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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二世而亡，兩千多年以來，為史家所唏噓，很多人認為秦亡乃趙高所致，李斯難辭其咎。我認為這是一個原因，但這並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導致強大的秦國二世而亡，非個別人罪惡，而是制度使然。趙高、李斯者，秦制之產物也，因此，也可以認為趙高、李斯是秦制的結果而不是秦朝滅亡的原因。

   讓我慢慢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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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率領大隊人馬到秦帝國東部進行最後一次巡遊，在平原津（現在山東平原縣）一病不起。起初只是小恙，不思飲食，身體倦怠，原本以為不會怎麼樣，吃了些藥，誰想到竟不見一絲功效，沉疴日重。始皇自覺來日無多，開始安排後事。

皇帝的後事當然是國家社稷，是自己的血脈傳承，於是始皇把隨行的丞相李斯和中府令趙高叫到跟前，囑咐說：“我的病，不好。你們馬上擬一封給扶蘇的書信，讓他把兵權臨時交給蒙恬將軍，火速趕到首都咸陽，萬一我死了，由扶蘇在那裡主辦喪事……”

   李斯和趙高跪伏在始皇面前，連大氣也不敢出，畢竟，他們經歷的是比天還大的事情。 

   始皇歇息了一會兒，又對李斯說：“李斯啊！你追隨我這麼多年，你辦事，我還是放心的。我要跟你說的是，扶蘇為人忠厚，無論做什麼事情，有板有眼，很可靠，所以，他可以接任我的皇位。”

   李斯諾諾：“是這樣，是這樣。”

   始皇又看了看趙高，對他們兩個人說：“你們兩個都是國家最重要的領導人，扶蘇繼位為皇帝，你們要像對我那樣對他忠心耿耿，好好輔佐他，一定不要辜負我對你們的期望。我對你們的期望也是人民對你們的期望。好了，去寫信吧！寫好以後拿給我看。”

   趙高和李斯擬寫了信件，呈遞給秦始皇看，秦始皇看罷，簽上自己的名字，蓋上大印，命令使者即刻送往駐守北方邊界的扶蘇。說來也巧（歷史經常就會在不經意之間製造一點兒出乎意料的事情），信使備好馬匹，正待出發之際，秦始皇竟然就死了！趙高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信使交回信件，然後才跟李斯商量如何面對當前局勢。

   李斯說：“此去咸陽一千六百多里，千萬不能把皇帝晏駕的消息走露出去，一切都等回到咸陽以後再說。”李斯問趙高給扶蘇的信件是否已經發出。

   趙高說信沒有發出。李斯驚問為什麼？趙高這才慢條斯理地說：“丞相，這這件事恐怕得重新琢磨琢磨。丞相您想過嗎？如果此信發出，那扶蘇真的繼承了皇位，會發生什麼事情？請容我說一句不客氣的話：論才能，丞相您比得過蒙恬嗎？論功勞，丞相您大得過蒙恬嗎？論交情，您深得過蒙恬和扶蘇的交情嗎？您是比不上的。既然這樣，扶蘇做了皇帝，會發生什麼事情，丞相您是一個聰明人，難道還想象不出來嗎？他必然要拜蒙恬為相，丞相您就只好回老家種地去了。”

   李斯滿腹經綸，也經不住趙高此一番蠱惑，真的擔起心來。

   “那你說怎麼辦？”

   “好辦，”趙高精神飽滿地說，“我已經跟小公子胡亥商量了一個辦法……”

   這個辦法，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的那樣，那就是再擬一封秦始皇的遺詔，賜死長子扶蘇和大將蒙恬，立太子胡亥為皇帝。

   秦始皇的大印現在胡亥手裡，要辦這樣一件事情，的確易如反掌。於是，趙高和李斯這兩位就把事情辦成了，信使連夜出發，往北方邊界疾馳而去，趙高和李斯則把秦始皇的屍體放在一種叫“溫涼車”的車裡，陪同即將成為皇帝的太子胡亥，火速趕往首都咸陽。

   扶蘇真的是忠厚，甚至忠厚到了愚蠢的程度：見到父親秦始皇賜死的命令，失聲痛哭了一場，儘管蒙恬勸說再等一等，把情況弄清以後再說，仍舊不違父命，服毒自盡。大將軍蒙恬不甘就此了結生命，把三十萬大軍指揮權交給副將王離，然後讓人將自己監禁起來，遞解咸陽。

