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讚美一位有福報好人的謝世為壽終正寢，余英時老師就是如此：2021年8月1日，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家裡，於睡夢中與世長辭，魂歸天國，福壽雙全，享年九十一歲。

余英時是中國現代最後一位紳士，也是最後一位具有真正良知的知識份子。

1969年年尾，美國學術界發動了一場，什麼叫做知識份子的討論。《時代雜誌》為美國的知識份子，定下了四個特徵性定義：

第一，有領域性專長的人，可以稱之為專家，但不能稱之為知識份子；

第二，有學位的人，可以稱之為學者，但不能稱之為知識份子；

第三，知識分子必須擁有獨立思想的社會人格，不譁眾取寵的獨立見解，不獻媚權貴的獨立傲骨；

第四，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必須是一位堅持真理，需千萬人吾獨往矣的當代社會與政治批判者。

如果用這四個標準，來蓋棺論定余英時，那他可以當之無愧，可以堪稱現代知識分子的典範。

余英時著作等身，著有中、英著作五十九本，論文四百餘篇，學術成就，固然傲視當世，但能夠彰顯他獨立知識分子精神和人格的，則是他的人文胸襟，那種不與邪惡妥協，不與鄉愿和諧的批判精神。

凡是和余英時交往過的朋友，都不會陌生他對中國共產黨，毫不掩飾的厭惡和反對，尤其是對習近平的鄙視，可在他直接用“國家之賊”來呼之中，看得出來。

在余英時看來，國賊習近平，表面上大喊反貪污腐敗，實際上他和他的家族，就是中國最大的貪污腐敗犯，在他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無官不貪，無官不壞，無官不爛，無官不腐敗。

國賊習近平，高唱全面依法治國，但他卻修改憲法，讓自己去當萬年皇帝，否定憲政，剷除異己，黨國不分，公司難辨，無法無天，達到歷史新高。

國賊習近平，到處強調愛國，但他自己卻是中國最大的裸官，全家都是外國國籍。

這麼一個禍國殃民的國賊，要大丈夫余英時去尊重他，和諧他，讚美他，有可能嗎？

余英時在《習近平焚書坑儒》中，批評國賊習近平的殘暴和愚昧說：

“今天這個焚書坑儒，是採取不同的方式。時代變了，我們今天沒有書了，主要是在網絡、媒體上。用不着燒了，也不能燒，所以它就是用禁止的辦法，完全取消，讓你不能出現，這就是現在新的焚書。

坑儒呢，就是把你抓起來。現在是：只要有三個人，在一起說話，只要是有什麼妄議中央之類的，就可以把你關起來。

就是在網上說話，彼此聊天，他聽的不滿意的，也把你關起來，這就是新的坑儒。

這個新的坑儒，新的焚書，毛澤東己經超過它了。他覺得秦始皇不行，只坑了四佰多人，燒書也沒有燒光，毛澤東比秦始皇厲害的多了。

沒想到毛澤東死了以後幾十年，又來了一個新焚書坑儒的秦始皇，現代的秦始皇 — 習近平。

習近平現在在焚書與坑儒兩方面，都比毛澤東厲害得多。他對言論的控制，自從他上台以後，連胡錦濤時代、江澤明時代的那一點點言論自由，都沒有了，也沒有人敢說不同的話了。

那時候，還可以說一點不同的話，說完了，聽到了黨不高興你，但還不能馬上就抓你。現在是利用各種新的法，只要我聽不慣，就把你抓起來，關起來。所以維權律師一直很倒霉，一直是被關的對象。

但不止是維權律師，任何人只要對政府提出批評，或者二三個人在一塊，甚至於在屋裡談話，根本沒有出屋，也都可以被關起來判刑。“

在《談劉曉波事件》中，余英時是這樣藐視國賊習近平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共產黨還能堅持，對於劉曉波施展全面的鎮壓，對他消息的全面封鎖，也可見共產黨，對自己的政權的穩定性，始終沒有信心。

習近平到香港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他對自己政權的恐懼，所以連香港泛民主人士，都不敢見面，都沒有談話，說的話，是以解放軍為後盾，向香港老百姓示威。

老百姓並沒有被他征服。我昨天還打電話給香港的朋友，他們覺得習近平的到來，不但沒有增加香港人，對於北京政權的好感，反而覺得更是可怕。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覺得劉曉波事件，更值得注意了。因為香港在向習近平抗議的時候，打的旗號，我在電視上看到的第一條，就是釋放劉曉波。

所以劉曉波已經深入人心，到了這樣的地步，他跟香港無關，可是香港人，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要釋放劉曉波，作為香港人，能夠接受中共政權的條件之一。

這裡就可以看出，劉曉波三個字的份量之重。所以共產黨如果堅持這樣下去，真是到了一個眾叛親離的狀態，沒有人心裡會服它。

表面上只能接受它的暴力統治，但是這個暴力統治能維持多久，是天曉得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後注視劉曉波，不僅是他個人生死的問題。

