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信任的價值：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信任是一切社會關係的支點。

這裡所謂的“社會”、“社會關係”，實際上是一種粗略的說法，細說起來應當包括人與人的關係、個體與群體的關係、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甚至任何形式的族群關係、部落關係、團體關係、組織關係、政黨關係、國家關係，等等。比如“人”，人是在與他者的聯繫中才成之為人，從而被賦予社會屬性的，否則的話，人與阿貓阿狗也就沒有了區別。這種與他者的聯繫，可以簡括地稱之為價值系統的聯結，具體說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系統，彼此之間是通過相互獲得認可和信任才結構成為通常所謂“關係”的，這種關係如上所述既可能是人際的，亦可能是社會的。所謂“人際關係”、“社會關係”，說的都是這件事情。

“與他者的聯繫”包括兩個層面或者說兩個場域，一個是道德，一個是政治。這兩個層面或場域的聯繫都需要一定的精神條件作為媒介，比如同情、憐憫、守諾、尊敬、信任、忠誠……等等。在所有這些媒介中，最基礎、最重要的當然是信任。

這一點，孔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了明確的意識。

有一次子貢問政於孔子：“孔老師，好的國家政治，需要哪些條件呀？”孔子不假思索地說：“充分的物質保障（經濟），強大的武裝力量（國防），最廣泛的民眾信任（民意）。”子貢又問：“如果在這三種條件中不得不去除一樣，我該去除哪一種呢？”孔子說：“那就把國防去了吧！”子貢又問：“那我要是還得去除一樣，在剩下來的兩者中，我該去除哪一種呢？”孔子說：“那就去除掉經濟吧！”子貢驚問道：“為什麼？”孔子微微一笑，說：“在你說的這三種條件中，最重要的是民意也就是民眾的信任，只有這個東西是須臾不可相離的。這世上的人或早或晚誰都要死，國家也一樣，任何一個國家或政權一旦喪失了人民的信任，必定是站不住腳，終歸是要垮台的。”（原文：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引文自《論語·顏淵》）

稍晚於孔子的左丘明（公元前502年-公元前422年）是一個盲人，這位被譽中國史學開山鼻祖、“百家文字之宗、萬世古文之祖”的傑出歷史學家對歷史的洞悉卻遠遠勝過常人，他更是信誓旦旦地說：“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語見《左傳·僖公·僖公二十五年》）意思是，誠信是一個國家的根基，是老百姓賴以存命的依託。

你不能不認為，我們這些睿智的先人確實挺棒的。

後來英國有一個叫霍布斯的傢伙覺得中國人說得挺好，於是也宣稱：“在人的本性中，我們發現三個導致衝突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競爭；第二是不信任；第三是為榮譽……”（［英］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1651年）他強調的是，“不信任”是人類社會發生衝突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人類社會喪失信任，或者說如果不約束人性，世界就會陷入到他所描述過的狀態，即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的狀態。

與霍布斯同時代的哲學家、政治思想家斯賓諾莎更是把問題提到了值得警惕的高度。斯賓諾莎一貫鼓吹思想和言論自由，他認為只有自由才是“政治的真正目的”。具體到我們的話題，自由與信任或者不信任有沒有關係？斯賓諾莎很顯然認為是有關係的。我們看他如下話語：“即令自由可以（被）禁絕，把人壓製得除非有統治者的命令他們都不敢低聲說一句話，這仍不能做到當局怎麼想人民也怎麼想的地步。”斯賓諾莎具體解釋說：“一個君主的權力無論是多麼沒有限制，無論大家心中是多麼信賴君主之權是法律與宗教的代表，此權卻永遠無法使人不依自己的智力做判斷……我承認他有權極其暴戾地來統治，因極其無足重輕的緣故把人民處死，但是有正確判斷力的人是不會承認他能這樣做的。”（［荷蘭］別涅狄克特·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1670年）這段被中文譯文糟蹋得不成樣子的文字究竟什麼意思呢？我理解其實就是統治者再強大也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自由，無法強制人們去信任不值得信任的東西。

可以說，信任是人在精神領域的水、陽光和空氣，是人對生存世界的必然要求，是任何世代都不可或缺的政治倫理和社會綱常，它決定着所有社會事物能否被支撐，能否成為符合人類理性的存在。社會信任是“善”所能達到的最基本境界，是人類生活中彼此之間建立起來的寶貴的價值連接。這件事就好像建造一座大橋，分頭從兩岸建造的橋體彼此向對方延伸，最終合龍成為一個整體，這種連接在人的意義上就是雙方彼此建立起來的價值認定。中國有“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魚找魚，蝦找蝦，烏龜找王八”的說法，表達的正是這種相互的價值認定。沒有這個東西行不行呢？不行。你什麼時候看到過君子與小人、自由主義者與獨裁者、專制政權與無權無勢的民眾、魚跟蝦米、蝦米跟王八在一起快活的事情？看不到的。

