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上個世紀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但是在漢文化圈知道的人不多，因為她是研究共產極權的專家。大陸的共產極權制度禁止人們知道她了解她。

我最早聽說阿倫特是因為她“惡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 的觀點，涉及二戰之後對納粹德國戰犯的審判以及由此形成的思考。關於這一點，許多人說起來頭頭是道，但是真正讀過她那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惡之平庸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的怕是寥寥無幾。筆者也未讀過，不敢多說，就來說說最近讀過的On Violence（《論暴力》）吧。

《論暴力》發表於1970年，由關於暴力與權力的三篇論文組成。其核心是藉助於對六十年代末全球學生運動以及學生暴力行為的批評，對包括費農、薩特、毛澤東在內的“新左派”進行理論上的批判，提出了自己對暴力的看法。

大陸紅朝的始皇帝毛澤東有個眾所周知的名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論暴力》中不止一次地提及與批判）。但是毛總結的是中共如何軍事占領大陸，把合法的國民政府趕到台灣島的經驗。其實質與中國古代王朝的“馬上奪天下”或者“逆取”並無本質上的不同。

據說毛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定位頗為精準。然而具體分析起來，對於毛與大陸的中共政權來說，“馬克思”是幌子，是外衣，是大外宣；“秦始皇”是內里，是底褲，是核心本質。難怪歷史學人唐德剛說毛政權是中國帝制傳統的迴光返照。

如果說毛澤東是秦始皇的孝子賢孫，那麼中共的一黨專政就是古來“家天下”王朝政治的現代升級版。可怕且可恨的是，其升級的趨勢不是走向更開明更人性化，而是走向更封閉更反人道。

在西方，學界已經把斯大林、毛澤東以及他們各自的意識形態與馬克思區別開來，因此有斯大林主義、毛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區別。

毛和中共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招牌，販賣着毛主義的狗肉。這一點逃不過阿倫特的法眼。她在《論暴力》中直接指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觀點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知道暴力的作用，但是從來不認為暴力可以造就革命。

因此，毛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非常有中國特色的，是他自己公開批判的“封建專制”或秦始皇的那一套。

然而阿倫特不同意毛澤東的“槍桿子”說。她明確指出：暴力可以摧毀權力，但不能產生權力。為什麼這麼說呢？

阿倫特認為：權力取決於民意，而民意在於數量。所以政權取決於多數人的民意支持或反對。即便是暴君、獨裁者、一黨專政，都需要民意的支持才可以維系統治。延續了她“惡之平庸”的邏輯，阿倫特認為：“沉默的大多數”在選擇沉默時就選擇了默許和支持。

1949年以後大獨裁者毛澤東與中共當局在中國大陸採用極權政治手段，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製造恐怖氣氛，無情地戕害大陸民眾的身心，實在是史無前例的暴政。然而，大陸的十億民眾，如果沒有選擇沉默與默許，那樣的“紅色恐怖”如何可以持續達近三十年之久？

事實上，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知道：可以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可以“逆取”天下，卻必須“順守”天下。換句話說，武力或暴力奪權成功（摧毀了舊政權）之後，要建立和維繫政權，依然需要“文治”，需要獲得民眾的支持（包括默許）才行。

阿倫特以及西方學者的政權在於民意，似乎與中國古代政治的“文治”、“順守”等傳統有暗通之處。

以此觀照大陸政治狀況，1949年之後，毛的紅色恐怖統治，甚至還不如古代的家天下王朝。以毛為首的中共高層，不和古人學習“文治”或“順守”，而是迷信暴力：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於是他們發動一場又一場的對內的政治運動，簡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大陸民眾拖進了以暴力為特徵的政治鬥爭的泥潭，生不如死。

正如阿倫特指出的：暴力可以摧毀政權，但是不能產生政權。1949年之後的三十年裡，中國大陸暴力泛濫，中共政權不是更強大了，而是更虛弱了。三十年倒行逆施使得中共政權的民意基礎危如累卵。

所謂的改革開放，並非中共高層有什麼“遠見卓識”，而僅僅是他們意識到政權的危殆，老老實實地回道傳統中國的“順守”、“文治”的老路罷了。唐德剛說，改革開放可以稱為“小平中興”，形容的非常確切。

然而歷史是曲折的。舊的意識形態從來都不會主動退出歷史舞台，何況舊的政治勢力呢？中共的所謂“左派”或“毛派”死灰復燃，重新掌權，他們打着改革的招牌，要努力倒退回毛時代。為什麼？

阿倫特在《論暴力》中指出：當權者如認為自己的權力正在減小或消失時，他們動用暴力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強。

在中國大陸，至少有兩個切近的例子：一個是文革中，毛澤東為了保住手中的權力，不惜鼓動民眾武鬥，並且為武鬥群眾提供武器。文革的末期武鬥導致的“內戰”，癱瘓了整個大陸，導致的損失難以估計。另一個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鄧小平為了保住權力，不惜實行恐怖統治，用荷槍實彈的軍隊去鎮壓手無寸鐵、和平示威的青年學生和民眾。在這兩個歷史關頭，同樣是中共特權階層代表的毛和鄧，同樣是獨裁者的兩人，在認為自己的權力出現危機之時，他們都使用暴力來摧毀“敵對勢力”，以圖鞏固權力。

因此，中共想倒退回毛時代，搞政治運動，動用暴力，恰恰說明了他們覺得自己政權的不穩固（他們使用的“維穩”一詞，也說明了“不穩”的現實）。

然而阿倫特的洞見不止於此，她同時還指出：被統治者如果覺得手中的權力在減弱時，也會難以抵禦暴力的誘惑。這對於大陸受教育的民眾不陌生。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不都是很好的例子麼？

那麼， 在中共殘酷鎮壓六四民主運動三十多年之後，沒有看到群體起義之類的事件，阿倫特的看法還有效麼？這些年我們在互聯網上看到聽說的個體、小規模暴力事件，雖然零零星星的，但是都性質嚴重。在我看來，也能證明了阿倫特的看法。個體的、小規模的暴力事件是否會升級為群體、大規模的暴力反抗，這一點還有待觀察。

阿倫特作為上個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哲學家，她對於暴力與權力的思考與洞見，對於我們觀察大陸中共政權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角度。

那麼，假如大陸政權再次陷入毛左陷阱，回到以暴力為特徵的政治鬥爭中，暴力能否摧毀中共政權呢？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