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阿伦特准确地描述了中国

阿伦特说过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在中国，极权主义统治却有极好的机会，那里几乎有永不枯竭的材料可以喂养极权统治的那架不断聚积权力、不断毁灭人的机器。”（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十章：无阶级社会）如果这位反极权主义的思想家是在污蔑我们的国家该多好啊！我们将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反驳她的谬论，用生命捍卫祖国的尊严，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反驳她的理由，相反，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目前所过的生活每一天都在证实她的这个断言；如果你读过她的书，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个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思想家比我们更深刻更准确地观察和描述了中国。

41．同学少年

我上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中文系学生百分之百都做过作家梦，“作家梦”也和别的梦一样，真正成为现实的很少，所以，在为了成为作家而写一些乱七八糟的文字之后，人就开始清醒，觉得那个梦很可恶，很辛苦，就放弃了，等到大学毕业，仍旧燃烧文学热情的人差不多就会被人认为是疯子或者呆子了。不再燃烧文学热情的人燃烧什么呢？燃烧当官的热情。我毕业那年，上级明确规定我们只能分配到教育部门，但是仍有很多人拥挤进了各级党政机关，成为庞大官僚系统中一支令人生畏的后备力量。为什么要用“令人生畏”这个词呢？这是因为这些人带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在官场上混个一官半职，你能够想象这样的人带着怎样强大的冲力。若干年以后，这些当年没有什么分别的人重新聚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间已经有了很大的分别，有的当了县长，有的当了县委书记，有的当了市长……当然，更多的仍旧是生活艰难毫无尊严可言的老百姓，是书呆子一样固守在学校讲台上的收入微薄的老师。很难想象这些人当年居然曾经怀有同样的梦想，真的很难想象。

42.活着是一项严肃的工作

人一生中常常面临选择，人的命运简单说来就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在所有的选择中，最重要的决定性选择是对事业的选择，即你决定这辈子干什么不干什么的选择，这种选择通常发生在二十岁前后。我认识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有很强的文学领悟能力,所以我总是鼓励她写小说，在我看来她一定能够成为优秀作家。就像所有生活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不断冲击着她，她也试图为无数个为什么寻找答案，她的读书范围在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摇摆——这意味着她并没有专心致志写小说，而是把灵魂的触角伸向了思想领域，这使她很惶惑。“你应当作出选择。”我说。经过几次尝试写小说，和所有初学写作者一样，她不可避免遇到了困难，有些气馁，想退缩，“我想我还是写随笔吧！”“写随笔”在我们的交流中是做一个思想者，即向人们传达对眼前这个世界的看法。我虽然也曾鼓励她尝试写作随笔，但是当她真的做出选择以后，我突然变得很忐忑，当时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我忐忑的是什么，马上对她说：不，别这样，你最好还是写小说。她很不解，然而我没有进一步解释，只是解嘲说：“可能是我太认真了。”后来我才知道，鼓动我阻止这个姑娘写随笔的是一种深深的忧虑：在目前这种极为严酷的社会条件下，写小说和写随笔不仅是写作方式的选择，更大程度上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做一个思想者是要付出代价的，你有可能一辈子在精神上颠沛流离，有可能永久性地失去温暖，有可能成为受难者。我不希望一个本应当享受生活的年轻人担当起应当由我们这些过来人担当的责任，不希望她作为牺牲者去支撑沉重的理性天空。

43．我们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和路遥在一起闲谈的时候，曾经说到清代文字狱，路遥说：“我们很幸运，没赶上那个时候。”以雍正年间为例，假如那个时候有一个因为信仰而命运多舛的人渴望着光明，在他面前还有漫漫二百多年长夜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的很幸运，我们绝不相信我们前面还有二百多年。这使我想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一定的遗传基因被我们的父母生养出来的，所有这些因素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被给予”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我们无法选择我们出生的时间，无法选择我们的种族，无法选择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按照这一切开始我们的生活。很多被人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人生存其中的社会暗示影响所造成的幻觉。一个人的道德态度（他的伦理特征）来源于他本人的心理结构，但是，这些态度又和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发生着联系，因此也必然体现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特征。我们过的就是这种命中注定的生活。

44．国家不比人重要

假如有人把你带到一片人烟罕至的沙漠跟前对你说：“这是国家。”你一定会以为这个人疯了：首先，这不是一个国家；其次，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是一个人文概念，离开了人，将“国之不国”。这就是说，构成国家基本材料的是人，有了人才会有国家。但是，在我们经由历史与现实形成的的观念里，人与国家的排序似乎不是这样的。有一个声音永远教导我们说，没有任何东西大过“国家”，没有任何东西比“国家利益”更为重要，人只是“国家”养活着的某种“物”，人的首要权利是存活，即所谓“发展权”，其它权利都太奢侈了，就甭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敢奢想自己比国家重要，但是我们又总是相信，这个国家总有一天会进步到国家出面宣布人比国家重要，会有那一天的。

45．心理学是好东西

心理学研究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其实极为简单，就是“自我”两个字。一般来说，社会要求（制度、文化）和个人欲望（自我实现的途径）相互妥协，达到均衡，“自我”就是健康的；反之，如果社会要求无节制地压抑个人欲望，“自我”也就不再是健康的了。不健康的“自我”很成问题，即是伦理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就是要在其中找出规律，进而寻求一种调适的方法，使“自我”与“非我”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因此，我们又可以说心理学着眼的不仅限于人的内心，它有更为宽广的视野，目力所及不逊于哲学或者社会学。当我们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当我们进行社会考察的时候，心理学总是陪伴着我们，为我们提供佐证，提供注解……心理学的确是好东西。

