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介正觀點：從「小平」到「躺平」(ZT)

中國大陸在40餘年前，揚棄階級鬥爭，試圖撥亂反正，判斷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並實行改革開放，引進外資技術，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致力現代化建設，從一窮二白「彎道超車」、「後發制人」，取得富強之榮景。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調動人民的積極性，提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如今發端的「躺平即是正義」在社會所散發的消極性，與之恰成鮮明對照。

在經濟急速成長後趨緩，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競爭激化，階層流動定格化，對年輕世代衝擊尤烈。上一代認定只要按部就班，不斷努力，就會出人頭地的模式，已不再打動人心。

大陸年輕世代出現厭棄周而復始，無止盡工作卻難有成就的「內捲」，轉而思考維持最低生活條件，不想被別人割韭菜的「躺平」。

觀察中國大陸發展的人士，對於習近平總書記在各種場合與集會「自信且激勵」的講話，早就慣以為常。然而卻也不會忽略每年「兩會」後，李克強總理在國際記者會，分析大陸經濟社會嚴峻挑戰「坦白且老實」的答問。「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奮發有為」，擼起袖子加油干幾十年。如果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年輕世代，「紅色基因」不夠強，又想「躺平」，事情就不好辦了。

相較於歐美先進國家及台灣，大陸年輕人的上進心與勤奮程度，均列前茅。將來如能搭配製度化的權力移轉，廉潔的治理效能，社會階層的流動活化，提供培養創新思維的土壤。14億人口中，即使僅有小比例之頂尖菁英，但其努力與成果，定有在世界舞台舉足輕重的條件。

然而，中國大陸也因人口之多，人力素質與城鄉差距之大，經濟增長與貧富均衡擔子之重，很容易就拖住發展的速度。無論整個社會的「內捲」惡性循環現象是否隱而未發，卻真的經不起「躺平」思維，尤其是在年輕世代中的大量蔓延。

長輩與年輕人的成長環境與社經條件，存在差異不足為奇，世代溝通卻不是老師們訓斥「對不起父母」，黨和官方媒體發幾篇指責文章，直指一切原因皆源於物質生活條件，或是歸咎給生活工作壓力帶來的「喪文化」，就可以認為「躺平」只是一種「網路嘴砲」瞎起鬧的短暫現象。

當今掌權或為人師表的長輩，絕不應該以自己以往的成長背景和奮鬥歷程，以上對下的出發點來對待年輕人，總是以「想當年」來說故事，而是要設身處地的開放心境，挖掘問題關鍵，給年輕世代營造一個「不想跪着，也站得起來」的環境。

從「小平」演變到「躺平」，應是眼下「近平」心中需要惦記的一個隱患，也是中共慶祝建黨百年後，再往前看的懸念。

(以上轉自台灣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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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

(本資料來自網路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改革開放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代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提出和創立，是在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後，開始實施的一系列以經濟為主的改革措施，可總結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1][2]。改革開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重大決策，起始於文化大革命後的「撥亂反正」時期，改變了中國大陸自1949年後經濟上對外比較封閉近30年的情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高速發展，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3][4]。中國人均GDP從1978年的115美元增長到2019年的10276美元，達到中等偏上國家的收入水平，GDP總量達14.4萬億美元^[5]。

經濟發展[編輯]

改革開放使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增長，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計算增長33.5倍，年均增長9.5%，平均每8年翻一番^[214]，從占世界經濟1%到2017年的15%，僅次於美國的21%，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扣除價格因素，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017年比1978年增長22.8倍，年均實際增長8.5%；外匯儲備全球第一；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家和出口加工製造國。

債務地圖=（外匯和黃金儲備） - （債務外國人）（資料來源：2010年「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

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成功實現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民營經濟產值在總量上已經超越了國有經濟，成為了中國經濟增重的重要拉動力量。2007年，中國GDP總量超越德國；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經濟大國。2018年，中國GDP折合13.6萬億美元，2019年超過14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則達25.5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引進外資同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式，中國為全世界吸引外資金額最多的國家（港、澳、台資金的引入亦被算作外資），而對外貿易規模也位居世界第一，同時中國成為美國國債（除美國本國以外）最大債權國。