   胡亥如願以償做了秦朝的二世皇帝，本打算釋放蒙恬，無奈小人趙高進讒言，說如果留下此人性命，終究是個禍害，堅決主張殺掉。胡亥是個軟蛋，趙高的話他還不敢不聽，所以就給蒙恬賜了一杯毒酒。

   蒙恬仰天長嘆，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

   蒙恬喝下毒酒，也死掉了。

   後來秦王朝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呢？發生了任何一個小人當道的世界必然要發生的事情（指鹿為馬者），發生了任何一個極權暴政的社會必然要發生的事情（動用數十萬民工修建阿房宮與秦陵者），於是，沒有活路的人民只好揭竿而起，造氣反來。耐人尋味的是，具有威嚴法律和嚴酷統治手段的秦王朝，竟然如同沙灘上的城堡一樣經不住磕碰，小小的陳勝、吳廣就將其嘩啦啦摧毀了，導致歷史上的一個諷刺性說法：“秦，二世而亡。”

                                     3 

   亡了也就亡了，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多少朝代更迭，湮滅於歷史時空之中，多少豪傑暴君，最終成為一抔黃土，一個秦朝的滅亡，還值得說麼？

   值得說，甚至可以說，非常值得說。因為，這個秦朝不是一般的“朝”，它是中國集權專制主義的奠基者，是一個以暴政聞名於天下的“朝”，是一個出奇短命的“朝”，同時，還是一個讓後來人不斷評說的“朝”。

   我關注的是後者，即最近幾十年來出現的對秦朝歷史功績進行評說的那些觀點。在林林總總的觀點中，有一種觀點似乎被廣泛認可（甚至成為官方歷史教科書的“定論”），這就是：秦始皇平定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中華帝國，是對歷史的偉大貢獻。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的觀點，原因很簡單：我們不能把歷史變成沒有人類活動的目的性工具，如果我們把人還原到歷史的過程之中，看到空前的暴政對於人民的殘酷壓榨和欺辱，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那個暴政的秦朝或者與此類似的其他什麼朝，不是可以讚揚和歌頌的朝，不管那些朝有多麼巨大，也不管它曾經多麼強盛或者將來會如何強盛。

   相對於六國來說，秦的確是一個更大的朝，然而也僅此而已。滅六國是不是所有七國人民的願望？如果六國未滅，七國人民是不是就生靈塗炭、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了？或者換一句話說，滅六國，建立強大統一的秦朝，是不是七國人民的福分？看樣子不是，否則，陳勝、吳廣怎麼就會造起反來了呢？為什麼本應當熱愛自己的強大國家的人民，竟然就背叛了國家，跟上國家的敵人跑去了呢？

   我不否認歷史是由歷史事件組成的，人們考察歷史的時候，當然首先要考察歷史事件，因為歷史事件當中隱含着冰冷的邏輯關係，正是這種邏輯關係才使得歷史能夠被理解。但是，我們應當切記，歷史事件是無數人參與和創造出來的，所有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都應當是人的歷史，而不應當僅僅是事件的歷史，更不應當是僅僅是歷史的歷史。這是往回說。如果往前說，對歷史的走向做一種符合邏輯關係的預期，我們則更不能捨棄人，那應當是合乎人性、適宜人發展的歷史，人應當成為歷史的目的，而不應當成為歷史要達到某個目標的手段。合乎人性的歷史是好的歷史，不合乎人性的歷史不是好的歷史。秦朝就不是好的歷史。我絕不會為秦始皇焚書坑儒感到自豪，絕不會為大規模修築長城感到自豪，理由也正在這裡。長城目前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創造的象徵物，但是，當我們站在長城上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好漢”了的時候，請千萬不要忘記長城腳下那些屍骨，專制的創造當然也是一種創造，但是，你作為人必須意識到那裡散發出的非人的氣息。往回說往前說都一樣。

   一個法國人登過長城以後，感慨說：“長城，你既偉大，又渺小。”

   我認為這是對長城最準確的評價。長城的修造者秦王朝以及後來的歷代封建王朝，也應當得到這個評價。他們當之無愧。

                            4 

   現在讓我把話題回歸本意，說一說秦為什麼二世而亡。

   當下很多人譴責趙高，似乎這個奸佞小人導致了偉大的秦王朝二世而亡；也有人埋怨李斯作為高級知識分子對於自己的國家是失職失責了，這兩個的錯誤和罪孽導致一個強盛王朝的終結……說實在的，我覺得這些人冤枉了趙高和李斯兩位同志。

