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視頻轉自台灣政經最前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bWR4gBsPSs

中共國在習近平主政下，走向政治上的左傾幼稚病，及民族主義狂熱化，以民族、國家自信為藉口，用國家暴力禁止任何批評及不同的意見，

要以中共前西藏書記陳全國的棋盤式監控人民管理模式，推向新疆及全中國，落實蘇聯式農奴化社會，全面鎖國，加強監控人民，國家監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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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淪為廉價奴工的蘇共經濟暴政(ZT)

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中，共產黨稱1949年以前的中國是「萬惡的舊社會」。而這個所謂的「舊社會」，曾經出現過國民生產總值占全球80%，從搖籃到墳墓福利完善的大宋朝；出現過疆域遼闊，力促中華文化西傳的大元帝國；出現過從工藝水平到傳統文化都是最高頂峰的大唐王朝；出現過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人文初祖黃帝；也出現過漢武雄風打通絲綢之路的大漢王朝……

五千年的輝煌成就，從卓越的科技、精美的工藝器具，到正統的神傳文化；從璀璨磅礴的宮廷樂舞，到浩瀚紛繁的經典子集；從包容開放的治政思想，到社會福利俱全的先進體制……每一個王朝的輝煌都足以讓炎黃子孫引以為榮，信以為傲。

當然，筆者並不否認，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出現的兵征亂世，也只不過是駭浪驚濤掀起的波瀾，不足為奇。

然而中華的人文輝煌，在近百年的共產紅禍中，被無神論當作「破四舊」、封建迷信全然砸爛、摧毀和踐踏。在歷史上，華夏子孫曾經信心無比，自信地頂天立地於中土，笑迎萬國來朝。身為炎黃子孫，無論我們的人文價值，還是生命、道德價值，從未低廉過。

而在近百年來，共產黨竊取政權後，中原大地華夏子孫的命運便急轉直下，無論我們的文化價值，還是生命價值，都被共產奴化得極端廉價。

人世有代謝，山水有輪迴，百年共產主義以謊言、恐怖和屠殺建起的巴比倫塔，隨着神傳文化的復興，如今正在轟然倒塌。

本篇將以斯大林時代，蘇共的暴政之一「工業、農業集體化」導致的種種亂象，還原共產主義奴化、殺戮平民百姓的歷史傷痕，以反思當今仍然存在於中共體制下的奴工現象，為何國人的生命和價值會被折磨得如此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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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經濟實驗——集體工業化、農業化

1925年12月，蘇共黨代會通過決議，要加大力度實現工業化。而實現工業化的理由之一，是1927年12月斯大林單方面認為歐美等國正在整飭軍備，再次發動一場世界大戰，以武力干涉蘇聯。蘇共為了對付這一假想敵，認為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工業系統，使蘇聯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強國。按照國防軍備的需求，蘇聯開始工業化建設。

因此，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工業計劃。於是重工生產，譬如鋼鐵、煤炭、石油、重型機器、大型工程等全部置於蘇共中央管理下。

1929年，斯大林作出決定，要實現工業化，就要首先實現農業集體化。於是一場以犧牲國家和人民巨大代價進行的恐怖實驗開始了。

斯大林想依靠國內的資本積累，實現國家工業化。這意味着，低層百姓必須按照最低廉的價格，用糧食來供應國防軍隊、各線產業工人、城市居民。這一政令，直接導致農民成為徹底的無產階層，成為受共產黨任意奴役的農奴和奴工。共產黨宣傳要消滅農村的「剝削階層」，那只是為了轉移大眾視線使用的藉口。事實上，農業集體化的最大受害者正是底層的百姓。

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統治期間，沙皇任命斯托雷平擔任總理，由他主導的土地改革，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當時俄羅斯的經濟，無論人口增長，還是經濟增長都居歐洲第一，而國民生產總值排名世界第五。但是輝煌的經濟成就毀於一戰以及列寧領導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列寧的共產運動，殺害富農，搶奪富豪財產，暴力實行資產公有化，直接摧毀了俄羅斯的農業經濟基礎。

蘇共的農業集體化像是一座大山，將農民深深地壓入社會最底層，比1861年以前的農奴還要殘酷。因為作為農奴他還可以當家作主，還可以擁有私人的財產，領有屬於自己的穀物和牲畜。

