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看了看手表问道：“你急着要走吗？”“我没事，我现在可能比你还清闲一些。”从林笑了起来：“是啊，我就怕领导找我，今天是向他们请过假的，机会难得，多聊会儿。你刚从美国回来吧，对这场美国总统大选风波怎么看？”奚秋潇被从林的问题提起了兴趣：“这件事你今天不提，我早晚也会与你聊，否则憋在心里难受。那时我正在美国，电视里热闹非凡，可惜我不懂英语。回来后，看到报上俄罗斯国家选举机构的一个官员以讽刺的口吻说‘看来美国人应该到俄罗斯来学习如何进行大选。’我没看到任何一个美国人反唇相讥的报道，这就是美国人。从林，你看到过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在宣布最高法院裁决：宣布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允许在该州进行人工重新计票的裁决‘违反宪法’，决定推翻这一裁决，并将这一案件退回佛州最高法院进行重新审理时讲的一段话吗？”从林点点头：“好像看到过。”奚秋潇感慨地说：“我被那一席话震撼了，相对而言，究竟是哪位候选人当选总统已经并不重要了，而是深深植根于美国人心中的法治理念值得震撼，他的大概意思有两点：一是所有人所有事必须守法；第二点是对我最振聋发聩的，对任何规则的任何修改必须在使用规则前。”从林凝神贯注地听了这段话由衷地叹了口气：“这太精辟了，对我们太有指导意义了。”奚秋潇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可惜啊，我们有些人自欺欺人地还在那里嘲笑人家的虚伪，还有一个著名历史学家曾发明了一个著名的比较论，使我瞠目结舌，他振振有词的说道：‘究竟是我们的3000︰0民主，还是人家的1501︰1499民主？’你知道的，这是拿我们的‘两会’（中国大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人家的两院制比较。我认为这已经不是在帮倒忙了，实际上是在搞破坏了。”从林被逗笑了：“奚秋潇，你教过中共党史，怎么看十年文革？”奚秋潇低下头喝了一大口咖啡：“这个问题有点大，我所有的历史知识积累、我所知道的历史真相使我根本不敢触及这个问题。你真算是了解我的，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这代人看来是不可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看清楚写清楚了，一些有识之士在迂回曲折地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寻找到正确的入口十分重要。我想到了十个入口：第一个入口是中共与联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的关系，因为有不短的一段时期，中共不仅受共产国际的政治领导而且还受组织领导。1949年前毛泽东谈到的同错误路线的斗争，或多或少都同那个国际有关。中国的闭关锁国、中国与人类文明主潮与人类普世价值渐行渐远也同建国初‘向苏联一边倒’有关；第二个入口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成了中共的魔症，热衷于与苏俄分割势力范围、沉醉于‘中央之国’的迷梦、期待着万国竞相朝圣的盛景、自认为自己对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尤其是亚非拉人民的解放负有神圣的责任，直到1978年后才停止输出‘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模式。在文革中更是把中国领袖直接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中国是世界革命的心脏；第三个入口是中共建党后党内制度的设计、中共取得政权后国体政体的设计都缺乏权力平衡、权力制约、纠错机制。1957年反右之后，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制约机制就荡然无存了，而且以后的一个个政治运动一次次地矫枉过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了过，不仅不能纠正，而且还用更大的过来弥补来掩饰，这就不能不令人无限痛惜了；第四个入口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积淀，不是说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必须承担多少责任，而是说每一个中国人或许都有某种基因缺陷，都会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成为载体和工具，或是逆来顺受、或是沦为看客、或是大义灭亲、或是卖友求荣、或是助纣为虐。德国在战后对纳粹的反思比较深刻，他们认为纳粹战犯就是希特勒等极少数人，但纳粹思想的萌生和蔓延就远不是那一小撮人能够成就的。1989年2月，两个东德青年翻越柏林墙，其中一位刚满20岁的克利斯被东德警察开枪致死，成为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柏林墙倒塌两年后，柏林法庭对射杀克利斯的东德警察英格·亨里奇以及其他三名东德警察进行审判，法庭最终判决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英格·亨里奇的辩护律师辩称，他仅仅是执行上级命令，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却当庭指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你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那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该主动承担的良知义务。这个著名案例你一定听说过，我看到后十分感慨，尽管有人质疑严谨的德国法官是否会当庭说出那样情绪化的言语，但判决结果却警示人们，即使是在执行上级命令或指示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推卸自己的道义良知责任。窥一斑可知全豹，德国人对历史反思的深度广度烈度令人钦佩；第五个入口是绝大部分中国人没有足以支撑生存的个人财富，职业是国家给予的、住房也是国家给予的、医疗也是国家给予的。自己能够完全支配的财富微乎其微，离开上级、离开组织、离开国家的个人，几乎不可能正常生存。我记得一本权威的美国历史书有一个观点：一个没有财富的人是对社会没有责任感的人。不能说这个观点多么正确，但可以给我们重大的启示；第六个入口是领袖人物的晚年，这个领袖人物，按列宁的说法是一个集团。你看过法国著名记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医学博士皮埃尔·朗契尼克合著的那本《病夫治国》吗？”