可見萬事皆有定數，不是想怎麼來就可以怎麼來的，想怎麼解釋就可以怎麼解釋的。

2

信任果真比一切道德規則更重要，以至於非得要把它單獨拿出來論說一番嗎？

我們還是以修建大橋為例：大橋是由很多種構件組合而成的，“信任”雖然只是其中之一，但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構件，“信任”是雙向橋體合龍的最後一個構件，這也是最吃力的構件，是整個橋梁的支點，這個構件必須堅固完好，任何（哪怕是一絲絲）鬆弛和裂解都會導致整座橋梁垮塌。社會事物與物理事物往往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機理，世界上每天都在發生的垮塌——小到道德層面的朋友反目為仇、夫妻情盡家庭裂解，大到經濟層面的貿易難以為繼、商業往來終止，再大到政治層面的部族與部族發生衝突、國家與國家發生戰端、政府在與民意的對立中垮台或者政權崩解——幾乎都是作為支點的構件（信任）存在結構性問題的情況下發生的。

好好的，怎麼突然就出現了結構性問題，並且導致了顛覆性的垮塌呢？

我們固然可以在道德層面即在不同的道德規則中尋找答案，但道德規則不足以說明超越道德的社會事物——經濟的或者政治的——邏輯機理，應當使用可以通約的概念，用以說明信任構成的基礎和條件。這些構建和維繫信任的通約概念，經過精選，在我看來有如下三種最為重要：第一是真實，第二是守信，第三是坦誠。

為了便於理解，我們還可以從反面即造成信任崩解的角度見解這幾種概念：一、不真實，就是虛造事實以掩蓋事情的真實情形，顯示給人的樣子僅只是帶有目的性的假象，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指鹿為馬”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二、不守信，也就是違背諾言，拿說過的話、寫過的文字完全不當回事，甚至倚強凌弱，完全不做解釋，也不允許別人解釋，“我就這樣了，你怎麼着吧你！”三、不坦誠，就是欺騙，用謊言愚弄他人或民眾，或者倚強凌弱，乾脆不讓對方講話，“你他媽的再說一句話我就弄死你！”兩者完全無法溝通。

如果把這三種因素視為信任關係中的破壞性力量，那麼我們更有理由認為它們是解構一切社會關係並導致社會爆炸的奇點，換一句話說，在一個充斥着虛假、背諾、謊言或者彼此隔絕的世界裡，任何人際關係、群體關係、國家關係、人民與政府的關係，都將像那座大橋的核心部件出了問題那樣，導致扭曲、崩解和垮塌。

3

我們把話題稍微擴展一下。

“社會”是藉着“社會關係”才得以存在和運行的，“社會”自然就會在運行中提供維繫其存在的價值支撐，包括信任。如果有人問，是先有信任然後才有社會，還是先有社會然後才有信任呢？我的回答是，任何兩個人以上的群體，自從聚集到一起的那一天開始，信任就會進入到彼此的關係之中，否則就不會有聚集的事情發生了。社會與信任是共生共在的，這裡沒有先後的問題。這有點兒像“雞生蛋還是蛋生雞”，囫圇看一下就可以了，細究無意義。

英國科學史家和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史蒂文·夏蘭很推崇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齊美爾寫過的一本名為《社會學》的書，他介紹說，齊美爾以哲學家特有的精準“描繪了人類集體生活的形式，並且試圖歸整出一些規則，再從這裡面找到個體性”的內容，這些內容之中，就有“信賴是在社會之內的最重要的綜合力量之一”、“離開了人們之間的一般性信任，社會自身將變成一盤散沙”的話。我認為齊美爾這些話是在強調說，人類很幸運，人類社會自從形成的那一天開始，就擁有了一套彼此信賴的價值系統。夏蘭繼續引用齊美爾的話說：說真話對“人們之間的關係具有最為深遠的意義”，現代生活“在比嚴格的經濟學更寬泛的意義上，是一種‘信用經濟’。在現代生活中，社會存在‘依賴於需許多多個人無法追蹤和確認其根源，但卻必須相信的承諾’……對齊美爾來說，信任不過是一種信念形式，一種關於可能結果的規範預期”。夏蘭強調：“信任是一種具有道德結構的關於世界的預期體系，通常被看成是社會秩序的基石。信任是社會共識的基礎，社會共識又是人們從對世界的預期中形成的一種普遍信任的認識。而科學知識本身也算是社會共識的一種，知識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信任之中又包含着人潛意識中的一種認同。這種信任，這種認同，久而久之就成為了科學知識的一種秩序。”（引文自［英］史蒂文·夏蘭：《真理的社會史——17世紀英國的文明與科學》）

