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視頻轉自台灣華視-三國演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jyKulUQzZ0

習近平為鞏固執政，進一步擴權、奪權，打出"共同富裕"口號，打擊鄧小平、鄧先富的改革開放、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

國進民退，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倒退，經濟引擎可能完全熄火，中共國又到了歷史轉折的時候了

如果失去經濟優勢地位的中共國，還能剩下甚麼?

"共同富裕"只是闖王式農民起義、奪權的口號，從來沒有成功過的先例，又是一場欺騙愚民、農民的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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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習不懂市場經濟 股市反彈是騙局(ZT)

金融大鱷索羅斯投書金融時報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民營企業的打壓，顯示他不懂市場經濟，而他此時正在打造一個升級版的毛澤東政黨，沒有投資人對那樣的中國有經驗，因為毛的時代沒有股市，也因此對習近平的中國進行投資的人，等在前面的恐怕是勐然驚醒。

索羅斯說，習近平與經濟現實對撞，他對民企的打壓嚴重拖累經濟。最脆弱的產業是房地產，尤其是住房。中國享有20年的地產榮景，如今已到結束。中國最大房地產公司恆大集團負債纍纍、瀕臨違約，恐導致破產。

他指出，根本原因是比中國官方數據低許多的出生率，習近平想改變該狀況，卻讓事情變得更糟。他說，中產階級家庭不願生養更多孩子的一個原因是他們想確定孩子有光明的未來，結果，龐大的補教業因運而生，而該產業則是由美國投資人支持的中國企業主導。近期中國嚴禁營利取向的補教業，成為紐約上市中企與空殼公司遭拋售的重要因素。

文章說，中國政府的打壓是真實的。金融市場沒注意到的是4月間，中國當局悄然入股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並在3名成員組成的董事會中，取得1個董事席次，此舉讓北京得以直接插手字節跳動的內部運作，而該公司卻擁有全球最大個人資料庫。市場比較知道的則是中國當局取得阿里巴巴與其子公司有影響力的股份。

索羅斯說，習近平不懂市場如何運作，結果讓中概股的拋售太過火，開始傷害全球的中國標的物，有鑑於此，中國金融當局出面安撫外國投資人，市場報以強勁反彈，但這是騙局。習把所有中企視為一黨之國的工具，而在強彈時買進的投資人正面臨乍然驚醒，這些人不僅是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投資人，還包括為數更多、透過基金與其他退休儲蓄而曝險的人。

他指出，幾乎所有退休基金經理人宣稱，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SEC）標準是他們投資決策的考量因子。MSCI全球指數（ACWI）是全球股票資產配置者最廣泛遵循的基準，估計有5兆美元基金是被動管理，意即複製該指數，數倍該規模的基金是主動管理的，但也密切追蹤MSCI該指數。

在MSCI ACWI ESG領袖指數中，阿里巴巴與騰訊是10大成分股之2。在貝萊德的ESG Aware新興市場ETF中，中企占整體投資的3分之1。這些指數實際上迫使屬於美國投資人的數千億美元投入公司治理不符標準的中國企業－權力與問責現在則由1個不向任何國際機構負責的人行使。

索羅斯呼籲，美國國會應通過1個跨黨派法案，明確要求資產經理人只能投資治理結構透明、與股東立場一致的企業。該規則顯然應適用於退休基金與其他退休投資組合所選擇的績效基準。如果國會制定相關措施，將提供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需要的工具，來保護美國投資人，包括那些沒有意識到持有中國股票與中國空殼公司的人，此舉也符合美國以及更廣泛的民主國家國際社群的利益。

文章結論指出，儘管SEC主席詹斯勒一再對投資中國的風險提出警告，但外國投資人難以認清該風險，他們總是看到中國安然度過許多艱難，然而，習的中國不是他們所知的中國，他正建立一個升級版的毛澤東政黨，沒有投資人對那樣的中國有經驗，因此等待他們的將是勐然醒悟。

(以上轉自台灣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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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喊出「共同富裕」！中國預備怎麼把富人的錢挖出來？(ZT)

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講話中使用特定用語的次數，可以參透中國的政策主軸——也解釋了為何最近中國大科技公司遭逢淒風苦雨。

《彭博》報導，「共同富裕」越來越常出現在習近平的發言中。在他執政前8年，他只偶爾提及「共同富裕」；去年，他開始更常提到該詞，總共30次。而今年迄今，他已經說了65次，是去年的兩倍。

這代表中國正在從鄧小平時代「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策略，進入下一階段：要把中國目前累積起來的財富重新分配給更廣大的群眾。

