的，他本來以為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見到法的，然而待他仔細端詳了這位穿着皮外套、長着又大又尖的鼻子、蓄着細長而稀疏的韃靼人的鬍子的守門人以後，他決定最好還是等得到許可以後再進去。　　

　　守門人給他一隻凳子讓鄉下人坐在門邊。他就在那兒坐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為了能夠獲准進去，鄉下人反覆做了多次嘗試，不厭其煩地請求守門人。守門人時常和他聊幾句，問問他家裡的情況和其他事情，但是談話的口氣甚為冷漠，就像所有大人物和小人物談話時的那個樣子，而且說到最後總是那句話：現在還不能放他進去。　　

　　鄉下人出門時帶了很多東西；他拿出手頭的一切送給守門人，再值錢的也在所不惜，希望能夠買通守門人。守門人把那些東西都收下了，但是每次收取這些東西的時候，總要說上一句：“這個我收下，只是為了使你不至於認為有什麼該做的事沒有做。”　　

　　在那段漫長的日子裡，鄉下人幾乎在不停地觀察着這個守門人。他忘了其他的一切，對他而言，這個守門人似乎是橫亙在他和法之間的惟一障礙。開始幾年，他大聲詛咒自己的厄運；後來，由於衰老，他只能喃喃自語了。他變得孩子氣起來；由於長年累月的觀察，他連守門人皮領子上的跳蚤都熟悉了，他甚至想請求那些跳蚤幫忙說服守門人改變主意……最後他的目光模糊了，他不知道周圍的世界真的變暗了，還是自己的眼睛在欺騙他。然而在黑暗中，他現在卻能清晰地看見一束光線源源不斷地從法的大門裡投射出來。　　

　　現在他的生命已接近終點。彌留之際，他將整個等待過程中的所有體會都凝聚成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他還從來沒有問過守門人——他無力抬起自己正在變得僵直的軀體，只好把守門人招呼到跟前。守門人不得不低着身子聽他說話，他們之間的高度已經相差很多，鄉下人愈發顯得瘦弱矮小了。　　

　　“你現在還想知道什麼？”守門人說。“你簡直就沒有滿足的時候。”

　　“每個人都想到達法的跟前，”鄉下人道，“可是，這麼多年來，除了我以外，卻沒有一個人來求見法，怎麼會是這樣呢？”

　　守門人看出鄉下人已經筋疲力盡，聽力也正在衰竭，於是在他耳邊喊道：“除了你以外，沒有人能獲准進入這道門，因為它是專門為你開的，我現在要去把它關上了。”

我不想做過多解說了，但這裡有幾個着重點，我想提請讀者注意——

一、法是有門的，而法的門就開在它將鄉下人隔絕的地方。

二、法的門前是有人守衛的，這個無所不在的強力人物決定着鄉下人的處境和未來。

三、守門人絕不會被人性感動，它是非人類，是依照程序運轉的工具。

四、鄉下人在法的門前孑然而立，沒有任何人可以幫他，唯一能夠幫他的人（守門人）從實質上說是將其陷入死境的人。

五、法的門在名義上是可以進入，而實際上永遠無法進入的。

現在我將這幾個着重點轉換成或者說植入到我們的話題當中——

一、思想是有邊界的，而思想的邊界就建立在它將人與世界隔絕的地方。

二、思想邊界是有人守衛的，這個無所不在的強力人物決定着人的處境和未來。

三、守衛思想邊界的不是人，僅只是依照政治程序運轉的工具，是龐大政治機器中的一個冷冰冰的部件，它絕不會被人性所感動。

四、人在思想的邊界前孑然而立，沒有任何人可以幫他，唯一能夠幫他的人（思想邊界的守衛者）從實質上說是將其陷入死境的人。

五、思想的邊界名義上都可以進入和跨越，而實際上它又是永遠無法進入永遠無法跨越的。

我希望讀者再回讀一下卡夫卡這篇小說，你會重新發現它許許多多精妙的描述，要遠比字面所顯示的冷峻和深邃。這才是有魅力的文學，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有魅力的文學和有意義的文學永遠都會保留一條通往哲學的通道，卡夫卡把這件事做到了極致。