從開始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19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25美元增長到10276美元，增長超過45倍，東部部分沿海省市等人均GDP已突破兩萬美元，對於14億人口的體量人均能突破一萬美元，表明中國經濟規模和影響力巨大。^[5] 2007年，廣東省GDP總值超越台灣，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GDP總值超越台灣的省（個人平均仍遠低於台灣）。2012年之後江蘇、山東、浙江、河南的GDP也先後超越台灣，其中廣東達到兩倍以上，2018年四川和湖北的GDP數值也超越了台灣。 2019年，中國外匯儲備約3萬億美元。中國多項經濟產品產量達到世界第一。四十年來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已從20%上升到60%以上，而實際上由於大量農業人口進城打工，所以中國實際上的從事非農業人口比例更高。但很明顯的，中國已經從一個農業大國成功轉型為工業化國家，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創造的GDP占比經濟總量的90%+。

海外影響[編輯]

改革開放對於海外的影響（特別是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影響深遠。如越南的革新開放政策幾乎就是翻版的改革開放政策；古巴在2019年的憲法公投中通過了新憲法。新憲法明確古巴政府承認私有財產，並認可外國投資。同時也對政治制度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215][216][217][218][219][220][221]}；即使是依舊施行計劃經濟制度的朝鮮，也參考了中國改革發放初期的經濟特區模式先後建立了開城工業園區、羅津先鋒經濟特區和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金正恩上台後，朝鮮的私有經濟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但總體來說經濟開放的程度依舊非常小^[222]；寮國則是早在1986年就施行了改革開放。不過因為受越南的革新開放政策影響，導致其大量國際投資進入越南而並非寮國。導致其經濟發展非常緩慢^[223]。

政治運動[編輯]

主條目：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工作、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和政法隊伍教育整頓

1980年代出現了幾次較大規模的政治運動。1983年開始的嚴打，在提升社會治安的同時，也造成了諸多冤假錯案，引發了一定爭議。同年，中國大陸的左派保守勢力主導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1986年底-1987年上半年，八六學潮爆發、胡耀邦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一職，左派保守勢力藉此主導展開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而後趙紫陽說服了鄧小平，才結束這場運動。

自中共十八大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共也發起了多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譬如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反腐行動，包括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內眾多高級官員被審查和起訴。2018年1月起，開始實施計劃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運動，目標是打擊黑惡勢力和盤踞基礎政權的村霸^[237]。其後又發起了整肅中共政法系統官員的政法隊伍教育整頓運動。目前習近平時代的政治運動都宣稱以打擊腐敗和整肅官僚為目的，但外界質疑此舉為「選擇性反腐」和權力鬥爭，是針對內部反對者的「大型清洗」^{[128][129][238]}。

經濟社會問題[編輯]

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出現了缺乏自主技術、貧富差距擴大、城鄉發展不平衡、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通貨膨脹、環境污染等等諸多較為嚴重的問題，其中中國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首位。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是仰仗「中國模式」這一論斷是一種謬論和誤導，中國並非一個創新型國家，其體制存在着威權主義、欠缺自由等諸多缺陷，而自主創新能力依賴於自由，故該模式並不能可持續發展。^{[41][42][43][239][240]} 此外，中國官方以及部分海內外學者均指出，中國大陸經濟數據存在長期造假問題，特別是誇大了經濟成長的數據。^{[44][45][46][47][241]} 一位香港評論員則將中國的去自由化視為中美貿易戰的一部分^[242]。而美國聲稱中國政府正在向中國的國有企業和私人公司提供不公平和歧視性的競爭優勢^[243][244]。部分具體問題如下：