我們舉例來說明這些思想家所強調的事情。

原始人類走出叢林，聚集成為部族或者村落，前提就是要彼此信任，倘若不是這樣，而是人人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總覺得身邊的人居心叵測，行走坐臥之間驚恐不安，總害怕有人從背後照丫腦袋敲一棍子；或者商量好的要共享食物，而齊心協力捕獲到獵物以後，一個體格粗壯的傢伙卻護住獵物企圖獨食，並且呲着牙齒威脅說：“我看你們丫誰敢過來？！”這樣的話，部族或者村落當然就不會形成，即使形成也只能散夥兒——因信任崩塌導致的散夥兒。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即使剛剛邁進文明門檻的原始人類也是有理性的，他們知道信任被破壞掉對自己和部落來說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儘管在嚴苛的自然環境中時不時就會有部落散夥兒，但大多數都保存了下來，堅韌地手挽着手繼續向文明邁進，直到有一天進入到王國時代，人類獲得了高級形式的社會組織，由此，“政治”誕生了。我們通常所說的“國家”、“國際社會”，正是人類文明的腳步在諸如此類的情況下踩踏出來的更廣闊的新天地。

4

那麼，在通約的意義上，信任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

我認為信任首先是一種心理的情形——在齊美爾那裡是所謂的“信念形式”——而這種心理情形又是以社會情態作為其存在根基的。我記得一位社會學家在說到信任話題時曾經打比方說，一個航空旅客之所以沒有任何顧慮地登上飛機，是因為他信任飛機是安全的，信任製造了這架飛機的科學技術團隊最大程度地保障了飛行安全，不至於登上飛機就等於鑽進了棺材。這是一個很好的表達社會信任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社會信任既是安全閥，又是保護傘，是我們在每一天生存中須臾不可相離的東西。

有了這個東西，至少在觀念意義上，人們認為當他約請一位朋友來家做客的時候，不必要警覺這個人會不會偷東西，會不會對他的妻子眉來眼去，會不會偷偷放一把火把他的家給燒了，這是因為他確信“朋友”這種社會關係預先提供了一種信任保證（遵從道德規則或道德約禁），是這個東西使警覺和懷疑成為多餘的。再比如在和平環境裡，人們穿行在人流之中，很少會害怕發生恐怖襲擊；我們與成千上萬的人共聚在一起看電影、欣賞體育比賽或者文藝表演，也絕對用不着擔心被人血淋淋地殺死在座位上。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相對於社會常態，這兩件事——朋友背信棄義、發生恐怖襲擊或濫殺無辜事件——都是小概率事件，人們都是在“正常”的情境即我們極為幸運地擁有社會信任中過活的。中國雖然有成語“杞人憂天”的故事，但是要注意到它是從反面強調一種反常的情形，是從“社會關係支撐點崩解”的假定上面做出推演，用以勸誡人的，它所假定的情形在現實生活中其實是很少見到的。

既然這樣，“信任”問題又所為何來呢？或者說，既然信任廣泛存在於社會關係之中，既然信任如此重要，為什麼古往今來它還是經常遭到侵襲，有那麼多“不信任”所導致的道德事件和政治事件發生呢？答案很簡單，這既與人性有關，又與作為人類活動高級形式的政治生活過程的高度複雜性有關，甚至可以說，對信任的破壞主要發生在社會政治生活領域，發生在權力與權力對象之間，相對於人際關係，它所造成的破壞後果也是幾何級上升或者說擴大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實有理由認為“信任”既堅固又脆弱——凡是珍貴的東西都是脆弱的，信任尤其如此。

如果人類歷史可以歸納，我們還可以這樣說：人性極為古老，愛有多久恨就有多久，信任有多久欺騙就有多久，真相有多久謊言就有多久，善與美總是在對立中顯示各自的存在的，一句話：人類歷史歸根結底是由人性書寫的，人性多醜惡，世界就有多醜惡；人性多美好，世界就有多美好。愛是它，恨亦是它；忠誠是它，背叛亦是它；純潔是它，污穢亦是它；坦誠是它，狡詐亦是它……有了這種見解，我們說人類社會仍舊是叢林，人與人之間信任的建立與對信任的破壞總是如影隨形，誰也沒有辦法不讓諸如此類的事情發生，難道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嗎？而這，難道不正是經常被我們的人生經驗所證實的嗎？