中國貧富差距加大

「共同富裕」最早由毛澤東提出，但繼任者鄧小平將重點先放在提升中國經濟和生產力上頭。自此，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但貧富差距也加大。

根據世界不平等數據庫，中國前10％最有錢的人，收入占中國國民總收入41.7％。該國以極快的速度生產富豪，中國胡潤研究院公布2021年全球富豪榜，中國有1,058位億萬富翁，比美國的696位多出50％。

同時，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出，有6億人、超過4成人口月收入只有1千元人民幣，僅足以支付中國中型城市一個月的房屋租金。中國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以0到1區間衡量不平等程度，0代表完全平等，0.4以上代表不平等——在2015年時已達0.711，2019年回落至0.697，去年又再次上升為0.704。

8月17日，在由習近平主持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上，中國當局更明確地陳述了共同富裕這個目標：「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並表示會使用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政策。

《彭博》分析，習近平以前關注的的是「過高的收入」，但這次中國的目標可能會擴大，除了超級富豪以外，還包括稍微比較有錢的富人。雖然這兩個群體沒有明確的官方定義，但《彭博》認為，中國推動整體的平等，代表涉及更廣泛的高收入者。

對習近平來說，此舉也有助於推動他對中國「雙循環」的想像。《南華早報》指出，如果共產黨失去與普通受薪中產階級的聯繫，它會面臨危險，因為超級富豪縱使擁有政治權力，卻不具備推動國內消費的消費力，也就是促成中國經濟「內循環」的重要環節。

如何重新分配財富？「三次分配」找端倪

大家最好奇的，莫過於中國要怎麼重新分配財富？過去的經濟策略催生這麼多富豪，現在，它要怎麼把錢從他們手上挖出來？

有幾個可以尋找線索的點。首先，是「三次分配」。

在會議上，中國提及「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三次分配」的說法在中國國內引起議論，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指出，這一概念出自經濟學家嚴以寧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一書：市場經濟的收入分配有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兼顧效率與公平，透過稅收、社會保障一收一支所進行的再分配，第三次則是在道德力量作用下，透過個人資源捐贈進行的分配。

目前，中國已經經歷第一和第二次分配。第一次是鄧小平領導下塑造而成的中國，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蘇京春在新浪專欄寫說，中國之後也採行第二次分配，但調節力度不夠，習近平現在顯然認為，必須進階到第三次分配。

乍看之下，第三次分配訴諸的是企業和個人的主動捐獻力量，但BBC中文網指出，在中國將其納入正式政策的影響下，做慈善，可能會變成一股「脅迫」力量。

目前，有中國企業已經趕快跟上政府的政策步伐。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隔一天，最近也被盯上的騰訊宣布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畫」，將在4個月內投入1千億元人民幣，用來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改善基礎醫療、協助鄉村經濟發展以及支持基層教育。

經濟學人智庫經濟學家蘇悅指出，中國企業必須做好準備面對新政策環境，稅收執法將更嚴格，而捐贈、做慈善將成為「新常態」。

浙江省成「共同富裕示範區」

第二個觀察點則是浙江，該省被中國選為「共同富裕示範區」，測試新的收入分配製度，目標是在2025年讓該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45％為7萬5千元人民幣；2020年，浙江都市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是6.27萬和3.19萬人民幣。

由中國國務院印發的政策文件《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指出，在浙江試驗的作法，將逐步形成全中國可複製、可推廣的範本。

其中，可以看到中國依然會強化「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稅收。在關於如何「調節」高收入群體收入的部分，中國指出，將開徵財產稅，如房屋稅、遺產贈與稅。

除此之外，中國也將在浙江實施、限制不合理收入，例如完善國有企業高管的「限薪」制度。它強調，不是限制高收入，而是限制不合理收入，包括灰色收入、壟斷部門的高收入。

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可以看出是什麼在驅動中國打擊科技企業、限制IPO等種種舉措。在出生率下滑、貧富差距加大的問題中，中國正重拾其社會主義「精神」，但能否成功拉抬其生產力、同時避免資金「嚇」撤？中國未來的一舉一動，不得不密切觀察。

(以上轉自台灣雅虎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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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觀點：共同富裕是對中共的艱巨挑戰(ZT)

薄熙來當年在重慶為收買民心，用「打黑」的方法剝奪民營企業家的財產，號稱用以改善民生。習近平現在會不會向當年的政敵學習？從一些企業積極響應當局的行動中，似乎看到了這個苗頭。

