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民之口即民賊，防儒之口即國賊----東海客廳論自由

余東海

一

儒家有很多禁忌，包括道德禁忌和政治禁忌。政治禁忌如訕君賣直，逢君之惡，以民為敵，逢民之惡，防民之口，惟民是從，公事私辦，國事家辦，好唱高調，口惠而實不至，能言而不能行，寬於官而嚴於民，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等等。

其中防民之口、以權謀私、違道干譽為三大禁忌，又以防民之口為最。

《國語·周語上》《召公諫厲王弭謗》記載，周厲王暴虐，使衛巫監謗者，國人道路以目。召穆公對厲王說了一段話：“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這段話後來成了歷史名言，防民之口也成了傳統政治之大忌。

自堯舜至元朝的所有儒家王朝，言論自由度都比較高。就拿漢朝來說，學界普遍以為，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就沒有言論自由和反孔反儒的自由了。殊不知，獨尊儒術是以儒治國，以仁本主義為指導思想，無礙於思想市場之自由也。

君不見，漢武帝孫子漢昭帝繼位後不久，召集各地賢良文學至長安，與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代表的朝廷官員們，圍繞一系列財政經濟政策和文化政治問題展開討論，史稱“鹽鐵會議”。有趣的是，會上賢良文學一方堅持儒家立場，桑弘羊一方則嘲孔貶儒，雙方言無不盡，毫無隱諱，可見當時言論自由度之高。

元明清三朝都是中華偏統，偏離儒家越來越嚴重，然元朝的社會自由度包括言論自由度仍然頗高，只有明清兩朝，自由度才急遽降低。然民眾和精英自由度仍然有所不同，言論罪和文字獄主要針對精英群體。

三界精英和普通民眾的自由度不同是儒家政治常態。精英必須視聽言動守禮，權位越高，責任越重，禮制約束越多，自由度越低；民眾沒有權位，只要守法就可以，自由度就大多了。

也就是說，權力與責任成正比，權力越大則責任越大，與自由成反比，權力越大自由度越小。這是仁本主義之權責觀。當然，精英的權力和民眾的權利各有邊界，最大也有限度。權力的邊界是禮，非禮則越界，依禮處分；權利的邊界是法，非法則越界，依法懲罰。

防民之口也是西方政治之大忌。“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是世界流行的一句名言，傳出自法國伏爾泰，又有人說原創者是英國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麗斯·霍爾。

這句話中的“誓死捍衛”或許下得太重了，但觀點正確。我若是文化人，我會這樣表達：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尊重你說話的權利。“尊重”足夠了。我若是政治家，則會將“尊重”改為“維護”，我會依據禮法維護所有公民、包括反孔反儒崇馬崇毛者的言論自由。

二

體制內也有反對防民之口、倡導言論自由者。日前地方網媒紛紛轉發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的文章《讓人民共同享有自由放言的機會》。文章說“為自由放言是共產黨人的不懈奮鬥目標”：“中國共產黨為爭取人民大眾的自由而成立，為實現全面自由發展的目標而奮鬥。無疑共產黨人的自由，既包括憲法所賦予人民大眾的言論自由，也包括黨章所賦予的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自由”雲。

這是典型的馬家右派的觀點。馬右派又稱修正派和體制內改良派，主要特徵是立足於馬主義社會主義而呼籲民主自由。呼籲民主自由沒錯，可惜立足點錯誤。馬主義社會主義之下，不可能有呼籲民主的立足之地，原則衝突故。

我說過，“社會主義法治”不可能存在，因為兩者格格不入，不可能同在，就像“黑色的白天鵝”不可能並存一樣。法治離不開人本主義的自由政治民主制度，德治離不開仁本主義的王道政治禮樂制度。而社會主義屬於集體主義政治範疇，馬家社會主義導出來的只能是極權政治、黨主制度。所謂的法制，本質上是人治。

同樣，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自由也不可能存在。民主自由法治與社會主義，正邪相對，水火不容，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要民主自由法治，就不能要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追求民主自由，不論主觀意願如何，客觀上都會對社會主義造成思想傷害和政治危害，無異於挖極權主義事業和特權階級利益的牆腳。對於馬家來說，他們若非居心叵測，高級黑，也是好心辦壞事，嘿嘿。

一個人最基本的自尊，是不說假話，不做壞事，不唯物唯權，不苟同邪惡更不邪惡化；一個政府對人最基本的尊重，是不遮其目，不防其口，不侵犯其自由權特別是言論權。此非馬主義社會主義所能也。

馬主義哲學是唯物主義，物本位；政治學是唯黨主義，黨本位；經濟學是社會主義，社會本位，都不可能真正尊重個體的人，更不可能以人為本。

馬幫特別不講理。馬恩列斯毛和各國大小幫主的著作足以堆積成山，馬家知識分子的文章書籍更是浩如煙海，貌似都在講理。但它們無論怎麼講，終究無法把理講通、講成。所有的馬家政權都不約而同、不克自拔地陷入詐力的泥沼，都異曲同工地恐懼言論自由，嚴於輿論控制。