也正是經由卡夫卡，我們對於歷史與現實的思索才有了穩定的坐標，它指示我們，世界並不像表面上那樣雜亂不堪，我們事實上是生活在一個有跡可循的世界裡的，這是我們的幸運——這句話的另外一個意思是，只要你不因任何有形的或者無形的暴力阻擋而停止思想，只要你把思想作為人生最重要的依託，你的生命同樣也會充滿魅力，變得極富有意義。

5

那麼，究竟是誰把守門人派到法的門前的呢？卡夫卡沒有直接回答，但是他通過描述已經給出了答案，這就是守門人威脅鄉下人時所說的：“你要注意，我可是有權力的，而我只不過是一個級別最低的守門人，裡邊的大廳一個連着一個，每個大廳門口都有守門人站崗，一個比一個更有權力。就說那第三個守門人吧，他擺出的那副模樣，就連我也不敢多看一眼。”這就是說，不是守門人自己站到法的門前的，是有人把他派駐到這裡的；派駐到這裡“守門”的不是別人，正是所謂的擁有無上威嚴，即便是守門人也“不敢多看一眼”的“第三個守門人”。

第三個守門人才是製造了這一切恐怖情境的人。

這個人是誰呢？回顧源自古希臘和古羅馬以來的人類思想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幽靈，一個巨大的幽靈始終徘徊在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論說之中，但是一直沒有獲得確切的名稱。直到進入十七世紀，英國思想家霍布斯（1588-1679）才將其命名為“利維坦”——專制君主制意義上的“國家”。霍布斯在《利維坦》這部著作中固然是論述了專制君主制的國家制度的合理性和優越性，表面上看他在精神上與專制主義似乎是相通的，然而作為一個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我們不說他是開山鼻祖吧），恰恰是他而不是別人，以其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信念空前地動搖了專制主義的根基。顧肅先生介紹說：“儘管他說過，為了保衛和平，控制人的永無止境的欲望，應該有一個大於一切人權力的公共權力做自然法的後盾，但他同時又強調，國家的權力和法律的權威只有在它們對單個人的安全有所貢獻時才是正確的，因而服從和尊重權威的合理基礎仍然是使個人獲得更大的利益。從這種精神實質上來說，霍布斯對於專制君主制所做的辯護只是表面的，因為他已經把專制制度傳統的法理基礎抽掉，而代之以徹底的個人權利和利益。”（顧肅：《自由主義基本原理》，2002年）

這樣的“利維坦”當然是具有無上權力的，英國哲學家羅素就曾經概括說，霍布斯筆下的“這個最高權力，或是一個人或是一個議會，稱作主權者。在霍布斯的體制中，主權者的權力沒有邊界，對一切的表達有檢查權。”羅素強調：“一切社會都面臨着無政府狀態（陳行之註：這裡特指霍布斯描述過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即沒有法律約制的狀態）和專制政治兩種危險”，霍布斯“固然也承認主權者可能專制，但是（他認為）哪怕最壞的專制政治總強似無政府狀態”，何況霍布斯還同時宣稱“承認服從主權者也有一個限度，自我保全權（陳行之註：即我們通常所說通過讓渡某些個人權利而換取的國家對於人民的“安全保障”）在他看來是絕對的權利，所以（這種權利一旦獲得侵襲）臣民有甚至對抗君主的自衛權……他把自我保全權作為了組織政府的動機。”（［英］羅素：《西方哲學史》，1945年）

很顯然，在霍布斯的世界中，作為“最高權力”的“利維坦”具有雙重性：一、它是超越個人存在的存在；二、個人存在大於它（國家）的存在。這幾乎就是霍布斯持之以恆的信念了。我認為霍布斯的最大意義還不僅如此，而在於從此以後思想家們對於橫亙在人類精神天空之上的強力（國家、政府）獲得了一個相對精準的概念，它提醒人們，“利維坦”永遠是值得特別警惕的，“國家是必要的惡”（托馬斯·潘恩：“社會在各種情況下都是受人歡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在其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的觀念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出來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自由主義正是從霍布斯出發，才有了立足的根基，才獲得了實質性進展。

隨後的荷蘭思想家斯賓諾莎（1632-1707）繼承了霍布斯思想的“合理內核”，對於國家功能與個人權利做了令人信服的區分，空前強調了思想和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下面我引用幾段斯賓諾莎的相關論述——