中共在最新一次財經委會議上提出了「共同富裕」問題，號召第二個百年在中國實現共同富裕。此議題一出，立馬受到廣泛關注，並得到企業界響應。據悉已有多家企業捐款共50多億美元給當局。看這架勢，共同富裕有望成為中國今後發展的主要目標。

共同富裕當然值得稱頌，但如何實現是難題。民間疑慮中共最後恐怕要靠「殺富濟貧」來實現，儘管官方明確否認這點，但還是難以打消一些人的擔憂。鑑於中共打天下時用的是「打土豪分田地」辦法，贏得農民支持，對於這個拿手好戲，中共搞共同富裕難保不會撿起，有自由派學者就宣稱，社會不要高興得太早，中共這是要大規模消滅財富摧殘企業家，通過變相剝奪企業家和富人的財富，來實現所謂的「共同富裕」。

水滸的故事在中國民間流傳甚廣，現如今，社會的兩極分化也極其嚴峻，這種情況下，很難說普羅大眾不會借着共同富裕施壓中共「殺富濟貧」，網絡上已經表現出了這點，所以，自由派有這種看法和疑慮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客觀來看，習近平雖然會讓企業家為共富「出血」，但不會對資本傷筋動骨、趕盡殺絕，除非在某些非常時期，比如政府財政全面枯竭，中共會對企業家和富人開刀，搞某種程度的財產「公有化」，但現在如果這麼做，則無異於自殺。因為全國的財政雖然開始寅吃卯糧，但未到枯竭之時。另外，中共教義雖倡導「共產」，可中共官員親近的是資本，改革幾十年早已讓中共認識到資本的可愛，很多中共的幹部家族本身就是富豪。

當局目前雖不大可能拿企業家全面開刀，然為何此時提「共同富裕」？有看法認為，這是習近平為明年二十大布的局。這個看法有些道理但不完全。以習現在的說一不二，不提共同富裕連任絲毫沒問題，但二十大也很可能會高舉共同富裕旗號。

社會富裕與執政合法性

習在財經委提共同富裕，更重要的考量，應該還是要鞏固和強化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以及向世人證明，既然中共可以做到讓中國整體脫貧，也可以做到讓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沒有什麼人間奇蹟，不是中共不可以創造的。

今年3月，習近平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儘管中共的全面小康放在整個世界是低水平的，但整體脫貧，解決絕對意義上的貧困，在人類脫貧史上還是很有意義。它至少說明，只要人們願意去解決貧困問題，總有辦法可以做到這點。故對中共來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賦予了其繼續執政的合法性。可要使執政合法性得到鞏固和強化，就必須在該基礎上「再出發」，進一步提高和改善民眾的生活水平，這就是習在小康社會之後提出共富並把它作為中共第二個百年需要完成的一個目標任務的緣由。當局並不隱瞞這一點，在上述財經委會議上，明白表示「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着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

儘管習為全民畫了一個共富大餅，但它不是習的發明，他不過是繼承了鄧小平的設想。鄧發動改革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最後實現共同富裕，並把這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從這個意義上講，共富是自鄧開始的中共的一個長遠目標。歷經江、胡兩代40年的發展後，到習時代，他認為現在有條件要向共同富裕出發了。

先富政策撬動了計劃時代的平均主義，激發人們勤勞致富，給中國帶來了活力和財富，為共同富裕打下了根基，沒有先富，就不能共富。但該政策在實施中也嚴重變形，一個最大後果就是先富起來的那幫人絕大多數都和權力有瓜葛，是原體制的受益者或本身就是權力階層的一員，雖然隨着經濟發展蛋糕做大普羅大眾生活水平也得已提高，可和先富一群比，相對差距越來越大，整個社會的兩級分化越來越嚴重。當年鄧小平就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級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如果在習的新時代，不能縮小收入和財富分配上的貧富差距，不僅基礎本就不太牢靠的全面小康會鬆動，很多靠政府二次分配才勉強脫貧的人會重新陷入貧困，就是那些剛剛進入中產階層的人，也有可能因為經濟形勢的困難而滑入貧困階層。

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以打擊民營企業的方法實現「共富」？（新華社）

用「共富」證明社會主義優越性

習近平無疑不願看到在他接下來10多年的統治下兩極分化繼續厚固，這很可能會直接沖擊他本人的權威，因此，必須把共富這個中共的「理想「接過來。也許，脫貧問題的解決給了習很大信心，既然這個人類千年的難題都能被他解決，共同富裕為什麼就不能在他手上實現？從這個角度看，習提共同富裕不只是要鞏固和強化中共的執政根基，還要顯示，中共的社會主義能夠保證中國實現共富，而美歐的資本主義無法做到這點。因此，共同富裕的背後，其實暗含着社、資兩種制度的競爭。