• 中國的發展模式缺乏自主創新技術，高新技術產業長期缺乏關鍵自主技術，存在對外依賴度過高的問題。^{[245][246][247][248][249]}

• 中國的貧富分化現象較為嚴重，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12月中國的吉尼係數為0.468、屬於高，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自1990年起中國的吉尼係數從0.35上漲到了2015年的0.5。^[48][250] 而中國大陸還爆發了「農民工問題」，2010年以來包括農民工在內的許多社會低收入人群逐漸構成了新興的「蟻族」階層另與此同時國的城鄉差距逐漸拉大，1996年起「三農問題」被正式提出。^{[49][251][252][253]}

• 20世紀90年代起至2019年，中國大陸主要經歷了四次越發嚴重的產能過剩，鋼鐵、煤炭、冶金等行業供大於求，造成大量企業虧損。^{[254][255][256]}

• 2010年以來，中國大陸各大城市的房價飆升等問題也日趨嚴重。^[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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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改革開放」40 年評析-部分節錄(ZT)

如果說前蘇聯社會主 義走的是一條「死路」，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的是一條「活路」。 前蘇聯的「死路」是指延續 60 年的「史達林模式」向戈巴契夫 (Mikhail S. Gorbachev) 的「新思維」（資本主義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休克療 法）做快速改變，這是由「極左」向「極右」急轉，必然產生「本體論的 斷裂」；大陸的「活路」是指由「毛澤東模式」（「價值取向的自力更生模 式」）向以「改革開放」為特點的「鄧小平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試誤法 /「利益取向的現實主義模式」）轉進，這是在「反『左』」又「防 右」的前提下由「極左」向「偏右」緩移。其四，在政治意義上，「改革 開放」促使中共由「共產極權」向「後共產威權」做轉型，這在政治國家 上表現為國家功能的轉化，鬆動「一黨專政」，強調「依法治國」，政權對 治權的逐漸監督。其五，在社會意義上，「改革開放」讓一個一元的、封 閉型的共產社會向二元的、半開放型的社會主義社會做轉化。其六，在理 論意義上，「改革開放」讓權威性的馬克思主義傳統面臨知識危機。「改革 開放」將大陸推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資本主義補課」方式實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讓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發展路徑與馬克思晚年所 說的「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相矛盾。 柒、問題與展望 習近平在中共 19 大上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 才能發展中國」，並對「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 14 條 基本方略，其中第 3 條即「堅持全面深化改革」。 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習近平將「國家發展」與「改革開放」 結合在一起，換句話說，不論「改革」或是「開放」，都是為了國家「發 展」，而不是讓國家停滯，更不是使國家逆退。 習近平將「國家發展」總目標設定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分為兩 個階段實踐：2020 年—2035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 代化；2035 年—2050 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社會主義現 代化強國。而其總體布局是「五位一體」（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 8 PROSPECT & EXPLORATION第 16 卷　第 11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要走完這兩大階段，實現這兩大目標， 完成這「五位一體」，勢必要繼續並深化改革開放不可。 19 大前大陸已基本完成經濟改革與建設；19 大後，習近平說深化改 革的重點在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堅決破除一切不 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 明有益成果，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且強調「改革全面發力、多點突 破、縱深推進」。可見等待習近平用「改革」與「開放」為槓桿要解決的 問題頗多，阻力不小，有待他努力的勁道也頗大。目前習近平所說 / 所做 的「從嚴治黨」、「依法治國」、「反腐肅貪」、「破除體制機制弊端」等等還 是「政治體制」上的改革面向，離「政治改革」還有一段距離。 馬克思說「下層建築」（經濟基礎）決定性地影響「上層建築」（政 治、法律、文化、意識形態），大陸在經濟改革 / 建設的基礎完成上，必然 決定性地影響政治改革 / 建設及其他「上層建築」的改革 / 建設，但「深 化改革」的下一步其實應該是要由「政治體制」改革向「政治改革」繼續 邁進為優先，這樣的「改革開放」才算深化。

(以上轉自台灣姜新立（Chiang, Hsin-Li）評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