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接續：習近平、江澤民曾慶紅、鄧小平，誰更殘忍？（中）

江澤民、曾慶紅與FLG

我們可否因信仰不同而丟棄人類的悲憫之心？

1999年7月19日，江澤民、曾慶紅作出了取締、鎮壓FLG的決定，7月22日，FLG被正式宣布為非法組織。

2001年1月23日（農曆大年三十）的天安門自焚案，極有可能是江澤民、曾慶紅、羅干授意、策劃、部署的。

江澤民、曾慶紅下令成立了610辦公室，調動司法、警察、軍隊、媒體、教育系統等官方機器，在全國各地設置洗腦班、勞教所、黑監獄，使用非法拘禁、強迫勞動、人格侮辱、精神折磨、肉體酷刑、活摘器官等手段迫害、摧殘FLG學員。被非法抓捕、拘禁、關押的FLG學員可能高達數百萬。

在親赴山東、遼寧、吉林等地調查FLG學員受迫害情況後，人權律師高智晟於2005年12月12日發表了致胡錦濤、溫家寶的公開信--《必須立即停止滅絕我們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蠻行徑》，信中寫道：
幾乎百分之百的女同胞的女性性生殖器、乳房及男性性生殖器，在被迫害過程中都遭到了極其下流的攻擊，幾乎所有被迫害者，無論你是男性還是女性，行刑前的第一道程序就是扒光你的所有衣服，任何語言、文字的功能都無法複述清或者再現我們的政府在這方面的下流和不道德！

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喬高（ David Kilgour）和國際人權律師麥塔斯（David Matas）2006年7月6日發布的《關於調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指出，“在2000年至2005年，中國至少有41,500例器官移植，器官來源不明”，報告認為“至今仍持續大規模地對FLG學員進行非自願的器官掠奪”。麥塔斯律師說，這一罪行是“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獨立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2014年8月出版的《大屠殺：大規模屠殺，活摘器官，中共對異議人士的秘密解決方式》一書估計，自2000年至2008年夏，約有65,000名FLG學員被掠奪器官而死。

江澤民、曾慶紅是製造FLG之難的雙元兇。身為中組部部長、中共國安情治系統“大特務頭子”、江澤民心腹、軍師的曾慶紅， 在決策、策劃、部署、實施、推進對FLG的鎮壓、迫害、殺戮中所起的作用，不亞於江澤民。

某些西方政客將中共當今在新疆實行的相對溫和的維穩、控制措施稱為種族滅絕、反人類罪行。什麼才是真正的反人類罪行？什麼才是真正的群體滅絕？習近平上任後的中國的人權狀況，是比以前差，還是比以前好得多得多？在公允地回答這些問題前，你應該先了解一下江澤民、曾慶紅對FLG的鎮壓。

江澤民、曾慶紅迫害FLG期間，沒有一個美國政要站出來為FLG發聲。
在迫害FLG的高峰期1999年~2006年，美國政府未就江澤民、曾慶紅對FLG學員的大規模抓捕、關押、酷刑、摧殘、殺戮、“群體滅絕”，採取任何抵制、制裁措施；
從1999年到2018年底，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副總統、國務卿譴責過江澤民、曾慶紅的暴行；
長期沉默的還有美國參、眾兩會議員們。直至2016年，美國眾議院才通過了一項決議案，呼籲中共停止其活摘器官的恐怖行為，並立即釋放所有的法輪功學員和其他良心犯。

這是個裝模作樣的馬後炮。在這一決議案作出的兩年前，活摘人體器官獸行已經被習近平下令終止，2014年12月3日，中國政府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器官移植只能使用公開、透明、無償的公民捐獻。


江澤民、曾慶紅與活摘

2000年是中國器官移植的分水嶺。2000年中國肝移植相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而江澤民、曾慶紅、羅干開始鎮壓FLG的時間，恰恰是緊鄰2000年的1999年7月。

中國器官移植的巔峰期是2005~2006年。

在巔峰期之前的2004年，“器官移植狂人”黎磊石的腎移植中心完成了超過1000例腎移植手術，平均每天3例。黎磊石本人共主刀或參與過數千例腎臟移植手術，包括1996年1月與其二哥黎介壽聯手活摘刁愛青。