而共產體制下的集體農莊，把底層百姓打入農奴的境地，無限制地壓榨他們的勞動成果，他們的付出，只能換回一點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糧。1935年，一戶農家全家人一年的辛苦工作，只能從集體農莊中得到247個盧布的報酬，這個價格只能夠買一雙靴子。

農業集體化的災難性後果，是它摧毀了俄國的農業基礎。十月革命以前，當時的俄國是世界上糧食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但共產竊權後，俄國百姓就和大饑荒結下不解的惡緣。

斯大林要求要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的生產目標。但這一違背經濟規律、違背人性的黨魁命令，產業工人人數從三百萬爆增至六百四十萬，即使耗費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以拼死的速度晝夜趕工，也都難以實現這項經濟目標。為此產生了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以及人為製造的刑事案件。

踐踏人性的共產大肅殺

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工業計劃。斯大林想證明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和優越性，就要加大速度儘快實現工業化，人們即使瘋狂地工作，糧食不見增產，生產指標遙遙無期。

斯大林大清洗的大恐怖時期，蘇共政治局給各地警察局定下槍決指標，命他們按照百分比把當地居民的百分之幾的人拉去槍斃，百分之幾的人送往集中營服苦役。譬如：1937年6月2日，蘇共政治局制定了一項指標，要求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清理」三萬五千人口，其中五千人要處以槍決。

一個月之後，中央政治局又給全國各地定下達抓人指標，其中有七萬人不經庭審就立即槍決。被處死的絕大部分人，接受過高等教育，並有一技之長。因蘇共假想這些知識分子思想活躍難以管束，對流行的「破壞活動」有着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槍決了他們。

前蘇聯將軍德米特里·伏爾科哥諾夫（Dmitrii Volkogonov）在研究歷史檔案時，他發現了三十份判以死刑者的名單，簽發於1938年12月12日。這位將軍當時非常驚愕。因為這三十份名單，共記載了近五千人的姓名，未經任何庭審，就被斯大林簽字全部處決了。更為詭惡的是，斯大林簽完這些名單，就跑進克里姆林宮的私人影院欣賞電影去了。斯大林一連放了兩個片子，其中之一的竟是喜劇《歡喜冤家》。

在斯大林滅絕人性的恐怖肅殺狂潮中，平民百姓都被迫地捲入了大清洗的狂瀾。他們要麼告密，舉報自己的親友；要麼做深入的自我批評和檢討，極力貶低自我的行為。在狂熱的政治氛圍下，似乎一個人不舉報誰，就會成為黨的異己分子，於是人與人相互信任維繫的紐帶，被狂熱的舉報活動衝擊得蕩然無存。

當時俄羅斯流傳一句笑話，一個正常的人只能像一頭蠢豬那樣活着。這些知識分子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專長，但在共產運動中，人性的尊嚴和價值，就被踐踏的一文不值。

(以上轉自網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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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奴制

(轉自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農奴制是一種在封建制度下、特別是莊園制度下的與農民地位相關的奴役制度。農奴制度主要發展在歐洲10世紀中世紀中期，持續到19世紀中葉，以財務束縛或變異的奴隸制為條件對農民實行奴役。農奴以自己的勞力，在國有或莊園主的土地工作，以換取保護和公正，以及在該土地上額外開墾耕作以保證自己的生計。

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指出農奴制的三個特點：^[2]

• 身份世襲。

• 與奴隸不同，農奴有權利擁有生產資料，但可以不曾擁有。

• 領主有法定的權利可以指令農奴，包括司法權。

權利[編輯]

鞭刑在俄羅斯很常見。^[10]

在約束條件內，農奴也有一些自由。眾所周知的是農奴只擁有「自己的肚皮」——依照法律，甚至他的衣服也是領主的財產——農奴依然可以積累個人財物，有的農奴甚至比他們的自由人鄰居還富有，但這極為罕見。^{[來源請求]}富有的農奴甚至可以為自己贖買自由。

農奴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想種的穀物，但是需要繳納穀物作為賦稅（大約1/3收成）。農奴可以在市場上出售餘糧。

地主不得未經法律許可占有自己的農奴，有義務保護他們免遭土匪和其它領主的擄掠，並且應該在饑荒發生時給予補助。農奴可以在莊園法庭上伸張這些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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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俄國知識份子禍害世界(ZT)

最近有關俄國的一條新聞提醒世人︰蘇聯八人幫政變被粉碎、大蘇聯解體迄今整整20周年了。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隨後東歐共產國家全部垮台，標誌共產主義在全球走向崩潰。