   趙高這個同志確實不怎麼樣，品質有問題，這個人甚至定義了一種人類類型，這就是玩弄權術的小人，這類人古今中外從來沒有絕跡過。國外，我印象最深的當屬奧地利作家茨威格描寫過的法國陰謀家富歇，這個人的心理素質、卑鄙程度都跟趙高有一拼，聞之毛骨悚然。至於我們偉大的祖國，也許因為有了趙高這個老祖宗的牌位之故，其後簡直如同過江之鯽，熙熙攘攘，充塞在政府、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任何一個有人群的地方，“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把好端端一個世界弄得烏煙瘴氣。在我們過往的人生經驗中，最為慘痛的教訓往往來自趙高式的小人，而且，在我們以後的人生經歷中，只要你還活着，仍舊還會看到他們不知疲倦的身影。

   在這樣一種人文環境當中，人們當然會想象，如此小人要是危害起國家社稷，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所以，我們都願意相信是“四人幫”把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弄到瀕臨破產的邊緣，願意相信趙高親手摧毀了偉大的秦王朝。人們津津樂道“指鹿為馬”的故事，絕不僅僅是把它作為人生經驗的驚醒，它同時還說明，一個國家、一個系統、一個單位的主要領導權要是落到不合格的人手中，會造成怎樣的後果。

   “所以，”我們的學者振振有詞地說，“怎樣掌好權用好權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這句話的意思是：“趙高呀！你可要小心啦！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所以你千萬別再耍小人的把戲，千萬別再了噢！”

   趙高會做什麼樣的反應呢？

   “去你媽的！”趙高很不愉快地說，“你什麼人敢這麼跟我說話？老子的權力是胡亥給的，我怎樣做事情關你屁事？！”

   “你看，”學者痛苦而惋惜地對他的聽眾說，“所以秦朝就二世而亡了嘛！有趙高這樣的操蛋玩意兒，不亡等着什麼？”

   很好，道理很好，但事實真的是這樣的嗎？讓我們來看歷史。

   秦始皇死時年僅五十歲，他在秦王位共二十五年，稱皇帝十二年，總共三十七年。三十七年的天下第一皇帝，做了很多讓人讚賞的好事（ “車同軌，書同文”），也做了很多令人切齒的壞事（“焚書坑儒”），但是，其死之時，身邊竟沒有一個議事和決策的機構，一個小小的趙高就能一手遮天，上下其手，把清朗朗一片天空弄得蒙昧迷離，左右不知，黑白不分，善惡不辨；竟然就能夠如此肆無忌憚欺辱先帝（偽造遺詔），殺戮太子扶蘇和衛國功臣蒙恬全家……那麼，我就要問了：這赫赫有名的秦王朝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它是一個國家嗎？倘若它是一個國家，國家的制度、法律和運行的基本程序又在哪裡？倘若它是一個國家，人民的意志又是如何體現在國家機器的運轉之中的？倘若它是一個國家，那麼，它那一整套威嚴的法律體現的又是什麼人的意志呢？

   根據司馬遷的記載，我們無法從秦王朝的存在中找出準確意義上的“國家”的概念。我們得到的印象，與其說是國家，還不如“暴力集團”（美國思想家艾因•蘭德語）來得更準確些。在這樣的集團里，是無所謂法律制度的基本運行程序的，是不必要在國家機器的運轉中體現人民意志的，它一整套威嚴的法律制度代表的就是這個暴力集團首領和大大小小爪牙的利益。這就造成了兩種結果：統治集團本身的虛弱和千瘡百孔，人民群眾在思想和精神上與暴力集團嚴重疏離。前者造成趙高之流陰謀得逞，加劇了暴力集團和人民的進一步對立和衝突，後者造成陳勝、吳廣這樣的人竟然能夠揭竿而起、號令天下。

   嗚呼，始皇哉！這莫大的悲劇，不是你老人家親手編寫的嗎？這杯最終毒死你自己的苦酒，不是你老人家親手釀製的嗎？秦始皇陵即使如同高山一樣巍峨，能夠遮掩你身後巨大的悲涼嗎？你將水銀瀉地，以示江海，難道就能夠洗濯你一生功過，讓後人對你寄以同情和憐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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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李斯，這個一直傍在秦始皇身邊，給秦始皇提出過很多統治建議的高級知識分子，我們能說什麼呢？蛆蟲而已。

   所以，本文打住。                                                                                 （2007-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