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追求或可恕，不要自由不是人----東海客廳論人權

余東海

人世間有兩件大難事：

把自由的靈魂關起來，難；讓極權的奴才站起來，更難！---東海律

一

自由是個多義詞。但作為政治學概念，與人權相互交集，有其概念規定性和基本義。論及政治自由，必須尊重其基本義，不能作其它解釋，更不能自由發揮，或將其解釋為任性意義的自由。

政治自由與任性意義的自由截然不同。明明討論的是社會問題，反自由派反對的明明是政治自由。受到批評時，卻又以反對任性自由自辯，把嚴肅的學術討論和思想爭鳴變成了下三濫的混扯。

自由權是基本人權之一。基本人權包括：生存權、權利平等權、社會保障權、知情權、接受教育權、基本自由等。生存權的主要形式有生命權、健康權、人格尊嚴權、財產權、勞動權等。

我把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視為人權三要素或三支柱，可謂提綱挈領，抓綱治學。三種權利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生命權最根本，但若沒有自由權財產權，生命權就得不到基本保障，輕則活不好，生命質量低下；重則活不起，生不起病不起訟不起死不起，不聊生。馬邦弱勢之所以活得如此艱難困苦，根本原因就在於自由和財產缺乏剛性保障。

自由權為《世界人權宣言》確定的概括性人權，基本自由包括言論自由、文化自由、人格自由、人身自由等。

或認為，自由主義沒有教條。非也非也，美國《獨立宣言》：“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羅斯福總統提出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貧困及免於恐懼的自由”，都是自由主義的教條和原教旨。

不要一提及自由，就強劃給西方，自由不是自由主義和西方文明的專利。首先，《世界人權宣言》有民國大師張彭春先生的參與，其中有儒家思想的融入和中華智慧的貢獻。其次，中道文化同樣有自由追求，王道政治同樣有自由保障。

中道文化，內聖外王。內聖學追求的是道德自由，無惑無懼無憂，不移不淫不屈，從心所欲不逾矩；外王學追求的是社會自由，尊卑長幼有序、符合五倫要求的自由，王道自由覆蓋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而超越之，更加有序，品質更高。

恕道也是中華特色的自由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落實到政治上，就是官所不欲，勿施於民。例如，官不欲被冤假錯案，就不要製造冤假錯案；官不欲受到壓迫、迫害，就不要壓迫、迫害民眾；官不欲被防口禁言、被思想罪，就不要防民之口、禁人之言搞文字獄……。官，包括官員、官府和領導階級。

人類古今所有良性而正義之政治，無不兼顧自由和秩序。良序必然維護人民的自由，自由必然擁有良好的秩序，禮制德治和民主法治提供的秩序都具有良好性，前者最好，後者次優。

然因時代要求不同，自由和秩序的側重點會有所不同。例如，古典王道有公天下禪讓制和家天下繼承制之別，家天下更強調秩序，公天下更側重自由。史籍中的堯舜時代就是高度自由的，其政治沒有儒家之名而有儒家之實，其社會沒有自由之名而有自由之實。

王道政治又可分為古典和未來兩種模式，古典模式已經已經成為過去時，未來模式有待於我們追求和建設。未來模式的王道政治和禮樂制度，自由和秩序的品質都將高於古典王道。這是仁本主義原則的應然，也是人類歷史邏輯的必然。

自由的最核心是言論自由，其要義有二：

一是通過各種語言形式表達思想和見解的自由，包括異議政治、批判社會的自由，包括新聞、出版、著作、繪畫等自由，任何人的書稿不會因為政治原因不能出版，任何人的文章不會因為政治原因被刪被封；二是沒有思想罪、文字獄和政治犯，政府不能以言治罪。任何人不會因為思想言論而受到政治迫害和法律制裁。

二

關於財產權，有海外會友認為：“財產權並非基本人權，當代文明國家都征以超高額遺產稅，實際否定了財產權為人權要素之一”雲。殊不知，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人格尊嚴權、財產權。財產權即生存權之一，是生命權和自由權的延伸，不妨納入基本人權的範疇也。

至於超高額遺產稅，並不構成對財產權的侵犯或否定。因為西方財產權是由私有制保障的，稅收和遺產稅高低與財產權無關。

儒家也非常重視財產權，強調“制民之產”和“民有恆產”，三代以井田制、漢以後歷代王朝以土地私有制和古典市場經濟，為國民的財產權提供制度保障。古典制度的嚴密性或許不如現代西方，但在歷史上具有絕對的文明性和先進性，非西方所能望塵。

對於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保證，除了財產權，還有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保障，這在西方稱為不虞匱乏的自由。

中國傳統社會保障體系也是相當健全的。傳統保障體系與美西一樣以政府為主，由政府為弱勢群體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同時具有多渠道性和多主體性。例如，家族主體的祭田族田婚田義莊義田義塾，商賈主體的慈善事業等等，都是古典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重要角色。這都是馬邦所缺乏的。很多弱勢群體上不起學看不起病，活不好甚至死不起，就是因為沒有財產權又沒有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