被人生經驗所證實的東西，既可能是經驗，亦可能是教訓，我覺得從教訓的角度領悟這些東西或許更好一些，這也是人們遇到違背道德規則或政治生態事件以後通常都會採取的態度，道德譴責和社會批評乃至於社會反對，都是類似情況下的產物。必須嚴肅對待這樣的道德譴責、社會批評和社會反對，要給它們一個存在的空間，藉以調節或者平衡道德生態和政治生態，任何企圖通過強制或者國家暴力的手段消泯和壓制它們的努力都將是徒勞的，只能擴大和延續背棄信任所導致的道德後果和政治後果，直到無法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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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將其核心觀念歸納為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這裡的“信”，主要說的是誠信、信仰，但誠信、信仰之類的東西一定是在處理了信任即我與他者的關係問題之後才會有的，你很難想象一個飽受虛假和欺騙虐待的人會對向其施以精神暴行的人或勢力抱持着信仰和忠誠，讚頌說“你就是我的親爹”、“離了你我們就會死”，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反之，一種反方向的信仰反而會生長出來，用以反抗虛假和欺騙，這已經為人會用各種手段（有時候是極端暴力的手段）處理精神處境問題的無數歷史事件所證實。

人既是遺傳的產物，更是社會的產物。奠定“人”之基礎的，既來源於父母血脈，亦來源於環境塑造。這就是說，人之所以為人，既來源於從遺傳而來的基本人性，更來源於社會對人性的修剪與改造；人既不完全是“爹媽給的”，亦不完全是“環境使其所以然”。一言以蔽之，我們談論信任問題，實際上是在談論歷史與現實中的個人處境以及社會政治情態問題。

比如，經濟領域的信任問題往往外向化為信譽問題，具體情形是這樣的：在一個不成熟的市場體系中，商業背諾會是很嚴重的事情，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之所以將契約精神歸結為健康的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絕對是有道理的，沒有了這個條件，貿易就會成為公然的詐騙和劫掠，社會運行也就不成其為社會運行，而是黑幫強盜之間毫無約制的爭搶和火拼了。

再比如，我們接受知識，是因為我們相信教科書或者傳授知識的那個人說的是真的，是確有價值的，這裡的“信任”就是堅固的；假若我們發現教科書上“滿紙荒唐言”，儘是一些虛假的東西；倘若我們發現那個衣着光鮮道貌岸然的傢伙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專家、教授，而是人們貶稱的“磚家”、“叫獸”，他所有言論都是出於利己動機——政治投名狀或利益稻粱謀——所編造的讕言即偽知識，我們還會相信他嗎？信任一旦被消融和松解，即使丫巧舌如簧，即使丫被強力支撐，即使丫把持着“國際問題專家”、“哲學大家”、“文學泰斗”的悅目頭銜，誰又會買他的賬呢？“買他的賬”是信任，“不買他的賬”就是不信任，諸如此類的價值認定每時每刻都在發生，並且遠比人們感覺到的要普遍、深刻和劇烈。

我之所以把這些東西歸納到關於信任的話題里來談論，是因為有這樣一種現象：人出現在世人面前，用不着宣稱和標榜，事實上就等於宣布說他是一個可以相處的正常人。這就是信任在社會關係中的預先設定，這種設定約等於這個人對周遭的人所做的道德承諾，人們正是藉着這個承諾才與之建立交往的。“初識”的人往往相處得比較平和，就是因為有這種心照不宣的承諾在。衝突都是在“共事”的過程中發生的。個體的人是這樣，進入到國家政治過程的群體也是這樣。一般來說，日子一天天過去，絕大多數人都會像他所宣示的樣子說話做事，然而當這個人暴露出不過是一個完全不遵守道德規則的騙子、流氓、竊賊的時候，人們就會確信，這個人是並不是他所說“是”的那種人，丫不過是一個完全不值得信任的背諾者、撒謊者、欺詐者。人們的這種價值認定一旦形成，那就意味着這個人必須承擔不被信任的後果了——試想，你會與詐騙了你錢財的人、勾引了你妻子的人、盜竊了你心愛物件的人，用形形色色的社會謊言矇騙你、由着性兒侮辱你智商的人和平相處嗎？你不會的。在道德層面，你定然會做出反擊；在政治層面，你定然會做出反抗。信任一旦由正值轉變為負值，它所帶來的破壞性力量，一定會是洶湧澎湃的。

6

如前所述，儘管信任廣泛存在於社會關係之中，儘管信任如此重要，古往今來它還是經常遭到侵襲，還是有那麼多“不信任”所導致的道德事件和政治事件發生，除了我說過的人性的原因之外，還有哪些耐人尋味的緣由寄寓其中呢？

除了上述種種緣由之外，還有一種幾乎屬於數學問題的緣由需要特別指出來：說謊的價值相較於信任價值，前者往往為正，後者往往為負，直白地說，就是說謊者可以從說謊收穫到的東西往往大於從信任收穫到的東西。就道德層面來說，雖然有“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說法，但是從這個人搬起石頭到石頭落到丫的腳面上，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說謊者總是能夠從謊言既欺騙中獲得好處，這對丫當然就會構成一種持續不斷的說謊動力。當然，石頭終歸要落地，終歸要落到丫的腳面上，然而這已經是客觀規律的懲罰，而不是丫自己的情勢判斷或者價值認定了，所以即使到了最後，說謊者也往往會是“無怨無悔”的。

