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王道主義

余東海

民生凋敝，意味着政權敗壞；

民權喪失，意味着特權猖獗；

民德敗壞，意味着官德崩潰。

-----東海律

一

百年來中國特色的自由派，往往不明自由主義之正義，或不真，有名無實，實為民粹，假冒偽劣；或不正，思想混雜，實為雜家，雜七雜八。胡適是中國自由派宗師，最為優秀，但思想中也混雜了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及民主主義之類東西，小醇而大疵。其它自由派就更等而下之不足道矣。

特用儒眼看一下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有廣狹二義。美西政治有左右之別，如美國，共和黨代表右派，被稱為保守主義；民主黨代表左派，被稱為自由主義。這個自由主義就是狹義的。事實上，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屬於自由主義。保守派屬於古典自由主義，更能代表自由主義，更正宗。亞當斯密、哈耶克都是古典自由主義大師。

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平等，堪稱自由主義和現代文明五常道，為美西左右兩派共同信奉。但兩派側重點不同，右派側重法治，重視秩序和傳統美德。

左派則更加強調平等，容易導致平等擴大化，造成對法治和秩序的損害，甚至以平等自由的名義，縱容國內外不良勢力。故美西左派往往有兩面，一方面高舉人權自由的旗幟，一方面又綏靖兩極主義和恐怖主義。注意，美西左派雖非自由主義正宗，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良傾向，原則上仍屬正派。

論道德和政治品質，美西右派高於左派，但也有限。因為右派所保守的傳統美德，根植耶教，根基虛弱。即使佛道兩教也不足以為人道提供真實中正的道德資源，何況耶教。政教分離之後，耶教正面作用有所彰顯，終究有限，越來越收拾不住美西人心矣。尤其是左派，越來越離心，連一些形式都不願遵守了。

傳拜登就職典禮上  為拜登、哈里斯禱告的牧師一反兩百多年的傳統，在禱告結尾不是說“奉耶穌之名禱告，阿門！”而是說：“奉共同信仰的名禱告，阿門！”因此受到保守派批評。撇開觀點和政策不論，我倒覺得這句禱告更好。未來中國人禱告和宣誓的時候，可以說：奉昊天上帝之名宣誓，欽哉！

注意，在西方五常道中，唯自由可以主義化，民主人權平等只能圍繞着自由轉，從制度和價值觀兩個層面維護自由，它們本身不能主義化。自由如正室，民主平等如妾婢。民主主義、平等主義都是本末倒置，都會構成對有序自由的侵犯。

例如，民主是好東西，民主主義就成了壞東西。可惜很多馬邦人分不清楚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區別，不知道兩者有正邪之別。

有一個小故事：在美洲殖民地和宗主國英國關係日益緊張之時，美洲民眾對駐守當地的英國軍隊肆意挑釁。一次，一群當地民眾對哨兵圍攻尋釁，被慌亂的哨兵打死了幾個。幾名哨兵被扭送到當地刑事法庭。當時還是律師的約翰·亞當斯為被告辯護。在最後陳詞部分有下面一段話：

“事實是件很頑固的東西，隨我們怎樣期望，怎麼偏向，如何情不自禁，也改變不了事實和證據！法律這東西，一方面漠視嫌犯的哭號與哀告；但另一方面，它是聾的，對群眾的呼聲充耳不聞。”

這段話可以視為法治原則：法律不受民意左右，事實和證據至上。這就是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根本區別。亞當斯認為：“民主從來不長久，很快就開始自暴自棄、甚至自殺。”人們提及這句話的時候常常在“民主”前面加上“絕對的”三字定語。其實“絕對的民主”就是民主主義。

二

民主主義、平等主義、平均主義都屬於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都屬於集體主義。民粹主義和集體主義都是邪說邪路，是通往極權主義的捷徑。

說五四倡導德先生賽先生，是一個流行百年的大誤會。五四既沒有德先生，也沒有賽先生，兩個東西都是假貨，都是民粹主義假冒的。所謂的德先生，並非民主而是民主主義，與真民主南轅北轍；所謂的賽先生，並非科學而是科學主義，後又狹隘化為科學社會主義，與真科學背道而馳。

將西方政治說成資本主義，也有污名化之嫌，西方現代政治是自由主義，哲學上依託於人本主義，制度上落實為民主憲政。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本質截然不同，主要不同有五：

論哲學背景，前者是人本主義，後者是物本主義；論政治哲學，前者是個人主義，後者是集體主義；論政治制度，前者是民主制，後者是黨主制；論經濟制度，前者是私有制，後者是公有制；論教育，前者是自由教育，後者是馬學第一。

