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阿倫特準確地描述了中國

阿倫特說過一句讓人毛骨悚然的話：“在中國，極權主義統治卻有極好的機會，那裡幾乎有永不枯竭的材料可以餵養極權統治的那架不斷聚積權力、不斷毀滅人的機器。”（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第十章：無階級社會）如果這位反極權主義的思想家是在污衊我們的國家該多好啊！我們將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反駁她的謬論，用生命捍衛祖國的尊嚴，遺憾的是我們找不到反駁她的理由，相反，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目前所過的生活每一天都在證實她的這個斷言；如果你讀過她的書，你會驚訝地發現，這個從來沒有到過中國的思想家比我們更深刻更準確地觀察和描述了中國。

41．同學少年

我上大學讀的是中文系，中文系學生百分之百都做過作家夢，“作家夢”也和別的夢一樣，真正成為現實的很少，所以，在為了成為作家而寫一些亂七八糟的文字之後，人就開始清醒，覺得那個夢很可惡，很辛苦，就放棄了，等到大學畢業，仍舊燃燒文學熱情的人差不多就會被人認為是瘋子或者呆子了。不再燃燒文學熱情的人燃燒什麼呢？燃燒當官的熱情。我畢業那年，上級明確規定我們只能分配到教育部門，但是仍有很多人擁擠進了各級黨政機關，成為龐大官僚系統中一支令人生畏的後備力量。為什麼要用“令人生畏”這個詞呢？這是因為這些人帶着明確的政治目標，就是要在官場上混個一官半職，你能夠想象這樣的人帶着怎樣強大的衝力。若干年以後，這些當年沒有什麼分別的人重新聚在一起的時候，彼此間已經有了很大的分別，有的當了縣長，有的當了縣委書記，有的當了市長……當然，更多的仍舊是生活艱難毫無尊嚴可言的老百姓，是書呆子一樣固守在學校講台上的收入微薄的老師。很難想象這些人當年居然曾經懷有同樣的夢想，真的很難想象。

42.活着是一項嚴肅的工作

人一生中常常面臨選擇，人的命運簡單說來就是一系列選擇的結果。在所有的選擇中，最重要的決定性選擇是對事業的選擇，即你決定這輩子幹什麼不幹什麼的選擇，這種選擇通常發生在二十歲前後。我認識一個非常聰明的姑娘，有很強的文學領悟能力,所以我總是鼓勵她寫小說，在我看來她一定能夠成為優秀作家。就像所有生活在我們這個年代的年輕人一樣，紛繁複雜的社會現實不斷衝擊着她，她也試圖為無數個為什麼尋找答案，她的讀書範圍在文學與社會科學之間搖擺——這意味着她並沒有專心致志寫小說，而是把靈魂的觸角伸向了思想領域，這使她很惶惑。“你應當作出選擇。”我說。經過幾次嘗試寫小說，和所有初學寫作者一樣，她不可避免遇到了困難，有些氣餒，想退縮，“我想我還是寫隨筆吧！”“寫隨筆”在我們的交流中是做一個思想者，即向人們傳達對眼前這個世界的看法。我雖然也曾鼓勵她嘗試寫作隨筆，但是當她真的做出選擇以後，我突然變得很忐忑，當時我還沒來得及弄清我忐忑的是什麼，馬上對她說：不，別這樣，你最好還是寫小說。她很不解，然而我沒有進一步解釋，只是解嘲說：“可能是我太認真了。”後來我才知道，鼓動我阻止這個姑娘寫隨筆的是一種深深的憂慮：在目前這種極為嚴酷的社會條件下，寫小說和寫隨筆不僅是寫作方式的選擇，更大程度上是生活方式的選擇——做一個思想者是要付出代價的，你有可能一輩子在精神上顛沛流離，有可能永久性地失去溫暖，有可能成為受難者。我不希望一個本應當享受生活的年輕人擔當起應當由我們這些過來人擔當的責任，不希望她作為犧牲者去支撐沉重的理性天空。