那麼，政治層面又如何呢？譬如我們前面列舉的族群、部落、團體、組織、政黨、國家等等，為什麼也會說謊，有時候謊言甚至會成為索爾仁尼琴所說的“國家的支柱”呢？這裡同樣是一個數學問題，即謊言帶來的收益太誘惑人了，即使是族群、部落、團體、組織、政黨、國家者也難以拒絕。謊言可以遮蔽社會真相，謊言可以美化統治，謊言可以掩飾政權的合法性危機……面對如此這般的巨大政治收益，誰能不動心？這就是政治謊言更加無法禁絕的主要原因。然而就像那位被石頭砸中腳面的說謊者一樣，政治謊言的石頭同樣也會落到族群、部落、團體、組織、政黨、國家的腳面上，這件事造成的後果，可就比說謊者在道德層面遭受的懲罰不知道要嚴重多少倍了。這種懲罰將不僅僅單純由個人來承受，它與此同時還往往表現為一種國家後果即國家的災難。曾經的超級大國蘇聯的一夜間垮塌和崩解，難道不是觸目驚心的證明嗎？被懲罰的歷史後果不僅是戈爾巴喬夫個人的災難，也不僅是蘇聯共產黨的災難，它更是俄羅斯民族的災難，是這個有着深厚文明底蘊的偉大國家的災難。

無奈的是，無論道德層面還是政治層面，都在持續不斷地上演着悲劇，背諾和說謊的人仍舊比比皆是，充塞着所有社會空間，想起來真是讓人悵然——我們可以從自己的人生行走中回味一下，誰沒遇到過完全沒有道德底線的人？誰沒被道貌岸然虛偽透頂的傢伙們愚弄過？誰沒有體會過在大面積甚至是系統性虛假面前的虛弱感和無力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歷經數十年社會風雨的澆濯，有幾個人還能夠說從來沒有被謊言欺騙過？有幾個人還能夠說自己純潔如處子心上沒有一道滲血的傷痕？有幾個人還能夠說眼前這世界靜謐安詳溫暖如春從來沒有暴風驟雨和風霜雷電？

也許這就是人的一種命定吧！無奈某種特殊的社會歷史機緣往往會強化從這種命定中生發出來的悲愴感，對於一些靈魂高潔用精神行走的人來說，生存甚至會成為一件極為艱難困苦的事情，為了活在真實中，於是說一些不該說的話，於是被隔絕於群體之外，成為被社會拋棄的人……如果我們也像齊美爾那樣把信任做為一種“信念的形式”來看待，我們就會理解這些人為什麼要以整個生命為代價去求真求實了。

7

不管在人們的觀念世界裡，還是在現實生活中，虛造事實以掩蓋事情的真實情形、用謊言愚弄他人或民眾都是很嚴重的事情，一個人如果被周遭的人認為不真實、不守信、不誠實，必定代價巨大，這個人的生活基本上也就等於廢了。我們說一個膚淺的例子：若果一個輕浮的傢伙信誓旦旦對戀人說：“回頭我給你買一隻鑽戒。”過後卻杳無音訊，戀人提醒他，丫卻故作驚訝，裝傻，說：“我說過這句話嗎？”你想戀人會如何看他？她也許什麼都不說，但諸如此類的事情多了，毫無疑問會傷害她對他的信任，而信任——用我前面說過的話——是一切社會關係更包括情感關係的支點，沒有了這個東西，即使是山盟海誓的戀情也將難以為繼，更不要說更複雜的社會政治關係了。

由此而知，道德範疇的信任，對應的是背諾和失信；政治範疇的信任，對應的謊言和欺騙導致的權力合法性危機。背諾和失信的負面效能，從道德規則範疇向社會關係傳導；而謊言和欺騙導致的合法性危機，則經由國家形態的演變（政治過程）向政治關係傳導。