46．人的物质占有和精神占有

人类行为错综复杂，然而往动机上说无怪乎“占有”两个字，所有人都想占有未曾占有的东西，这样，世界上的人就分为了两类，占有的人和未曾占有的人。在非自由民主社会，所谓占有者通常是掌握权力的人，未曾占有的人则是被权力统治的人。所谓社会的矛盾与斗争，简单说来就是权力者占有与无权者反占有的矛盾与斗争，历史就是在这种矛盾与斗争中衍化前行的。占有什么？占有两样东西：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前者有形，为我们所易见——我们从网络上看到、从朋友聚会中听到形形色色官员贪污腐败、巧取豪夺的案例即是；后者无形，经常被人所忽视——当人的精神躯体被权力强奸的时候，很少有人感觉到被蹂躏的痛苦，很少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指认施暴者，说：“他就是对我犯下罪恶的人！”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施暴者越来越无耻，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猖獗，越来越无法无天，直到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权力几乎占有了所有精神资源，我们只剩下苍白的肉身，只有一些深刻孤独的灵魂还在呻吟。

47．国家政治系统的病变

社会运行实际上是政治系统的运行，政治系统和人的生命体一样，不可避免会在某些部位出现耗损，从而导致系统故障（疾病）发生。当下世界，无论什么国家类型，无论何种政治制度，所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概括为社会政治系统的“系统故障”——社会肌体的某种病变。千万不要小看这种病变，就像肌体失去健康一样，社会病变导致的将是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消蚀。“合法性”是什么呢？按照美国开国元勋的说法，是人民对政府的同意，据说这是宪政的基础。其实我们还可以这样解释：合法性是人民对国家政权的一种感觉，即认为国家政权对人民的统治是正确的，它应当得到普遍的服从。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再认为国家的统治是正确的，他们就会不服从，这也就意味着国家的合法性丧失了。怎样判断一个国家的合法性状态呢？西方一位学者提出了简便的方法：凡是合法性高的地方，政府不依赖或者很少依赖武装力量和警察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反之，合法性低的国家，国家机器将成为武装力量和警察主要倚靠的维护力量。我不太认同这个方法，但是又觉得这位学者说的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国家状态的时候），且听之。

48．梦想源于短缺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个文化单位工作，在单位吃食堂，每顿饭都要算计吃白馍（馒头）还是吃黄馍（窝头），这是因为粗细粮有一定比例，为了均衡，你必须算计，否则你很可能连续几天吃黄馍。那时候的“黄馍”可不是现在到郊区去吃的农家饭，我记忆中那是一种粗糙得如同锯末一样的物质，在嗓子里打几个转也难以下咽。其实都是一种东西，当年之所以有那种感觉，完全是因为肚子里没有油水，用陕北话说，“肚子是寡的”。每个月供应四两油、一斤肉，对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年轻人犹如杯水车薪，我记得那时候我经常馋得像饿鬼一样，对肉味极度敏感，隔20公里就能闻见延安“大桥食堂”（延安市最著名的一家饭店）小笼包子的味道。那时候每到吃饭，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同志们眼睛亮亮地彼此通告“今天吃肉”。所谓吃肉，不过是在一大锅白菜里点缀几个手指肚儿大小的肉块儿，如果运气不好一碗菜里说不定也没有一块，但是你仍旧会兴奋，因为你的白菜曾经与可爱可亲的肉块儿擦肩而过，自然就有了肉的味道，这在那个年代绝对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人的梦想，不管精神还是物质的，实际上都是从短缺中产生的。我七八岁的时候就曾经产生过一个梦想，长大以后挣钱了，一定往饱吃一次炒鸡蛋，后来我真的这样做了，一直吃到恶心。

49．社会肌体的健康状态

社会结构在很多方面与人体结构近似，人的精神特征也与社会伦理特征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比喻为一个肌体。当我们议论人的精神和物质欲望的时候，经常就会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特性，譬如关于饥饿，难道不是社会结构中“匮乏”这个概念的意指吗？那么，我们上面说到的“吃”对应于社会学又蕴涵着哪些形而上意义呢？这就要说到社会健康和不健康的两种状态了：健康的社会具有长期确立的政治模式和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人民尽管不会事事满意，但他们通过程序正义（民主的手段）可以宣泄不满，可以把国家政策矫正到正确方向，并不导致人民对国家政权合法性产生怀疑或者干脆试图推翻它；相反，不健康的社会不具备长期确立的政治模式和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统治者堵塞人民表达不满的宣泄通道，那么，即使错误的国家政策也无法得到矫正，社会矛盾就会越积越深，到最后必然导致人民对国家政权合法性产生怀疑或者干脆试图推翻它。后者是所有极权主义国家和形形色色非民主国家政治动乱频仍，谁的日子也过不好的主要原因。

50．社会问题不仅是吃饭问题

无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至少在城市大部分人群中，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过去人们买不起自行车和手表，后来买不起电视机，再后来买不起汽车，现在则买不起房子……我们在强调难处的时候，实际上勾画出了一条梯级递升的上行线。这就是说，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确是在发展，谁也无法否认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民众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变化。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反而陷入了空前危机，人们对洪水一样蔓延的政治腐败极度不满，对愈演愈烈的分配不公义愤填膺，对日甚一日扩大的贫富差距忍无可忍，对特殊利益集团肆无忌弹地劫掠社会财富深恶痛绝……用网民的话说：“全国布满了干柴，只差一个火星儿了！”可见，社会问题不仅是吃饭问题。从历史上看也是这样，吃饭问题固然常常是江山倾覆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人作为万物之灵是有尊严的，人为了尊严所做的反抗，要比为填饱肚子所做的反抗猛烈得多，是可以泼出命来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像人这样秉持着如此巨大的精神能量，轻视这种精神能量是要犯错误的，那将是无法挽回的错误。

                                                          （201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