注意，在馬家社會，社會主義也非真實，社會並無本位的資格，社會之上還有國家，國家之上還有黨。所謂社會主義，實為黨主義和權主義。黨大國大，天大地大，無非權力最大。這就是極權主義的共性。

極權主義有百害而無一利，害慘了民眾，也害慘了精英。弱勢群體中，多少老實人被逼成騙子，多少善良人被逼成罪犯；精英群體中，多少政治精英墮落為貪官惡吏，多少文化精英墮落為奸佞小人，多少特權階級積惡亡身死於非命。

美國《華爾街日報》曾援引知情人士之言，說習君曾在高官內部會議說：“你們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其實，死於內鬥和自殺，死在監獄和刑場的馬幫官員更多。嗚呼，馬家極權主義害慘了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害慘了中國，把大好神州變成獸域、監獄乃至地獄！

民不聊生之後一定是官不聊生，這是我重複多次的一句話，堪稱一個社會定律，卻是多數官員難以理解的。民憤有個體性和整體性之別。個體性民憤的發作，勉強尚可預防；整體性民憤的發作，則無從防起。

民憤民怨、社會戾氣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通過各種方式發作出來，自下而上的造反作亂是一種方式，自上而下的反腐打虎也是一種方式，極左時代暴君暴民結合的各種運動，也是民憤民怨、社會戾氣爆發的一種方式。

總之，害人終將害己，罪惡必然反噬，把別人逼得無路可走，自己也就走上了絕路。這也是命運共同體的一大要義。

特權階級浪費財富、浪費資源，也浪費了它們自己；它們草菅人民、草菅人命，更草菅了它們自己。大權高位，本是為己立德、為民立功、為子孫積福的大好工具，卻被它們用於謀取眼前一時之利，滿足肉身一己之私，自絕於天道和天下，自貽無窮後患，遺禍子孫後代，豈非對權位和生命最大的浪費。

浪費生命是最大的浪費，草菅良知是最大的草菅。

非常欣賞《斯大林治下死刑人數比沙皇30年多1600倍》一文結尾的話：“歷史是無情的，一切泯滅人性的社會制度都將被人民推翻、被歷史拋棄，那個曾經如此強大的國家和那個國家無情的制度今天都已不復存在。”暴秦、納粹、蘇俄和所有強大一時的極權主義都是堅而不久的，無法擺脫被推翻和拋棄的宿命。

馬學就是民粹主義、集體主義、極權主義之集大成。

或謂馬學不是洪水猛獸。馬學當然不是洪水猛獸，馬學導出來的大半個世紀、小半個地球的人道災難，遠遠超過古來任何水患獸害。這是典型的學術之禍。其禍之大，其害之深，是任何邪說望塵莫及的。

大愚必惡，大惡必愚，所有極權主義都是愚昧和邪惡的統一。能將愚惡統一得最圓滿、發展到最大程度者，非馬學導出來的馬幫莫屬。馬幫成立以來，干盡史無前例的蠢事壞事，既害慘了吾民吾族吾國，也害慘了它們自己。

欲救民救國救馬幫中人，必須撥亂反正。《公羊傳》哀公十四年說：“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春秋。”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中也有此言。撥亂世，撥以春秋大義；反諸正，返回王道之正。

唯儒眼才能明辨極權主義、集體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非，予以最徹底的揭露最堅決的批判，唯儒家才能撥亂反正，重開王道。

三

儒家在政治上堅持民本位，反對君本位，也反對社會本位、國家本位。儒家認為，把國家定義為“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極端錯誤。國家應該是文化道德優秀的政治精英保護人民、發展文明的工具。

發展文明的核心是堅持公道主持正義，提升民德開發民智，保護人民的要旨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人權。人權三要素即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保護人權是國家的第一責任和基本價值。

儒家與自由主義則有異有同。兩者不同點有三。其一、意識形態不同。前者仁學，以仁為本，立足人道，上達天道；後者人學，以人為本，立足人道，不明天道。其二、制度形態不同，前者禮樂制度，禮法並重，德主刑輔；後者民主制度，法治。其三、教育形態不同，前者自由教育，重在自由和理性；後者是仁義教育，重在德性和人格培養，以儒學為第一學科，教權在儒。

儒家和自由主義有三個共同主張：一、主權在民，政權的建立、政府的成立要獲得人民的認同，即具備民意合法性；二、人民高於國家，即人權高於主權；三、王道憲政和自由憲政，憲政原則相同。

儒家也認同天賦人權論，只不過對天的認知獨具一格。天賦人權是近代自然法學派的一個重要概念，意謂人具有天生的生存、自由、追求幸福和財產的權利。多年前東海提出中華特色的天賦人權論：人權為性與天道所賦。