歷史提供了無數這方面的例子。

世界上有一些東西是不可以隨便玩弄的，隨便玩弄是會有後果的。然而這個世界有的人就是感覺過於良好，偏偏就喜歡玩弄不能玩弄的東西，結果把自己玩到了絕境，玩入了死途。想當年德國人民把希特勒推舉到國家元首位置上，除了歷史造就的德意志民族的特殊困難處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集團在法國的推動張下通過《凡爾賽和約》向德國提出數額巨大的割地賠款及嚴苛的限制軍備條款）的原因之外，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德國人民聽信了希特勒“讓德國每一戶家庭的餐桌上都有牛奶和麵包，以及“擴大生存空間”、在歐洲大陸建立以納粹德國為首的新秩序並重新武裝德國的政治許諾（我們可以把這種許諾視為法西斯力量對德國人民的政治綁架）。結果如何了呢？正如我們看到的，信奉“謊言說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的德國納粹一步步走向與世界為敵的深淵，受到全世界正義力量的抵制和打擊，不僅沒有擴大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間，反而進一步喪失了原有的生存空間。隱含在這一政治後果裡面的社會後果，就是曾經狂熱擁護希特勒的德國普通人付出了慘重代價，德國家庭既沒有見到牛奶，也沒有見到麵包，無數人失去了自己的親人。從積極意義角度說，德國法西斯政權不僅僅是被國際社會所拋棄，它更是因不再被德國人民信任而被他們親手拋棄掉的。這是所有強行替代人民思索和選擇的獨裁政權覆亡的經典路數。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蘇聯和東歐發生的多米諾骨牌式的政權崩解，不也是在類似情況下發生的嗎？一向標榜為“羅馬尼亞人民的父親”、占據所有國家媒體頭條、塑像遍及大街小巷、享受慣了山呼海嘯般歡呼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在蘇東劇變的危急關頭（1989年底），在大規模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以為還可以用正兒八經的謊話平息人民的憤怒，以為還可以用恫嚇威逼人民繼續忍受貧困和屈辱，然而這次不同了，聚集在廣場上猶如海洋一樣的巨大人群發出了排山倒海般的“打倒齊奧塞斯庫”的口號聲，這個早就失去人民的信任的獨裁者萬分驚愕，以為撞見了鬼，當他知道自己再也無法控制局勢時，只能灰溜溜逃走。數小時之後，他和他的妻子——這對用國家謊言和國家暴力奴役人民的小丑——就被亂槍打死在一堵矮牆前面了。這說明在政治領域，信任就是人心，就是民意，不被人民信任是會要人命的，歷史會像炸彈那樣爆炸的。

8

我們的老祖宗把這件事看到了骨髓里。

據說孟子聽說齊奧塞斯庫夫婦被亂槍打死以後，感慨道：“唉！這件事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羅馬尼亞駐華大使對孟子解釋說：“羅馬尼亞人民被欺騙得太久了，他們太憤怒了。”

“是啊，”孟子嘆道，“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爵者，鸇也；為湯武驅民者，桀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驅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語見《孟子·離婁上》）

大使先生聽得雲裡霧裡，用目光向孟子的弟子萬章求助。

“孟先生的意思是，”萬章解釋說，“齊奧塞斯庫同志之所以丟掉政權，死於非命，是因為民眾不再支持他們；民眾之所以不再支持他們，是由於對他們太失望，不再信任他們了。要獲得政權，你就必須取得民眾的支持，而要取得支持，就必須得到他們的信任。怎麼才能獲得民眾的信任呢？就是做民眾期望的事情，而不要做他們反感的事情。只要人民信任，那麼人民對你的支持和愛戴，就會像水一樣自然流淌，野獸也會逃到野外去無法傷害到你。這裡有一個道理：魚之所以要游進到深淵是因為水獺在抓它們；鳥兒之所以飛進叢林是因為害怕鸇的追逐；羅馬尼亞人民百姓之所以願意追隨西方，是因為齊奧塞斯庫政權太腐敗也太暴虐，這樣的政權難道還值得被信任嗎？如果齊奧塞斯庫是一個能夠給人民自由民主的總統，羅馬尼亞人民還會冒着掉腦袋的危險反對他嗎？只要有人民的擁戴與信任，即使他不想當總統都難啊！權力對於人的誘惑力是極大的，值得警惕的是，很多想要攫取國家權力的人，就像得了七年的病卻想用三年前的藥來治療一樣，對於民心的估計和把握都非常膚淺，這樣是不行的。民心是這樣一種東西：如果你平時不去一點一滴地累積它，那麼你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得到它。你總是大權獨攬，總是擔心失去老百姓的信任，甚至於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不讓人講話，這樣下去遲早都會遭遇失敗。我們老祖宗留下的《詩經》中有這樣的話：‘不諳水性的人，早晚會被水淹死’，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呀！”

羅馬尼亞大使這下聽明白了，頻頻頷首，說：“先生要是早幾年提醒齊奧塞斯庫總統就好了。”

孟子捋捋鬍鬚，笑道：“那樣的話他會殺了我。”

什麼意思呢？意思是在國家政治層面，謊言必定伴隨着政治高壓，即國家暴力。

孟子的話是有道理的。

9

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直到1974年被驅逐出境以後才得以前往斯德哥爾摩領取這個獎項，在獲獎演說中，索爾仁尼琴說過這麼一句著名的話：“一句真話要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這句話不僅是陳述，更是提醒，他是在提醒那些慣於說謊的人，長久地遮蔽社會真相，長久地不讓人說話，你會變得越來越脆弱，一句簡單的真話就可以把你精心經營的虛假世界碾壓成為齏粉。《古拉格群島》說的就是這樣的真話。很難說蘇聯的垮塌與這本書的橫空出世沒有關係，很難說這本書對親手葬送了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沒有產生過影響，而寫作了這本書的那個人，之所以冒着掉腦袋的危險也要把它寫出來公布出去，在很多種原因之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深深地失去了對他所置身的那個世界的信任，他所做的不過是不信任對虛假的反抗而已。