▲政府最終的目的不是用恐怖來統治或約束，也不是強制使人服從，恰恰相反，而是使人免於恐懼。

▲人的心是不可能完全由別一個人處治安排的，因為沒有人會願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賦的自由思考判斷之權轉讓與人的。因為這個道理，想法子控制人的心的政府，可以說是暴虐的政府，而且規定什麼是真的要接受，什麼是不真的不要接受，或者規定什麼信仰以激發人民崇拜上帝，這可算是誤用治權與篡奪人民之權。所有這些問題都屬於一個人的天賦之權。此天賦之權，即使由於自願，也是不能割棄的。

▲有一條原則，就是一個人之忠於國家，有類於其忠於上帝，只應根據其行動加以判斷，也就是說，根據是否愛人。如果我們根據這條原則，我們深信，最好的政府會容許哲理思辨的自由，正不亞於容許宗教信仰的自由。我承認這種自由有時或許引起一些不便，但是有過什麼問題解決得那麼完善，相對不會發生弊端呢？凡企圖以法律控制事事物物的人，其引起罪惡的機會更多於改正罪惡。

▲如果不把表面的附和認為高於確信，如果政府要握權握得牢，對煽動分子不被迫讓步，那就必須得容許有判斷的自由，這樣人們才能融洽相處，無論他們的意見會有多大的分歧，甚至顯然是互相矛盾的。我們深信這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最不容易受人攻擊，因為這最合於人類的天性。在民主政治中……每人聽從治權控制他的行動，但不是控制他的判斷與理智；就是說，鑑於不能所有的人都有一樣的想法，大多數人的意見有法律的效力。如果景況使得意見發生了變更，則把法律加以修改。自由判斷之權越受限制，我們離人類的天性愈遠，因此政府越變得暴虐。

                                 （引自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1670年）

上述內容比較枯燥，但是如果你將這些內容嵌入到卡夫卡《在法的門前》當中去，如果你能夠從霍布斯、斯賓諾莎、潘恩等人的自由主義思想中領悟到“守門人”尤其是“第三個守門人”在人類生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你就會發現歷史簡直就是一出活報劇，歷歷在目，生動而有趣。

我們仍然在劇中。

6

歌德在詩劇《浮士德》中，藉着魔鬼靡菲斯特之口說：生命之樹常綠，理論是灰色的。而我卻願意認為，理論是亮麗的，只有生活是晦暗、詭譎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自由主義固然是一種值得人類驕傲的理論，它也的確帶來了人類進步，但是你要看到，在理論與現實之間，往往存在着巨大的間隙乃至於隔離，這一點，甚至在自詡為“人類文明燈塔”的美國也顯現出來了——自從美國人民“民主”地選舉出不具備任何政治家素養的流氓、惡霸特朗普作為總統以來，美國的政治質地（它對國內以及國際事務的因應處理）與自由主義觀念還有多少聯繫？我認為幾乎是沒有了。“守門人”與“鄉下人”的角色發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置換，我們看到的全都是“守門人”的粗暴、陰鷙和歹毒。在選舉政治以及反智主義、民粹主義的政治綁架下，即便是體現美國政治傳統的民主黨總統拜登，也不得改弦更張，以拜登之虛，行特朗普之實。美國以及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極度偏見，他們的所謂“新聞自由”，很使人懷疑那些冠冕堂皇的自由主義理論與西方的現實運作之間，究竟存在着多麼大的間隙和斷裂？誰也沒想到，在霍布斯之後五百多年，世界又重新回到了被價值觀掩蓋的種族爭鬥的叢林狀態，這究竟是諷刺，還是人類命運本該就有的呢？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讓我們悵然的當然不僅於此。兩千多年來，儒家把好話都說盡了，可是，誰改變得了“外儒內法”的殘酷事實呢？正是在這事實當中，“鄉下人”始終沒有為自己掙得一個體面尊嚴的位置，“守門人”卻活得如魚得水——這句話的意思是，思想，作為人的精神存在方式，一直都在被證明是有邊界的，“守門人”無所不在。人不能用觀念活着，人只能用“活着”活着。恰恰是這“鄉下人”式的“活着”，總是在提醒人們：有的門你是進不去的，活着就可以了，想什麼想？！

結果，“鄉下人”死了，不是死在家裡，也不是死在路上，而是死在了法的門前，死在了思想的邊界上——用卡夫卡在長篇小說《審判》中的話說，“死的跟狗一樣。”

這才是真正的宿命。

202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