从林点点头：“看过，那时真感叹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那些国家，竟是由那些重病在身的人在领导着，想想真有些后怕！”奚秋潇重重地吐了一口气：“是啊！我看了也感慨不已。胡乔木在谈到晚年领袖失误时曾感叹道‘历史有时不一定完全合乎逻辑。’据说他还有句名言‘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开始失衡，为了承担解放全人类的历史重任，领袖开始急于求成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三年困难和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就有个责任问题了，领导层的分歧逐步演变为政治斗争，直至用文革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分歧。有两个公开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一份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五七指示），这里可窥见毛泽东理想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另一份是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湖南韶山滴水洞给江青写了被史学界某些人称为政治遗嘱的一封信，这里可窥见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心态。这两份东西你有吗？”从林摇摇头：“听说过，但手头没有。”奚秋潇的思绪还没有回来：“第七个入口是过于迷恋自己的成功历史和战争经验，我记得何方老人说过一句极为精辟的话‘对内以革命党的路数来替代执政党的路数；对外以世界革命的狂想来替代现代国际关系规则。’自己的成功历史和战争经验一定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吗？长期陶醉于自己的成功经验武装斗争胜利能不狭隘吗？；第八个入口是流氓政治和地痞政治，中国革命本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者中有相当数量是造反的农民，这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底色，可惜的是我们有些人一直无意忽视了这一底色，还有更多的人是有意遮盖了这一底色。中国文革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第一个是社会上层施害者→受害者→施害者的角色循环和社会中下层受害者→施害者→受害者的角色循环。第二个是有底线的人永远是失败者，无底线的人永远是胜利者；第九个入口是历史充满着偶然性，十年文革就从来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计划，可以说一直在相机行事。由于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中缺乏正常的退出机制，就只能用非常规手段来解决政治分歧、达到政治目的，而任何非常规手段都具有破坏性，都会触及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从而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弹，1967年开始的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害怕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为害怕身后被清算，那就只能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用后来的时髦说法就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就使得文革的十年，一直表现为毫无章法随波逐流，地覆天翻波谲云诡，雾里看花乱云飞渡。第十个入口是制度和人的双向戕害，制度都是人设计制定的，设计制度的唯一宗旨和全部目的，既然是为了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个制度的全部内涵和外延就只能是集中所有人的思想、控制所有人的行为。人设计制定了制度后，制度就成了人的宿主，同时，人也受到了制度的奴役；人为了成全自己，不断去摧残同类，又竭尽所能破坏现有的制度，为的是建立一个更不好的制度。如此循环，就造成了制度和人的双向戕害。制度激发了人内心的邪恶，释放了人内心的妖魔，保护和繁殖了邪恶，人又一再用这种邪恶妖魔，去不断地修改补充制度，然后再激发再释放，再保护再繁殖，再修改再补充，如此往复无限…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评论小说《三国演义》人物塑造时，有一句极为精辟的话‘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欲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你说说，在我们的官场上职场里，似伪的人，近妖的人，有多少啊？简直是不计其数啊！无论是略施粉黛还是浓妆艳抹，都有褪去的那一刻，兵匪、地痞、奴性、无赖、卑下、邪恶、虚伪、丑陋、凶狠、薄情、寡义才是这些人人生的底色！1957年，罗隆基说过‘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据说这句话对中共领袖们的刺激极大，但我认为我们还是极大低估了这句话的真正份量。事实一再证明，在中国，知识不幸地一再屈从政治，最终无条件投降政治！如果将某个一知半解的小知识分子包装成了‘神’，再由这样的‘神性’统驭着人性，控制着千千万万政治机器人战天斗地改天换地，那该是多么可怕可悲的一种局面啊！而当这样的‘神性’一旦崩塌时，人性会受到很重大的冲击，会产生极大的失重感，方向目标都会失落，这样就很可能坠落到兽性的。鲁迅先生曾痛彻心扉地指出：‘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把某些人称为‘奴隶总管’真是太绝了！多少年来，中国人只有一个主子就是皇上，其余统统都是奴才，奴才当然也是有级别的，小奴才受了大奴才的霸凌，再把所受到的所有屈辱转化成百倍的仇恨夹带上自己的特殊兽性需求，一股脑儿倾泻到更低级别的奴才身上，鲁迅先生说社会最低层次的黄包车夫回家还能打老婆，中国最不幸的女人，也不是都值得同情的，数不胜数的媳妇多年以后终于熬成了婆，就毫不犹豫理所当然毫无愧色地再去欺压自己的媳妇，一代又一代悲剧性地无限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