如果我們套用史蒂文·夏蘭“信任不過是一種信念形式”這句話，那麼我們有理由認為，索爾仁尼琴以及與其類似的的人作為，不過是遵從於這種信念所做的表達而已，不同點在於，在專制主義的社會政治條件下，他們所依賴的信念已經不是信任本身，而是信任的反面——不信任。信任的力量有多大，不信任的力量就有多大，它們是相輔相成的。

必須進一步強調這樣的事實：爆炸性歷史事件往往是某種社會情緒不斷累積造成的，在累積的過程中，政治高壓或國家暴力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博卡薩、波爾布特、卡扎菲之類的獨裁者對此一定頗有心得。與這個條件同等重要的是民眾的隱忍——危機明明就要發生，但它卻沒有馬上發生。這有點兒類似於物理現象，爆炸需要一個蓄能過程，只有社會能量蓄積到臨界點，才可以清晰感覺到民眾的意願，感覺到他們已經忍無可忍。換一句話說，爆炸性歷史事件，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往往是由看上去完全不是什麼事情的事情（比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民眾對國家政權從缺乏信任到完全失去信任，也可以稱之為“民意轉圜”、“社會氛圍演化”）累積而成的。表面上看，這是一個什麼事情也沒發生、平靜安詳、一切如常的過程，這個過程通常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有時候甚至很難被人察覺。在這“很長很長的時間”里，歷史的主角（人民）通常總是無言的，甚至是消沉的，他們選擇的幾乎是與他們內心寄望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活法。

那麼統治者又如何呢？我們把目光拉回來看中國歷史——我們從歷史書中常常看到形容滿清王朝“腐朽”、“顢頇”的字眼兒，“腐朽”好理解，就是這個政權從內里腐爛了，臭了；那麼“顢頇”呢？僅只是“糊塗”、“不明事理”這樣簡單嗎？不，這兩個字所寄寓的東西要遠比字面複雜和深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說這個政權由於腐爛而喪失了對社會溫度的感知，完全不知道在平靜的社會水面之下正在有危險像鯊魚那樣聚集起來，完全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情。所以，面對老百姓的貧困他們“顢頇”，面對義和團起義他們“顢頇”，面對鴉片走私他們“顢頇”，面對在中國近海炫耀武力的洋人他們“顢頇”，面對協助洋人攻打沿海城市的中國老百姓他們也“顢頇”，面對攻進北京城的八國聯軍他們更是“顢頇”……結果終於把自己給“顢頇”死了。

滿清王朝把自己給“顢頇”死了以後，中國進入到民國時期，社會政治生活有了一些變化，然而專制主義文化仍舊帶着強勁的慣性，影響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決定着這個國家的整體風貌，這不是一時半會兒就可以改變得過來的。生活在那個世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有條件承擔起憂國憂民的歷史重擔，他們不約而同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反思，對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活勇敢地提出了批判……在這風起雲湧雲蒸霞蔚般的思想運動中，想要不出文化大家都難，讀那幫子已經消失在歷史深處的人的書，我每每都要感嘆他們是多麼幸運。

10

我們還是舉例來說這件事吧！

1933年冬天，林語堂先生接受美國作家賽珍珠的建議，決定寫一本書，“說一說我對我國的實感。”他用幾個月時間真的用英文把這本書寫了出來，這就是我們熟知的《吾國吾民》（也有人翻譯成《中國人》）。在這本書中，林語堂帶着含淚的微笑，對中國社會政治生活和國民性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評論，時至今日仍舊不失其獨到價值。如果將這件事納入到我們正在議論的話題，你會發現，林語堂先生憑着學問家的直覺，深刻洞悉了當時的中國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

在這本書中，林語堂先生有一段話說得好極了——

特權正是平等權力的對立面。官員們正是民主的天敵。只有等官吏們願意限制自己階級的特權，享受少一些的行動自由，到法庭上去回答別人對他的控告，只有等到這一天，中國才有可能在一夜之間變成真正的民主國家。然而，現在還不是。因為如果百姓要自由的話，官僚軍閥們還能有自由嗎？如果百姓享有人身自由不得侵犯的權利，官僚們不就失去了逮捕編輯、關閉報社、把別人的頭砍掉以治自己頭疼病的自由了嗎？（我的家鄉福建漳州的張毅將軍就是這樣做的，我公布了他的大名，因為他已死了。）每當人民對他們的統治者表示不滿，或者年輕人對父母提出異議時，我們就喊：“反了！反了！”意思是說天和地都倒個兒了，世界的未日到了。這種觀念深深地紮根在中國人的頭腦之中，這種邪惡也不是局限於官吏身上，而是像大榕樹的根一樣，它把自己的蔭涼擴展到所有來到樹底下的人身上。我們中國人並不與這種榕樹鬥爭，而是設法鑽到榕樹的蔭涼下面去。