此論有三層義：一、天道賦予天性，天性賦予人權，賦予每個人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二、人人天性平等，故人權平等；三、人權本於天道。

故儒家在政治上與自由主義不僅不矛盾，而且精神相通。王道憲政可以完全吸收自由憲政的精華，儒化的社會也可以將自由憲政視為次優選擇。

東海持續遠距離關注美國和西方，就是為了發現其政治和制度各方面的優缺點，以備未來中國鏡鑒之用，優點當認真吸收，從善如流，缺點則引以為戒，避免重複別人走過的彎路。極權主義沒有未來，未來中國道路無論是選擇仁本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對於美西都是要儘量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

特此重申，欲建設任何良制良法，都不能反孔反儒。反儒會反掉一切正常、正確和正義，不僅反掉王道禮制的希望，也反掉自由法治的可能。在反儒社會，最後成功的一定是最邪惡的人和勢力，建立起來的一定是最反常反動的政權和制度。

2019年90歲時茅于軾先生在《我的喜悅與期待》中言：“我最大的缺憾，很簡單，就是這裡還是一個專政社會，我希望能夠儘快地變成一個民主法治憲政的國家。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來到，可能我看不見，但也不會太遠了。”

茅先生是國內自由派代表人物，當年在大午山莊一面，稱之為自由派中的君子人。聖賢君子有中道、外道之別。孟子稱：“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伯夷柳下惠就是外道聖賢。茅先生在自由派中亦完全夠得上君子之稱。

贊同茅先生的話。不過，我更希望馬邦能夠儘快變成王道之國。仁義加自由，就是王道。君子人可以是自由人，仁義政治更應該是自由政治。

一清廳友喜歡說，自由農工商，擊節而贊。儒者而有此高見，知此政治大義，頗為難得。索爾仁尼琴說過一句名言：“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東海曰，真言一句重如山！

農工商特別需要經濟自由，自由經營、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及自由生育，這是庶之富之最好的辦法。吾民吾族智商最高，創造創新能力最強。農工商若得自由，中國很快就可以迎來智能大爆發的時代，民富國強，何難之有！

但我想為一清廳友加一個字：自由士農工商。士即文化人，特別需要言論自由，包括出版、集會、結社、教育等自由。文化人自由，才能盡教育、教化的責任，成為道德和文明的先鋒隊。

王道政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制之以法，王道自由以禮法為雙重邊界。精英文質彬彬，言行合禮；民眾皞皞如也，舒暢自由，與西方人民一樣享有四大自由，並可以受到更加妥貼的教育、關懷和保護。官有有官的威儀尊嚴，民有民的權利自由，各有禮法保障。

注意，王道自由不完全平等，而是呈金字塔形，越底層自由度越高，越高層自由度越低。蓋法制民眾，禮制精英，三界精英須遵四勿之約。權位越高越不自由。

到了天子之尊，地位最高權力最大，人身自由度最低，一言一行都要接受禮制的約束。《禮記·玉藻》謂“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尚書大傳》卷二：“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左輔右弼前疑後承，對於天子，既是侍奉，也是監察和約束。

結語

根據社會品質和特性，人類社會可分為五類：君子社會，正常社會，夷狄社會，盜賊社會，邪教社會。

夷狄社會、盜賊社會、邪教社會都屬於野蠻社會，然野蠻程度不同。夷狄社會是低文化，低政府，低秩序，一般野蠻；盜賊社會是反文化，反政府，無秩序，非常野蠻，叢林化；邪教社會是邪文化，惡政府，惡秩序，極端野蠻，監獄化地獄化。馬家社會極左時代屬於邪教社會，右中時代屬於盜賊社會。

儒家文化導出來的是君子社會，政治王道化，制度禮樂化；自由主義導出來的是正常社會，政治自由化，制度民主化。這兩種社會都是文明社會。

儒家隨着清朝的敗亡徹底退出了政治領域，此後世界上就沒有了儒家社會。日本是當今世界最有儒味的國家，但本質上仍屬自由政治和西方文明。

有微友將大陸、台灣、香港、澳門說為近代中國四塊實驗地，大陸為馬列主義實驗地，台灣為美國政治實驗地，香港為英聯邦政治實驗地，澳門為葡萄牙歐洲政治實驗地。其實，台灣、香港、澳門政治大同小異，都屬於自由主義範疇。

小異處，除了美英政治各有特色，台灣特色在於中華文化。然台灣之中華文化，本來基礎薄弱，經民進黨去中國化的摧殘，又更衰微矣。希望不久的將來，儒家有機會重建取回道統地位，至少擁有一塊實驗地。

2021-10-16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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