私有制是對財產權根本性的保障，公有制下沒有財產權。公有制和私有制也沒有並存混融的可能性。這是兩種截然相反的經濟制度。

公有制下，無論允許多少個體經濟、私營經濟、股份制經濟等類型存在，無改於公有制的本質，無法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無法為個體經濟、私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和財產權提供持久而剛性的制度保護。私有制下，無論創辦了多少公有、國有、集體所有的企業，都不影響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性質。

注意，國企並非黨主制的特產。王道政治、自由政治、極權政治之下都可以有國企存在。但王道和自由政治之下的國企，是真正為國家所有，經營所得用之於民，用之於社會和國家。極權之下的國企，只是假借國企名義的特權階級私庫。壟斷經營也能虧損而且年年巨虧是其獨門功夫。

有一條東海律：侵犯言論權就是文化人的敵人，侵犯財產權就是老百姓的敵人，侵害生命權就是全人類敵人，侵犯三權就是極權政治和國家犯罪。

法律學者蔣福財先生是國內最早提出“國家犯罪”概念的人，也是“國家犯罪”系統理論創始人。其《國家犯罪學》一書從國家與人民、其它國家、自然之間的關係出發，列舉了國家可能會涉及到的幾百種具體的國家犯罪行為，深切地解析了國家犯罪的危害和嚴重後果。該書第一章第三節指出：

“如果政黨沒有對手，執政無須競爭，權力不受制衡，言論沒有自由，罪惡不被暴露，罪行不受懲罰和清算；那麼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權力就是兇器，轄內就是王土，部下就是家奴，國企就是搶奪民財的土匪，銀行就是掌權者的自動取款機，發行股票和貨幣就是動用大規模殺人不見血的武器。國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是因為國家犯罪的危害後果特別嚴重，摧毀了社會正常運轉的基礎。”

《國家犯罪學》一書於2012年由中國時代出版社出版，現已難覓蹤跡。

三

極權主義極端不尊重人，不尊重人命和人格。

尊重人命就要維護生命權，尊重人格就要維護自由權，這是自由主義也能做到的。然人格有法律人格和道德人格之別。自由主義只知尊重法律人格，不知尊重、亦不足以培養道德人格，成就道德自由。同時，自由政治只能“與能”，不能選賢，不能尊賢重道。

故東海曰，僅有自由主義的自由是不夠的，還要進一步追求王道自由；僅有外在自由是不夠的，還要追求內在自由。但是沒有自由是絕對不行的。沒有自由的社會，必然不仁不義。而反對自由的人物和勢力，必然無道缺德。

天下最可悲者，莫過於身為奴隸而反對自由人權。奴於身不可怕，只要不甘為奴，就有自救或被救的希望；奴於心最可怕，命中注定為奴為隸的料，既不能自救，又難以被救。弱勢群體而擁護極權反對自由，反對正人君子和正義力量，就是奴於心的典型表現，受害最深重的恰是他們自己。

自由不是免費的，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作出一定的奉獻。反對自由者最容易被兩極主義所毀，包括生活被毀、良知被毀、生命被毀。

反對自由人權和人格尊嚴的人，本質上已經非人化了。說人權人格不能當飯吃的人，輕則吃不好飯，重則吃不成飯。這種人一輩子為了吃飯、吃好飯、吃上富貴飯而活着，絕大多數受盡屈辱欺壓也吃不好飯，甚至常常飯碗被砸，吃不成飯；極少數人付出沉重代價吃上了富貴飯，其實也是泥碗，後面的代價更加慘重。

沒有自由人權的國家，沒有一個是贏家。弱者大敗虧輸，國家大敗虧輸，社會大敗虧輸，特權階級終將大敗虧輸。

在極權社會反對自由，原因因人而異。特權階級反對自由，毫無疑問是維護特權統治的必要。弱勢群體反對自由，原因有三：

一是奴性深重，已經習慣了被奴役，喪失了愛人利他之情，也不知自愛，不知為子孫後代考慮；二是惡性深重，積極充當三幫分子，試圖分一杯羹；三是極端愚蠢，泯滅了是非之心，不明自由於己於人於國家的重要意義。

是真君子，必能弘揚儒學，也必能關心社會、反對極權並追求自由。不關心社會是缺仁，不反對極權是缺勇，反對自由則是缺智，皆非君子。

當然，一般民眾、學者包括儒生，不敢追求自由，不敢支持自由追求，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積極主動地反對自由，就不可原諒。若是儒生，性質特別惡劣。

自由不僅是西方自由政治和人本文明的根基，也是王道政治和仁本文明的要素，是未來中華憲政和禮制題中應有之義。儒生而反自由，豈僅無禮而已？那是對仁義道德最大的架空，也是對自己最大的侮辱戕殘，更是對中西文明和未來中華的心靈自絕！2021-7-25余東海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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