43．我們是被“扔”到這個世界中來的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和路遙在一起閒談的時候，曾經說到清代文字獄，路遙說：“我們很幸運，沒趕上那個時候。”以雍正年間為例，假如那個時候有一個因為信仰而命運多舛的人渴望着光明，在他面前還有漫漫二百多年長夜呢！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真的很幸運，我們絕不相信我們前面還有二百多年。這使我想到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言，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歷史時代、一定的社會、帶着一定的遺傳基因被我們的父母生養出來的，所有這些因素對於我們來說都是“被給予”的……一句話，我們每個人都是被“扔”到這個世界中來的，我們無法選擇我們出生的時間，無法選擇我們的種族，無法選擇我們的國家，我們必須按照這一切開始我們的生活。很多被人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其實不過是人生存其中的社會暗示影響所造成的幻覺。一個人的道德態度（他的倫理特徵）來源於他本人的心理結構，但是，這些態度又和他所處的那個社會的歷史、文化發生着聯繫，因此也必然體現着深刻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的特徵。我們過的就是這種命中注定的生活。

44．國家不比人重要

假如有人把你帶到一片人煙罕至的沙漠跟前對你說：“這是國家。”你一定會以為這個人瘋了：首先，這不是一個國家；其次，國家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它更是一個人文概念，離開了人，將“國之不國”。這就是說，構成國家基本材料的是人，有了人才會有國家。但是，在我們經由歷史與現實形成的的觀念里，人與國家的排序似乎不是這樣的。有一個聲音永遠教導我們說，沒有任何東西大過“國家”，沒有任何東西比“國家利益”更為重要，人只是“國家”養活着的某種“物”，人的首要權利是存活，即所謂“發展權”，其它權利都太奢侈了，就甭說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敢奢想自己比國家重要，但是我們又總是相信，這個國家總有一天會進步到國家出面宣布人比國家重要，會有那一天的。

45．心理學是好東西

心理學研究林林總總，歸結起來其實極為簡單，就是“自我”兩個字。一般來說，社會要求（制度、文化）和個人慾望（自我實現的途徑）相互妥協，達到均衡，“自我”就是健康的；反之，如果社會要求無節制地壓抑個人慾望，“自我”也就不再是健康的了。不健康的“自我”很成問題，即是倫理問題，又是社會問題，心理學研究就是要在其中找出規律，進而尋求一種調適的方法，使“自我”與“非我”達到某種程度的均衡。因此，我們又可以說心理學着眼的不僅限於人的內心，它有更為寬廣的視野，目力所及不遜於哲學或者社會學。當我們進行哲學思考的時候，當我們進行社會考察的時候，心理學總是陪伴着我們，為我們提供佐證，提供註解……心理學的確是好東西。

46．人的物質占有和精神占有

人類行為錯綜複雜，然而往動機上說無怪乎“占有”兩個字，所有人都想占有未曾占有的東西，這樣，世界上的人就分為了兩類，占有的人和未曾占有的人。在非自由民主社會，所謂占有者通常是掌握權力的人，未曾占有的人則是被權力統治的人。所謂社會的矛盾與鬥爭，簡單說來就是權力者占有與無權者反占有的矛盾與鬥爭，歷史就是在這種矛盾與鬥爭中衍化前行的。占有什麼？占有兩樣東西：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前者有形，為我們所易見——我們從網絡上看到、從朋友聚會中聽到形形色色官員貪污腐敗、巧取豪奪的案例即是；後者無形，經常被人所忽視——當人的精神軀體被權力強姦的時候，很少有人感覺到被蹂躪的痛苦，很少有人勇敢地站出來指認施暴者，說：“他就是對我犯下罪惡的人！”這樣就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施暴者越來越無恥，越來越肆無忌憚，越來越猖獗，越來越無法無天，直到有一天我們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權力幾乎占有了所有精神資源，我們只剩下蒼白的肉身，只有一些深刻孤獨的靈魂還在呻吟。

47．國家政治系統的病變

社會運行實際上是政治系統的運行，政治系統和人的生命體一樣，不可避免會在某些部位出現耗損，從而導致系統故障（疾病）發生。當下世界，無論什麼國家類型，無論何種政治制度，所發生的社會矛盾和衝突都可以概括為社會政治系統的“系統故障”——社會肌體的某種病變。千萬不要小看這種病變，就像肌體失去健康一樣，社會病變導致的將是政治系統合法性的消蝕。“合法性”是什麼呢？按照美國開國元勛的說法，是人民對政府的同意，據說這是憲政的基礎。其實我們還可以這樣解釋：合法性是人民對國家政權的一種感覺，即認為國家政權對人民的統治是正確的，它應當得到普遍的服從。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不再認為國家的統治是正確的，他們就會不服從，這也就意味着國家的合法性喪失了。怎樣判斷一個國家的合法性狀態呢？西方一位學者提出了簡便的方法：凡是合法性高的地方，政府不依賴或者很少依賴武裝力量和警察來維持社會政治秩序，反之，合法性低的國家，國家機器將成為武裝力量和警察主要倚靠的維護力量。我不太認同這個方法，但是又覺得這位學者說的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在世界範圍內考察國家狀態的時候），且聽之。

