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各級共產黨人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風風雨雨已經一百年，不容忽視，共產主義是人類文明的最理想狀態，中國共產黨聚集了把中國建設成人類最美好家園的理想主義者，是人類社會的精英政黨。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由於保守的北洋政府對黨派持禁止的政策，中國革命的先驅孫中山組建的中國國民黨也舉步難行，共產黨與國民黨在患難之中，在蘇聯的共產國際撮合中開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體黨員保持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開始組成國民議會，建立軍事學校，實施孫中山先生從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囯大綱。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成功的，在蘇聯的扶持下，國會制的中華民國政府逐漸取代了軍閥的北洋政府，得到了國際的支持與認可。俗話說：患難容易相處難，一個軍政權取代另一個軍政權後，由於蔣介石違背了容共的合作協定，對共產黨人進入瘋狂的清除與打壓，致使很多正義的國民黨將領在共產黨的組織下，紛紛起義建立屬於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國共兩党進入了軍事對抗。

當然中國共產黨內也有不同的派系，由始至終黨內的分歧與鬥爭從未停歇過，從陳獨秀的妥協主義，到王明的教條主義，每次都幾乎讓中國共產黨陷入危難境地，理想信念是維持共產黨頑強抵抗的精神支柱。

在經歷壓迫與抗爭中，經過各種努力，我們創造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機遇，有了共同目標，仇敵也能瞬間化解。第二次國共合作順應民心，一致抗日，我們成功的把蔣介石逼上抗日的軌道，既消耗了國民黨軍隊的兵力，又讓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發展壯大，形成了有效的抗衡力量。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成功，曝露了國民黨政府的不和，汪精衛與蔣介石的分裂讓我們吸取了教訓，必須有高度統一的中央領導機構，才能取得勝利。讓中國共產黨有了建立全國政府的底氣，證明了統一戰線的工作方式的成功，也讓大部分國民黨人士及各民主黨派站在了支持共產黨的立場。

國共兩黨由始至終都有共同的理念，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統一，也是我們達成一致的初衷，如今蘇聯已經解體，共產國際亦已消失，馬克思主義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均受到質疑，我們有必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把集體所有制與股份經濟概念融合，讓全民所有制轉變為股市，取消製造各種貪污腐化溫床的國有壟斷經濟，讓中國共產黨健康發展。

共產主義與大同世界實質上是同一理念，只是實現方式不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帶有暴力理念，並且不符合恩格斯對共產主義的解釋，恩格斯認為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學說，一切都存在必要的條件，即是生產力高度發達，人口素質極大提高等條件。

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大同世界也是支持天下為公的境界，對社會的要求以賢能治理，賢能具備講信修睦的道德修養，也符合共產黨人無私奉獻的精神。如今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作為外來勢力，缺乏後備人才，本土化又沒有民進黨具備優勢，發展艱辛，共產黨作為國民黨的患難之交，同祖同宗，理念有共鳴，為了統一中華、完成憲政的共同目標，有必要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

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地區不能盯着台灣，因為台灣已經是國際化區域，任何人任何政黨都決定不了台灣的前途與發展方向；我們共產黨需要開放大陸的部分發達地區，吸引國民黨回家發展，建立政治特區，讓國民黨在中國自由發揮，讓他們帶着台灣經驗來解決大陸的各種社會問題，也好把人民對政府不滿的情緒轉移到國民黨身上。

中國共產黨有建立特區的經驗，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為了平息黨內的分歧，設計出經濟特區，帶來現代的經濟繁榮與科技發展，讓中國重新與世界接軌，走向高速發展的道路。如今在國內矛盾不斷，國際衝突常態化的內憂外患之際，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研究鄧小平提出的黨政分開，避免黨內政治鬥爭，是最好的時機。

七十年來，由於中央及各級政府機關的選拔領導幹部機制，造成大量的投機分子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共產黨，他們根本沒有理想信念，有權有勢就開始貪污腐敗，玩弄權術，給中國共產黨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打不絕，捉不盡，如同前赴後繼的革命先輩，或許國共合作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初選地區應該是上海、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這些台灣活躍，且人口素質較高的地區，給予除了軍隊及外交關係之外的自治權，既符合訓政時期的要求，也不會受台灣政治的制約，中國國民黨作為政黨，在中國任何範圍內設立黨支部參政符合中華民國憲法。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中央是蔣介石的派系分支，在歷史中的二次合作都認為吃了大虧，並且進行過反共仇共的意識形態教育，我們需要努力的是能否成功把他們吸引回來，開什麼條件，讓他們再次站在對等的關係中，進入兩黨合作的狀態。

通過第三次國共合作，培養國民黨的信心，讓國民黨發展符合他們意識形態的人才，融合兩岸民間關係，當台灣人民習慣了與特區的自由往來，就沒有人把選票投給台獨勢力，協助中國國民黨重新回到台灣的執政黨地位，兩岸就能走向統一進程，下一步就是軍隊、國際關係的統一問題！

熊競超（秉公堂準會員，政治學及MSW/MPP的PhD ）

於舊金山

2021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