這段將近一百年前發表的平實的文字，道出了多少為人所知而未必敢言的事實！即使是今天，有幾人能寫出這樣的文字？這不是見識問題，甚至也不是膽識問題，而是精神感應能力問題，是人的深刻覺醒所導致的心靈自覺的問題。我這樣說，絕非認為林語堂先生是天才，他感應到的是普通庸眾的精神能力無法感應到的東西，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感慨的是，那個時候林語堂先生竟然可以把這樣的感應直截了當、不加任何修飾地感慨出來，並且也沒有什麼人來追究丫的罪責！

11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智慧、最優秀的民族，中國人對世事的感知和對應方式，都是中國式的，是其他民族所沒有的。你比如“惡人自有惡人磨”這句話，表達的就不僅僅是善對惡施加懲罰的信心，它同時也在強調，輕率地玩弄不該玩弄的東西的人遲早會遭到報應的，這種祈望甚至已經成為了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在中國民間，為什麼會有諸如“地上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多行不義必自斃”、“玩火自焚”、“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善惡到頭終有報，高飛遠走也難逃”、“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善惡終有報,天道好輪迴，不信抬頭看,蒼天饒過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等說不盡的成語、俚語、俗語呢？皆因這種漫漶在中國人心靈深處的集體無意識呀！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人——即林語堂先生所說的“吾國吾民”——是憑着被集體無意識掩蓋的清醒意識極為智慧地生存下來的。

中國歷史上不斷發生的改朝換代、政權瓦解，都與統治集團背諾、謊言和欺騙有關，甚至可以說，所有改朝換代到頭來都會淪為皇帝及其朝廷對人民的背叛和欺騙。當年陳勝、吳廣兩位同志平地起驚雷，大吼一聲“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意思是“誰他媽規定只有你們丫才能當王侯將相？我們照樣也能當王侯將相！”這裡的“我們”，當然指的是被他鼓動和煽惑的人民，而不僅僅是核心圈裡的幾個走投無路的頭目。這等於是一種承諾：等革命成功了，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王侯將相，至少可以過上“三畝土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好日子，結果追隨者眾。諷刺的是，革命成功以後，往往只有頭領及其核心團伙真正成為理想中的王侯將相，追隨革命的民眾不過是經歷又一次輪迴而已。循着歷代開國皇帝起事、征伐、建業的蹤跡，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這樣一個邏輯過程。

陳勝、吳廣很早就犧牲了，當然是沒有等到革命勝利，沒有來得及成為新的王侯將相，革命的勝利果實既偶然又必然地落到了劉邦手裡，劉邦及其龐大的劉氏家族於是實打實地成為了正宗的王侯將相。眾所周知，劉邦建立漢朝並稱帝以後，與藩王、功臣以殺白馬的方式立盟發誓，史稱“白馬之盟”。白馬之盟首先強調“國以永存，施及苗裔”，意思是只要這個國家存在，就一定要保障功臣及其後人們的爵祿；至於“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的條款，就更直接了：非劉姓宗室成員不得封諸侯王，沒有立下功勞的不能封列侯。對於沒有名分、非法竊取爵位的王侯，天下人將一同討伐……說句不好聽的，這不是他媽的少數人公開分贓是什麼？！

縱觀中國歷史，反覆上演的都是這同一齣戲劇，主題永遠是舊的王侯將相被新的王侯將相取代，跟老百姓沒有什麼關係，不同點僅僅在於舞台上轉換了不同的角色。我們還可以換一種方式說道這件事：每一個打下江山的朝廷都有自己的“白馬之盟”，不同點僅僅在於有的是公開的，有的是隱蔽的而已。所謂“隱蔽”，就是王侯將相們不再自稱王侯將相了，有了新的名號，但王侯將相的里子並沒有發生改變，仍舊是得了天下同時也得了統治特權的既得利益者。

兩千多年來，孟子所謂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有多少落到了實處？說說而已！“說說而已”的東西還值得信任麼？當然是不值得信任了！在一個不值得信任的世界裡討生存，才是中國民眾普遍表里不一、很少以真實的精神形態活人的最主要原因。

12

信任，是一個沉重的字眼，也正因為沉重，它才擁有了最珍貴的價值，這種價值甚至是無法被價值度量的。

孔子有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信任是“道”還是“器”呢？當然是“道”，就像我曾經撰文說“民意謂之道”一樣，我同樣相信“信任謂之道”，而“道之大如天，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語見《管子·白心》）這就是說，我們——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他——未必真的知道“道”之所“道”啊！

本文標題“信任的價值”，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強調的。

202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