但過去二十年，俄羅斯的民主之路並不平坦。尤其是前克格勃官員普京掌權之後，俄國的民主有所倒退，最近甚至連地方州長選舉都被取消了，而挖掘政府醜聞的記者被謀殺，政府控制主要電視，限制言論和新聞自由，而且還要壟斷經濟，把大企業國有化。但面對如此局面，普京的聲望不僅沒有下降，反而繼續上升。最近普京還要再次出來選總統，分析家認為，他當選的可能性很大。

為什麼這樣一個克格勃背景的前共產政府官員，在俄國仍受歡迎？俄國人怎麼了？

美國着名的蘇聯問題專家、從哈佛退休的理查．派普斯（Richard Pipes）教授最近在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對此作出獨特的解釋。

俄國的「奴隸精神狀態」

出生于波蘭、二戰時（16歲）隨父母逃到美國的派普斯是研究俄國歷史的着名權威，尤其是研究共產蘇聯的頂尖學者。他曾在雷根總統的國家安全會議擔任東歐和蘇聯事務部主任，參與制定對蘇戰略。今年88歲高齡的派普斯着述甚豐，幾年前還出版了《共產主義實錄》一書，對整個共產主義的興起和崩潰，作了鳥瞰式的分析（去年該書有了中譯本）。

派普斯認為，像普京這種人之所以受到俄國人歡迎，主要來自俄國的「農奴」（serf）歷史。「農民哪裡都有，歐洲其他國家也有農民。主要問題不是農民，而是農奴。俄國的農奴跟奴隸有不同，但比較接近。他們沒有人權，沒有公民權利，沒有財產權，沒有法律權利。他們只是『動產』。他們從沒有發展出歸屬於社會的任何感覺。」

長期的農奴制度，使俄國產生一種「奴隸精神狀態」（slave mentality）︰崇拜強人、服從主人。而現在俄國人崇拜普京，就是這種「奴隸精神狀態」的延續。俄國人崇拜強大的君王，有長久的歷史。派普斯說，無論是對殘暴的伊凡，還是對被稱為「偉大」的彼得大帝，還是斯大林，都是如此。俄國人喜歡強勢領導人，甚至獨裁者，而瞧不起弱勢領導人。而所謂弱勢領導人，是指那些傾聽人民的聲音，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民眾的領導人。派普斯說，例如對1917年俄國革命前夕的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Kerensky），俄國人就是瞧不起的，因為他是民主領導人。

共產主義為何在俄國興起

但派普斯的這種分析和認定，遭到很多蘇聯知識份子的反對，甚至敵視。他們指責這是「俄國恐懼症」（Russophobic）。由此派普斯有了很多「敵人」，其中還包括前蘇聯着名持不同政見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

雖然兩個人都認為蘇聯的共產制度是血腥的、反人道的，導致無數人喪生。但對它的根源，他們卻有完全不同的解釋。索爾仁尼琴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造成的，而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的思想，是從西方進口到俄國的。意思是俄國的共產革命，來自西方，跟俄國的自身歷史和文化無關。而派普斯認為，共產革命在俄國歷史文化中有深深的根。

七十年代中期，派普斯把他當時的新書《俄國的舊政權》（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寄給了索爾仁尼琴，但一直沒有回音。兩年後，聽到的是索爾仁尼琴對他的攻擊，指責他是「偽學者」（pseudo scholar）。

如何看待派普斯和索爾仁尼琴的這場分歧，不僅對如何看待俄羅斯歷史、俄國知識份子和當今俄國具有重要意義，更有助於探討更深遠的問題︰人類應選擇何種價值？人類應走什麼方向？

事實上，派普斯和索爾仁尼琴爭論的根源是︰個人主義和群體主義，哪一個是真正促使人類走向自由的根本價值。

馬克思主義當然是在西方產生，因為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國人。但是，為什麼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最早在俄國紮根發展？而不是在西方的某個國家？這才是索爾仁尼琴們需要回答的。以簡單的邏輯來推，一定是因為俄國的歷史文化土壤，適應「馬克思主義」的存活和生長。