馬幫講不通道理，不尊重道理，也往往聽不懂道理。對於講道理的人，要麼強詞奪理，要麼利益收買，要麼使用詐力。詐是欺詐，力是暴力。對欺騙不了又收買不了的異議人士，就將其醜化、污名化以及訴諸於暴力。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安全機關、監獄、看守所等等，都是國家暴力機關。

有老先生說：“馬克思有三點令他神往：一，他同情弱者；二，捍衛言論自由，無情抨擊禁錮思想的所謂書報檢查令；三，認定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是值得為之奮鬥的目標。”這是被馬氏的巧言騙了。由馬學導出來的馬政，是自由之敵，良序之敵，是包括有產者無產者在內的人類之敵。

大量政治惡行，在西方行不通，在古代更行不通，在馬家社會則暢行無阻，即使受到阻止，也無法根治，會不斷復發，根源就在於獨特的文化體系。在這種文化體系之下，任何好話都會淪為巧言空談，即使形成紀律、法律、憲法都沒用。保護言論自由保護私產，都是憲法或法律規定，又如何？

馬學理論上錯漏百出，實踐中惡果纍纍，早已被判雙重死刑。自馬學誕生以來，西方學者對它的批判就此伏彼起。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以“可否證性”作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劃分準則，根本上撕去了馬學偽科學的外衣。全方位多層次的批判，正是馬學無法在西方獲得實踐機會的要因。

三

自由權是人權三大支柱之一，言論自由又是四大自由之首，是儒家和人民最基本的自由和權利。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其它自由，社會就沒有自由、活力和創造力，更沒有文明、和諧可言。

言論罪和防火牆分別剝奪國人的言論和信息自由，構成了對人權最嚴重的侵犯。防民之口，防儒之口，以言治罪，文字成獄，古雖有之，莫烈於今。這個問題不解決，一切無從談起；這個問題若不能從制度層面解決，終究無法解決。

防民之口都有罪，防儒之口罪特大。蓋儒家所言，道最高最大，理最真最正，最有利於人類文明包括道德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設和提升。防民之口是反人權反自由，防儒之口是反人道反仁義。人無自由還可以是人，人無仁義就不再是人。防儒反儒是非人化的捷徑，為天理良知所不容也。

目前儒家雖然受到朝野一定程度的承認，然作用不明顯，以致很多人懷疑儒家沒用，一些儒生也產生信心動搖。其實，目前儒家作用不彰，要因有二。其一、是儒家仍受馬學馬制的壓制，即使勉強發揮出來的一點作用，也被抵消得差不多了。

其二、沒有言論自由，難以有效發揮文化教育、道德啟蒙和輿論導向的作用。

誰防儒之口和眼，誰就是儒家的敵人；誰防民之口和眼，誰就是人民的敵人。防民如賊即民賊，防儒之口即國賊，這是一個政治常識。任何大道理都不能違背這個常識，任何良制良法都必須建立在對這個常識的尊重之上。

防口防眼，是對人民和儒家最深刻的輕蔑、侮辱和奴役，是東方極權主義的根本特徵之一。無論其它方面如何，一個政權只要有此舉措，就喪失了任何合法性，可以直接定性為極權暴政！

儒家既不因言廢人，也不因人廢言。無論是誰的話，都不妨聽聽。撇開具體環境和對象，毛氏有一段話就很正確。他曾在1946年《新華日報》發表文章說：

“反動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論自由的集團。他們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認識大時代的真面貌，更害怕他們自己的醜惡暴露在人民大眾的面前。他們用種種卑劣無恥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塞閉人民的耳朵，封鎖人民的嘴巴，不讓民間報紙存在，不讓正直的新聞工作者自由。”

這段話就說得好，說得對，放到現在，特別對症。說國民政府是反動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論自由的集團，是誣衊。以此說馬幫，恰到好處。

為言論自由提供制度保障，是政治文明化的基礎。注意兩點：一、是制度保障，須形成法條，僅靠領導人“讓人民說話，天塌不下來”之類指示講話，無論怎麼強調都靠不住，無法落實；二、是儒家和民眾的言論自由。黨員官員自由度如何，對他們有何要求和規定，那是馬幫家務事，東海外人不予置喙。

東海特此強調：此生什麼都不要，什麼都不在乎，只要言論權，只在乎言論權，即發表文章、出版著作和講學論道的自由和權力。這是東海生平最大的期盼和願望。無論什麼人什麼勢力，凡能保障東海和儒家之言論權者，我都可以友好之支持之。凡防民之口、防儒之口、封人之喉者，則是儒家和吾國吾族共同的敵人！

2021-6-14余東海集於廣西南寧青秀山下獨樂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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