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林看了看手錶問道：“你急着要走嗎？”“我沒事，我現在可能比你還清閒一些。”從林笑了起來：“是啊，我就怕領導找我，今天是向他們請過假的，機會難得，多聊會兒。你剛從美國回來吧，對這場美國總統大選風波怎麼看？”奚秋瀟被從林的問題提起了興趣：“這件事你今天不提，我早晚也會與你聊，否則憋在心裡難受。那時我正在美國，電視裡熱鬧非凡，可惜我不懂英語。回來後，看到報上俄羅斯國家選舉機構的一個官員以諷刺的口吻說‘看來美國人應該到俄羅斯來學習如何進行大選。’我沒看到任何一個美國人反唇相譏的報道，這就是美國人。從林，你看到過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在宣布最高法院裁決：宣布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允許在該州進行人工重新計票的裁決‘違反憲法’，決定推翻這一裁決，並將這一案件退回佛州最高法院進行重新審理時講的一段話嗎？”從林點點頭：“好像看到過。”奚秋瀟感慨地說：“我被那一席話震撼了，相對而言，究竟是哪位候選人當選總統已經並不重要了，而是深深植根於美國人心中的法治理念值得震撼，他的大概意思有兩點：一是所有人所有事必須守法；第二點是對我最振聾發聵的，對任何規則的任何修改必須在使用規則前。”從林凝神貫注地聽了這段話由衷地嘆了口氣：“這太精闢了，對我們太有指導意義了。”奚秋瀟也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可惜啊，我們有些人自欺欺人地還在那裡嘲笑人家的虛偽，還有一個著名歷史學家曾發明了一個著名的比較論，使我瞠目結舌，他振振有詞的說道：‘究竟是我們的3000︰0民主，還是人家的1501︰1499民主？’你知道的，這是拿我們的‘兩會’（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同人家的兩院制比較。我認為這已經不是在幫倒忙了，實際上是在搞破壞了。”從林被逗笑了：“奚秋瀟，你教過中共黨史，怎麼看十年文革？”奚秋瀟低下頭喝了一大口咖啡：“這個問題有點大，我所有的歷史知識積累、我所知道的歷史真相使我根本不敢觸及這個問題。你真算是了解我的，我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我們這代人看來是不可能把這個問題想清楚看清楚寫清楚了，一些有識之士在迂迴曲折地做這件事情。我覺得尋找到正確的入口十分重要。我想到了十個入口：第一個入口是中共與聯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中國革命同世界革命的關係，因為有不短的一段時期，中共不僅受共產國際的政治領導而且還受組織領導。1949年前毛澤東談到的同錯誤路線的鬥爭，或多或少都同那個國際有關。中國的閉關鎖國、中國與人類文明主潮與人類普世價值漸行漸遠也同建國初‘向蘇聯一邊倒’有關；第二個入口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成了中共的魔症，熱衷於與蘇俄分割勢力範圍、沉醉於‘中央之國’的迷夢、期待着萬國競相朝聖的盛景、自認為自己對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人民，尤其是亞非拉人民的解放負有神聖的責任，直到1978年後才停止輸出‘農村包圍城市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模式。在文革中更是把中國領袖直接稱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中國是世界革命的心臟；第三個入口是中共建黨後黨內製度的設計、中共取得政權後國體政體的設計都缺乏權力平衡、權力制約、糾錯機制。1957年反右之後，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制約機制就蕩然無存了，而且以後的一個個政治運動一次次地矯枉過正。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有了過，不僅不能糾正，而且還用更大的過來彌補來掩飾，這就不能不令人無限痛惜了；第四個入口是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的積澱，不是說每一個普通中國人都必須承擔多少責任，而是說每一個中國人或許都有某種基因缺陷，都會在特定的時間空間裡成為載體和工具，或是逆來順受、或是淪為看客、或是大義滅親、或是賣友求榮、或是助紂為虐。德國在戰後對納粹的反思比較深刻，他們認為納粹戰犯就是希特勒等極少數人，但納粹思想的萌生和蔓延就遠不是那一小撮人能夠成就的。1989年2月，兩個東德青年翻越柏林牆，其中一位剛滿20歲的克利斯被東德警察開槍致死，成為這堵牆下最後一個遇難者。柏林牆倒塌兩年後，柏林法庭對射殺克利斯的東德警察英格·亨里奇以及其他三名東德警察進行審判，法庭最終判決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英格·亨里奇的辯護律師辯稱，他僅僅是執行上級命令，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罪不在己。法官卻當庭指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你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那時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利，這是你應該主動承擔的良知義務。這個著名案例你一定聽說過，我看到後十分感慨，儘管有人質疑嚴謹的德國法官是否會當庭說出那樣情緒化的言語，但判決結果卻警示人們，即使是在執行上級命令或指示時，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也不能推卸自己的道義良知責任。窺一斑可知全豹，德國人對歷史反思的深度廣度烈度令人欽佩；第五個入口是絕大部分中國人沒有足以支撐生存的個人財富，職業是國家給予的、住房也是國家給予的、醫療也是國家給予的。自己能夠完全支配的財富微乎其微，離開上級、離開組織、離開國家的個人，幾乎不可能正常生存。我記得一本權威的美國歷史書有一個觀點：一個沒有財富的人是對社會沒有責任感的人。不能說這個觀點多么正確，但可以給我們重大的啟示；第六個入口是領袖人物的晚年，這個領袖人物，按列寧的說法是一個集團。