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勝利法是中國人的民族特點之一。在魯迅先生的筆下，阿Q就是這一民族精神特徵的具象化。之前，由於中共的意識形態解讀與曲解，許多人以為：這一精神勝利法是中共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社會）的結果。

然而在我最近閱讀西方漢學家對鴉片戰爭的研究，對古代知識分子的閱讀，以及對儒家經典的粗淺理解，讓我懷疑：精神勝利法或者是儒家哲學的邏輯延伸？

孔子的儒家思想，核心是“仁”，簡單而言，就是要君子，或大人先生們，或權貴階層心懷仁慈，體恤下民，好維持其長期統治。而“仁” 是一個有多種解釋的概念。常見的所謂“仁者愛人”。愛人，推己及人。不只是考慮自己，還考慮他人。通過對自己的理解，理解他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通過對他人的理解，對他人心存仁愛，好維持現存的統治秩序。

“仁”是針對君子或統治階層的，不是普通小民或被統治者的。而“仁”強調的是精神，即統治者要有仁愛的精神。然後在施政時能夠貫徹這一精神。在孔子看來，就可以恢復理想的三代（夏商周）之治了。

孔子強調的是統治階層精神的正確或強大。他以為春秋之亂世，其亂的根源在人心，尤其是統治階層的精神層面的病態。孔子認為：如果統治階層能夠繼承上古三代政治思想的精華，即儒家認為的“仁”的話，一切就能迎刃而解。

之後的宋儒，我沒有研究，只是從粗淺的“存天理滅人慾”的解讀來看，與孔子的所謂“仁”沒有本質的區別，也許說法不同，但強調統治階層的精神修養這一點是一致的。

比如，宋人李覯在其《袁州州學記》中，甚至認為：秦朝之短命滅亡與兩漢能夠延續數百年的主要教訓在於：秦人不讀詩經、書經，因而見利忘義；漢代統治者努力於學術，利用“教道”“結人心”，維持了長期的統治。

儒家一直認為：治亂在於人心。漢代的“治”在於用儒家通過“教道”來“結人心”；秦朝的缺點就在於“焚書坑儒”, 放棄了洗腦教育，專注於愚民，但是結果是民眾唯利是圖，最終導致強大的秦朝短命亡國。

既然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把精神層面的控制看作“治術”的核心，那麼，我們就無需奇怪，全體國民都把精神看作決定性的、比物質層面的東西，比如武器、經濟等更為重要、更為強大。

也許這就是阿Q，以及今日中國民眾中的絕大多數人，之深種了精神勝利法的邏輯前提。儒家思想以及儒術的強調精神（“仁”、“天理”、“心”、等）埋下了精神勝利法的因子。當中華帝國強大、或至少在中國的領土範圍內強大的時候，儒術的強調精神層面的教化，服務於統治階級，“結人心”、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

而當面對鴉片戰爭以來的強大外來挑戰時，特別是屢戰屢敗的現實挫折之時，儒術作為幾千年來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無法面對自己的失敗（統治者的失敗就是統治意識形態的失敗），於是精神勝利法應運而生。事實上，初期的精神勝利法是以清朝統治階級特別是官員們的謊言開始的。

英國新晉歷史學家朱莉·樓福爾（Julie Lovell）2011年出版的《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的構建》（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活靈活現地展示了鴉片戰爭前後，清朝官員，從被後世奉為“民族英雄”的林則徐，到被污名化為“賣國賊”的琦善，以及奕山、關天培等一些列官僚如何通過向皇帝撒謊，而獲得嘉獎與升官，用口頭上、書面上的“勝利”來掩蓋自己的無能與現實中的失敗。

比如，林則徐把1839年清軍與英軍在海上的一起武裝衝突寫成了清軍將士英勇殺敵的宣傳片，卻隻字不提清軍的傷亡、英軍的船堅炮利。再比如，琦善總督廣州的時候，英軍成功占領廣州，但是琦善的奏摺卻能夠把清軍的失敗寫成英軍的。當然，我們不能認為：林則徐、琦善之流有精神心理疾病，分不清現實與虛幻。我們知道，他們的撒謊或精神勝利是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與權勢，在一個專制國家，撒謊以愉悅專制帝王是一種常態。

然而，被統治階層教化或洗腦的社會下層是否依然保有分辨現實與虛幻的能力呢？我想，有許多人能夠，但是也有許多人不能。而魯迅筆下的阿Q、孔乙己，1900年左右的義和拳匪徒、乃至今天中國的所謂“小粉紅們”、“五毛黨”都是中國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從儒術發展出來的精神勝利法的犧牲品。

儒家思想之蛻化為儒術，統治手段的一種，成為為幾千年中國式專制制度服務的意識形態不是孔子的錯，孔子似乎真誠地想要回到古代的黃金時代。生長在春秋的亂世，孔子理想化古代政治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種對春秋時期政治的批判。早期儒家思想作為一種學術思想本身是含有批判現實、希望改變現實的理想主義精神的。

然而在漢代被改造成漢王朝的意識形態後，早期儒家思想的鮮活與生命力就開始枯萎了。儒家被簡化、抽象化為治術（統治手段），喪失了其理想主義、批判現實的維度，淪落為服務於中國式專制制度的意識形態、五四先賢們批判的“禮教”。所以五四運動會喊出“打到孔家店”的口號，而魯迅等人都批判過“吃人的禮教”。淪落為禮教的儒術體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在綿延達兩千餘年的中國式專制制度的社會背景中，孵化出“精神勝利法”、“八股文”、女子裹腳、貞節牌坊、愚孝愚忠行為等種種中國式古怪。

阿Q作為中國下層民眾精神勝利法的典型人物，實在是中國特色的人物。而精神勝利法作為中國式古怪之一、作為中國民眾最突出的心理特徵，也實在是中國特色的心理。作為兩千年中國式專制的主流意識形態，儒家思想、特別是儒術即便不是精神勝利法的親生父母，怕也難辭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