48．夢想源於短缺

我大學畢業分配到一個文化單位工作，在單位吃食堂，每頓飯都要算計吃白饃（饅頭）還是吃黃饃（窩頭），這是因為粗細糧有一定比例，為了均衡，你必須算計，否則你很可能連續幾天吃黃饃。那時候的“黃饃”可不是現在到郊區去吃的農家飯，我記憶中那是一種粗糙得如同鋸末一樣的物質，在嗓子裡打幾個轉也難以下咽。其實都是一種東西，當年之所以有那種感覺，完全是因為肚子裡沒有油水，用陝北話說，“肚子是寡的”。每個月供應四兩油、一斤肉，對一個生命力旺盛的年輕人猶如杯水車薪，我記得那時候我經常饞得像餓鬼一樣，對肉味極度敏感，隔20公里就能聞見延安“大橋食堂”（延安市最著名的一家飯店）小籠包子的味道。那時候每到吃飯，最令人興奮的事情是同志們眼睛亮亮地彼此通告“今天吃肉”。所謂吃肉，不過是在一大鍋白菜里點綴幾個手指肚兒大小的肉塊兒，如果運氣不好一碗菜里說不定也沒有一塊，但是你仍舊會興奮，因為你的白菜曾經與可愛可親的肉塊兒擦肩而過，自然就有了肉的味道，這在那個年代絕對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人的夢想，不管精神還是物質的，實際上都是從短缺中產生的。我七八歲的時候就曾經產生過一個夢想，長大以後掙錢了，一定往飽吃一次炒雞蛋，後來我真的這樣做了，一直吃到噁心。

49．社會肌體的健康狀態

社會結構在很多方面與人體結構近似，人的精神特徵也與社會倫理特徵有許多相似之處，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社會比喻為一個肌體。當我們議論人的精神和物質欲望的時候，經常就會觸及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特性，譬如關於飢餓，難道不是社會結構中“匱乏”這個概念的意指嗎？那麼，我們上面說到的“吃”對應於社會學又蘊涵着哪些形而上意義呢？這就要說到社會健康和不健康的兩種狀態了：健康的社會具有長期確立的政治模式和行之有效的經濟制度，人民儘管不會事事滿意，但他們通過程序正義（民主的手段）可以宣泄不滿，可以把國家政策矯正到正確方向，並不導致人民對國家政權合法性產生懷疑或者乾脆試圖推翻它；相反，不健康的社會不具備長期確立的政治模式和行之有效的經濟制度，統治者堵塞人民表達不滿的宣泄通道，那麼，即使錯誤的國家政策也無法得到矯正，社會矛盾就會越積越深，到最後必然導致人民對國家政權合法性產生懷疑或者乾脆試圖推翻它。後者是所有極權主義國家和形形色色非民主國家政治動亂頻仍，誰的日子也過不好的主要原因。

50．社會問題不僅是吃飯問題

無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至少在城市大部分人群中，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過去人們買不起自行車和手錶，後來買不起電視機，再後來買不起汽車，現在則買不起房子……我們在強調難處的時候，實際上勾畫出了一條梯級遞升的上行線。這就是說，經過30年改革開放，中國的確是在發展，誰也無法否認我們取得的經濟成就，民眾的生活的確發生了變化。然而恰恰在這個時候我們的社會反而陷入了空前危機，人們對洪水一樣蔓延的政治腐敗極度不滿，對愈演愈烈的分配不公義憤填膺，對日甚一日擴大的貧富差距忍無可忍，對特殊利益集團肆無忌彈地劫掠社會財富深惡痛絕……用網民的話說：“全國布滿了乾柴，只差一個火星兒了！”可見，社會問題不僅是吃飯問題。從歷史上看也是這樣，吃飯問題固然常常是江山傾覆的原因，但絕不是唯一的原因。人作為萬物之靈是有尊嚴的，人為了尊嚴所做的反抗，要比為填飽肚子所做的反抗猛烈得多，是可以潑出命來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生物像人這樣秉持着如此巨大的精神能量，輕視這種精神能量是要犯錯誤的，那將是無法挽回的錯誤。

                                                          （201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