俄國知識份子開錯「藥方」

那麼俄國歷史文化中有什麼東西，跟馬克思主義一拍即合，一播種就成長？最根本的土壤，是俄國歷史中強大的群體主義——這是從農奴、到沙皇、到知識份子等一面倒的信奉和選擇。農奴對什麼主義沒感覺，他們只是聽從主人使喚，只有群體主義思維。沙皇則是靠群體主義價值統治，因為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會摧毀集權的底座。俄國的知識份子，則無論是當時的所謂傳統派還是親西方派，殊途同歸，全都拜倒在群體主義價值之下。

俄國的農奴成為群體主義中的一分子完全可以想像，因為農奴制是最極端體現群體主義的制度，他們自然是這種價值的體現者（更是受害者）。沙皇喜歡群體主義更可理解，因在本質上，群體主義是專制者泯滅個性、控制個人的最有效統治手段。古往今來，所有的君王和獨裁者，都是靠群體主義價值來一統江山的。但為什麼俄國的知識份子們，也會一窩蜂地崇拜、迷醉群體主義呢？

在十九世紀中末期，在俄國要轉型的歷史關鍵時刻，俄國知識份子提出的「藥方」幾乎都是群體主義︰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們，強調東正教是正宗，俄羅斯至上，有強烈的大斯拉夫主義情懷。他們更有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心態，認為西方在沒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紀念碑揭幕典禮上的演講，跟一百年後索爾仁尼琴的思維一樣，都是強調西方墮落，要靠東正教、俄羅斯、國土三位一體，拯救世界。雖然陀思妥耶斯基在《罪與罰》中譴責為了所謂群體利益而犧牲個體的惡魔理論，但他推崇的東正教和斯拉夫主義，本質是清晰的群體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和自由。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都恐懼和痛恨「革命惡魔」，但他們推崇的東正教的均貧富、反富、絕對平等，為後來共產主義在俄國的興起提供了思想基礎。而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宗教的興起，就是靠平等、均貧富等口號而橫掃人心。

當時俄國的親西方派，像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赫爾岑等無神論者，雖然不買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們的帳，但在群體主義的根本價值上找到交叉點。因為他們的親西方，親的是反資本主義、反工業化、反市場經濟、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西方左派。而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自然為列寧斯大林的紅色革命鋪設了理論道路。

索爾仁尼琴是邪門的惡魔

所以，共產主義在俄國興起，絕非偶然，是俄國各派知識份子信奉並傳播群體主義價值為它澆灌了化肥，甚至起到助產士的作用。而從俄國興起並傳向世界的共產主義革命，造成全球一億五千萬人喪生，是人類最大的悲劇。

同樣出生俄國、21歲抵美、最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的知名哲學家、暢銷書作家安蘭德（Ayn Rand，她認為自己是美國人）痛斥說，「索爾仁尼琴是極權主義的群體主義者，是個人主義和理性的最大敵人」，「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邪門的那種公開魔鬼」。

同樣在俄國出生、後居英國、對俄羅斯知識份子有深入研究的歷史學者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在《俄國思想家》一書中更以輕蔑的口氣說，俄國知識份子沒向世界提供什麼價值；只有總結人類教訓時，才會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群魔》。但柏林對他的同胞還是客氣了，沒有提到事實上俄國知識份子禍害了世界。而英國學者艾琳.凱利（Aileen Kelly）就不那麼客氣了，她在《俄國思想家》導論中尖銳地指出︰「如果說俄國對世界做了什麼有益的貢獻，那就是提供了一個告誡︰全世界的人們，都應該不計代價地避免俄國的道路。」

今天，世界又到了一次「避免俄國道路」的時刻，那就是避免普京式的威權統治，避免「奴隸精神狀態」（群體主義的最糟表現形式）。只有在一個缺乏個體精神、個人心靈不強大的國家，才會崇拜政治強人，把裝模作樣的政客視為「偉大」。而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把「偽人」捧為「偉人」。

所以，即使連理查．派普斯這樣的大家也承認，當初看到蘇聯八人幫政變被粉碎，共產蘇聯解體，他對俄羅斯前途「相當樂觀」，認為「俄國人自由了，所有捆綁他們的鎖鏈被砸碎了。」可後來的發展顯示「這沒有發生」。派普斯認為，這跟「農奴精神狀態」的慣性有密切的關係。由此可見，一個真正健康而強大的社會，關鍵是要有強大心靈的個人，只有個體主義成為多數人的生活準則和哲學，才會有一個拒絕「奴隸精神狀態」的社會，共產主義也無法捲土重來。

(以上轉自網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