不過，正如本文開頭指出的，問題在於如何去實現共富。除非共同富裕的標準和全面小康一樣，是低水平的，否則，實現起來決非易事。但如果是低水平的，就談不上共富。這是當局的難題。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人均GDP還只是發達國家的1/4-1/6，假如未來十幾年人均GDP達到發達國家的一半，中國的經濟就仍需保持較高增速，然而，由於中國經濟自身的體量已經很大，再加上美中對抗，經濟增速會低於現在的水平，極端情況下也許會陷入自我封閉，所以，未來中國經濟大概率會相當困難。

做大蛋糕才能分配好蛋糕，只有經濟持續保持較高增長，才有更多的財富可供分配，若不在如何做大蛋糕上使勁，而專注於分蛋糕，最後必定會竭澤而漁。這個淺顯的道理當局也明白。換言之，實現共同富裕的最根本途徑在一次分配，通過做大蛋糕，普遍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而無論是政府基於公平原則的二次分配，還是社會基於道德原則的三次分配，都只是對基於效率原則的一次分配的補充。也許後兩者在某個特殊時候會起到重要作用，但從一個長時期看，一次分配才是共富的主角。所以財經委也提出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然而，中國的難點在於，勞動力的收入水平在過去十幾年的快速增長後，可能正迎來瓶頸期。由於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相對資本，勞動力尤其是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在過去十多年有一個井噴式的增長，但現在這種增長趨於飽和，未來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即使有增加，也是一個緩慢過程。再從二次分配看，過去5年，由於要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硬性政治任務，中國政府將過量的財力投入到精準扶貧，已經提前透支了財力，這也影響今後政府二次分配的能力。

這是歷史的反諷，習近平棒打民營企業，竟見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影子。（AP）

習近平學習薄熙來？

就此來看，當局似乎只有三次分配這條路還可走。而且越在這個時候，政治人物為達某個政治目的，越會故意扭曲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關係，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分蛋糕上。譬如當年薄熙來在重慶為博得民意，也提倡共同富裕，他的方法就是「打黑「，把矛頭對準民營企業家，剝奪他們的財產，用以改善民生，收買民心（其實「打黑「的錢只是少量用於民生）。習近平現在會不會也像薄熙來那樣，用某種強制或暗示的手法，讓民營企業和富人以慈善或捐贈的名義，將他們的財富或財富的一部分拿出來獻給政府？從一些企業積極響應當局的行動中，似乎看到了這個苗頭。

因為對習而言，如果得罪富人能夠贏得廣大窮人的支持，在政治上就是合算的。儘管中共領導幹部實際上是與富人打成一片的，但中共名義上是以工農為階級基礎的黨，它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他們，而非富人，故在政治上，黨不能不做出依靠工農的姿態。何況，在中國特殊的政經結構和一黨體制下，無須政府號令，企業和富人就會嗅到政治信號，從而不敢不配合和響應當局。

不過，拋開習是否強迫資本為共富買單不論，若要成為良心資本和企業家，此時確有必要回饋社會。先不說中國的多數富豪，在資本壯大過程中多少有些不乾淨，和美歐的富人比，中國富人群體的整體道德水平也不高，而最有錢的富人人數，據說已經超過了美國。此外，也是最主要的，中國調節財富分配的機制缺失。中國沒有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具有的財產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等稅種，單單一個房地產稅，說了多少年，到現在還出不來。這固然和中國市場經濟實行的時間不長以及不完善有關，然而，上述稅種的缺失，也加大了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化。在這個意義上，一些企業和富人為共同富裕捐款，實際可以看作他們在補繳財產稅。

在共富問題上，眼下輿論聚焦於習近平對資本的宣戰，但這一議題應該還只處於倡議階段，連規劃都談不上。若要實實在在推進下去，中國的經濟、社會和分配結構均要發生較大改變，有些方面可能要重置，而目前尚看不到這種變化。不過，有一點似可肯定，這決非習的突發奇想，很可能它是中共又一個貫穿第二個百年的重大工程。但過程一長難免就會出現各種意外，特別是考慮中美的對抗和內外環境。所以，中共的共同富裕必然會面臨巨大挑戰，它能否走得通，不取決於習的意願和資本是否配合，而是地緣環境和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

(以上轉自台灣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