就我能看到的狀態，劉曉波的生命不會很長久了，是不是能救過來，是很成問題的。事實上，就算能救過來，共產黨絕對不會讓他自由的。

劉曉波不是以後在活動上，還能發生什麼作用，但他的《零八憲章》轟動一時，這個事情已經過去了，他不可能發動什麼運動了，因為他已經被看得緊緊的，所以從社會政治活動方面來說，劉曉波的工作已經結束了。

就他個人他的道德跟政治最高成就上講，也到了頂點了，無所遺憾了，但遺憾的是他活在一個政權之下，這個政權是中國古往今來，所沒有的殘暴政權，這是值得整個中國人痛心的地方。“

在《中共送馬克思像到德國》中，余英時批評中共的假馬克思主義說：

“就共產黨來講，共產黨本身實際上已經完全拋棄了馬克思，而且走到了跟馬克思相反的路線。

馬克思對於共產黨最大的幫助，就是階級鬥爭說。毛澤東用造反，來解釋階級鬥爭，把馬克思變成了他的意識形態的正宗，換句話說，共產黨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上。

所以馬恩列斯這四個大洋神，過去一直都懸在天安門上，最近才不見了。不過毛澤東死了以後，鄧小平當政從1980年開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完全退潮，事實上等於沒有了。  

沒有人再相信階級鬥爭，也沒有人認為，有必要再去研究什麼馬克思主義，雖然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刊物還存在，不過那都是黨棍子吃飯的地方，所以馬克思主義研究，有什麼成績，是誰也不知道的。

從這個立場上講，中國已經沒有為馬克思真正說話的人了，包括共產黨在內，包括習近平，也不懂馬克思。

習近平最近裝模作樣地說，要尊重儒家，還手捧《論語》，表示他繼承了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中國的聖人。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笑話，共產黨現在把馬克思，當做它的第一大神，變成它的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是非常可笑，而且非常虛偽的。可以說到了不顧羞恥的地步了。

在這種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之下，還要談馬克思主義，是相當荒唐的，所以說，已經到了完全不顧自己的顏面的程度，其可笑是超乎想象的。

《紐約時報》登載的一篇報道，紐西蘭一名漢學家，指出送馬克思像到德國特里爾，只有一個意義，就是要表現共產黨黨的權力，無所不至。

說明中國已經無限地控制政權，不但控制政權，而且黨還控制所有經濟權，分給黨內有關係的、有地位的黨員，這就是中國現實狀態，與馬克思當時提出的不切實際的理想，可以說不但相距萬里，反而完全相反。馬克思經過這樣一個共產黨的運用，就更不值錢了。“

余英時在《民主制度和美中台三邊關係》中，批評中國共產黨的無知說：

弗朗西斯.福山的思想，在中國也發生了很大的作用。2015年他訪問中國, 得到王岐山的接待。他差不多是習近平以外，第二個有勢力的人。他決定要跟福山對話，表示對福山的地位，對他的言論，也非常重視。

他們倆談的基本問題，是法治問題。福山認為一個國家，有賴於三個要素，國家的能力，就是國家能做什麼？第二個就是法治的原則，就是用法律來統治，這個法律是人民來立法，人人都必須遵守；第三個就是問責制度，就是你有問題了，我們有各種制度來責問你，讓你解答。 所以這是三個要素。

福山在某些文章中，大概恭維過中共的國家能力，可是他認為中共的法治原則，跟問責制度，完全是交了白卷。

而中共也講法制，它那個法制是黨統治一切的。黨可以制定一個法律，讓人人來遵守，這個法制，就等於是專制皇帝定下一種法，中國過去就有，中國皇帝的立法，就是不需要人民同意的硬性規定，這個規定你必須遵守。

在福山看來，中共雖然在國家能力方面，因為它是一黨專制，要做什麼就能做什麼，這個是西方趕不上的。確實是如此，可是這個代價，使人民都變成奴隸了。

所以這兩個人對話談了很久，事實上是沒有結果，王岐山的法制是黨治，是黨的法律在統治一切。

最後福山就說，我們兩個談話，等於形而上學，完全是不着邊際的。“

余英時生前，最具震撼力的，是他著名的豪言壯語：“只要獨裁殘暴的中國共產黨一天不覆亡，我就一天不踏上大陸的土地一步！”一諾千金，說到做到，絕不反悔！余英時不愧是當代大儒風範。

余英時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是深刻而透徹的，結論是民主自由憲政，與共產暴政之間，沒有任何的妥協空間，更不可能共存。

余英時不會肯定任何的共產黨，更不會給予任何不切實際的奢望。

有一次在余英時家做客時，聽他感概地說:“海外部分的所謂民運人士，一提起趙紫陽胡耀邦這些共產黨頭子的名字，就不由自主的媚骨發軟，醜態百出，實際上是黑白顛倒，是非不分，認賊作父也！“

余英時的時代價值，就是倡導全體國人，不再被殘暴偽善而貪污腐敗的共產黨欺騙，不再被牽着鼻子走，全民奮起，追求普世價值，追求憲政民主，追求真正的全面依法治國，讓中國躋身世界文明之列。

高勝寒  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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