你看過法國著名記者皮埃爾·阿考斯和瑞士醫學博士皮埃爾·朗契尼克合著的那本《病夫治國》嗎？”從林點點頭：“看過，那時真感嘆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那些國家，竟是由那些重病在身的人在領導着，想想真有些後怕！”奚秋瀟重重地吐了一口氣：“是啊！我看了也感慨不已。胡喬木在談到晚年領袖失誤時曾感嘆道‘歷史有時不一定完全合乎邏輯。’據說他還有句名言‘文革是毛澤東的宗教和陷阱。’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中蘇兩黨兩國關係開始失衡，為了承擔解放全人類的歷史重任，領袖開始急於求成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直接後果之一是三年困難和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這就有個責任問題了，領導層的分歧逐步演變為政治鬥爭，直至用文革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分歧。有兩個公開的材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研究毛澤東晚年思想，一份是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信（五七指示），這裡可窺見毛澤東理想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另一份是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滴水洞給江青寫了被史學界某些人稱為政治遺囑的一封信，這裡可窺見毛澤東晚年的政治心態。這兩份東西你有嗎？”從林搖搖頭：“聽說過，但手頭沒有。”奚秋瀟的思緒還沒有回來：“第七個入口是過於迷戀自己的成功歷史和戰爭經驗，我記得何方老人說過一句極為精闢的話‘對內以革命黨的路數來替代執政黨的路數；對外以世界革命的狂想來替代現代國際關係規則。’自己的成功歷史和戰爭經驗一定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嗎？長期陶醉於自己的成功經驗武裝鬥爭勝利能不狹隘嗎？；第八個入口是流氓政治和地痞政治，中國革命本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中國革命的成功者中有相當數量是造反的農民，這可以說是一種基本的底色，可惜的是我們有些人一直無意忽視了這一底色，還有更多的人是有意遮蓋了這一底色。中國文革有兩個現象特別值得關注，第一個是社會上層施害者→受害者→施害者的角色循環和社會中下層受害者→施害者→受害者的角色循環。第二個是有底線的人永遠是失敗者，無底線的人永遠是勝利者；第九個入口是歷史充滿着偶然性，十年文革就從來沒有一個相對完整的計劃，可以說一直在相機行事。由於在中國這樣的政治體制中缺乏正常的退出機制，就只能用非常規手段來解決政治分歧、達到政治目的，而任何非常規手段都具有破壞性，都會觸及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從而引起他們的激烈反彈，1967年開始的全面奪權全面內戰就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因為害怕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因為害怕身後被清算，那就只能除惡務盡不留後患，用後來的時髦說法就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這就使得文革的十年，一直表現為毫無章法隨波逐流，地覆天翻波譎雲詭，霧裡看花亂雲飛渡。第十個入口是制度和人的雙向戕害，制度都是人設計制定的，設計制度的唯一宗旨和全部目的，既然是為了保證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這個制度的全部內涵和外延就只能是集中所有人的思想、控制所有人的行為。人設計制定了制度後，制度就成了人的宿主，同時，人也受到了制度的奴役；人為了成全自己，不斷去摧殘同類，又竭盡所能破壞現有的制度，為的是建立一個更不好的制度。如此循環，就造成了制度和人的雙向戕害。制度激發了人內心的邪惡，釋放了人內心的妖魔，保護和繁殖了邪惡，人又一再用這種邪惡妖魔，去不斷地修改補充制度，然後再激發再釋放，再保護再繁殖，再修改再補充，如此往復無限…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評論小說《三國演義》人物塑造時，有一句極為精闢的話‘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欲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你說說，在我們的官場上職場裡，似偽的人，近妖的人，有多少啊？簡直是不計其數啊！無論是略施粉黛還是濃妝艷抹，都有褪去的那一刻，兵匪、地痞、奴性、無賴、卑下、邪惡、虛偽、醜陋、兇狠、薄情、寡義才是這些人人生的底色！1957年，羅隆基說過‘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據說這句話對中共領袖們的刺激極大，但我認為我們還是極大低估了這句話的真正份量。事實一再證明，在中國，知識不幸地一再屈從政治，最終無條件投降政治！如果將某個一知半解的小知識分子包裝成了‘神’，再由這樣的‘神性’統馭着人性，控制着千千萬萬政治機器人戰天鬥地改天換地，那該是多麼可怕可悲的一種局面啊！而當這樣的‘神性’一旦崩塌時，人性會受到很重大的衝擊，會產生極大的失重感，方向目標都會失落，這樣就很可能墜落到獸性的。魯迅先生曾痛徹心扉地指出：‘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裡——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他把某些人稱為‘奴隸總管’真是太絕了！多少年來，中國人只有一個主子就是皇上，其餘統統都是奴才，奴才當然也是有級別的，小奴才受了大奴才的霸凌，再把所受到的所有屈辱轉化成百倍的仇恨夾帶上自己的特殊獸性需求，一股腦兒傾瀉到更低級別的奴才身上，魯迅先生說社會最低層次的黃包車夫回家還能打老婆，中國最不幸的女人，也不是都值得同情的，數不勝數的媳婦多年以後終於熬成了婆，就毫不猶豫理所當然毫無愧色地再去欺壓自己的媳婦，一代又一代悲劇性地無限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