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總醫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長沈中陽，截至2005年3月17日共完成了一千六百例肝移植，這一數字在全世界同行中也位居前列。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仁濟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強曾自述：“對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現在簡直像上癮一樣，每周至少做二至五台肝移植，失敗了也不怕，認真總結分析，第二天就會繼續做。”

2005年7月，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世界肝臟移植大會上首次承認：中國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死刑犯。在同年11月7日的世界衛生組織（WHO）會議上，黃潔夫再次公開承認：中國絕大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於死刑犯（但黃潔夫一直不承認對FLG學員的活摘）。

邪惡盛極而衰的第一個重要轉折點是2007年。2007年3月31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署名頒布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中國的器官移植行情開始急轉直下。條例頒布時，中國能做器官移植的醫院多達600多家，經過整頓，2008年，獲准做器官移植手術的醫院縮減為163家。

2012年3月，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表示，一個全國層面的（公民逝世後）人體器官捐獻體系正在建立之中，目前試點工作已在16個省市展開。取消死囚器官捐獻這一承諾，代表了“政府層面的決心”。

2014年12月3日，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醫院協會人體器官獲取組織聯盟主席黃潔夫代表中國政府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公民逝世後（公開、透明、無償的）自願器官捐獻將成為器官移植的唯一器官來源。

2015年3月15日，原衛生部副部長、時任中央保健委員會副主任、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黃潔夫在做客鳳凰衛視《公益中國》節目時表示，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鏈，周永康落馬才打破這種利益鏈。

節目中，主持人許戈輝問：到底有多少人在等待器官移植？

黃潔夫說：現在在全中國大陸，不包括香港、台灣，全中國現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是2.2萬人，這個是準確的數字。為什麼呢？為什麼現在才有這個準確數字呢？就是我們取消了死刑器官的來源以後，變成一個透明、陽光的，可以追溯，可溯源的這樣（一個）器官移植體系。

註：2.2萬這個數字存疑。之前的2015年1月10日，黃潔夫曾做客吳小莉主持的鳳凰衛視《問答神州》節目。該節目主持人的發言中有如下內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統計，中國大陸每年約有150萬人因為器官功能衰竭需要進行器官移植，但每年僅有不足1萬人得到供體。
https://news.ifeng.com/a/20150111/42906812_0.shtml

也許兩個數字並不矛盾，即，有器官移植需要的150萬人中，只有2.2萬人有經濟能力預約、等待器官移植。

許戈輝接着問：您說由於取消了死囚器官移植，這個事變得透明了，可是之前這個需求量有什麼不透明的呢？

（中間省略了一串黃潔夫回答、反問及許戈輝多次追問的內容）黃潔夫說：你說（的）這個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講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想清楚了，一定這個事情，因為你國家沒有個透明的體現，這怎麼來的你也不知道，做多少也是秘密，那這樣的，實際上很多東西，都是一筆糊塗帳，是多少你不清晰。可是在實際上，一個器官移植不是說你有指征就能做的，第一要錢，簡單的說，因為我們現在，我們國家的器官移植，不是屬於高端醫療衛生服務，一般的人是很難負擔幾十萬這個器官移植的費用的。但是這個手術，還有術後的維持，一個肝移植最少要60萬以上，一個腎移植也要30萬以上，所以對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是天文數字。所以很多人是因為這個，他30萬中間有相當一部分人是交不起這個錢，他就不做了。

在節目中，黃潔夫還指出：2014年，是中國器官移植中間接受考驗的一年，這個時候我們很感謝黨中央國務院，有這樣好的氛圍，這種氛圍是建立在什麼？反腐敗，沒有這個打老虎、打蒼蠅，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宣布取消這個，明白我的意思了嗎？所以這個是國際國內的環境，特別是我們國內反腐倡廉的大的氣候，才能夠使我們能夠宣布這一點。

許戈輝問：為什麼打大老虎，就能把這個死囚器官這個事情，能夠給推翻呢？這大老虎到底是指什麼人啊？

黃潔夫回答說：太清楚了，大老虎這個知道，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們政法委書記，是這個原來的政治局常委，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這個報紙天天在這講他的背景的。那這個死囚器官的來源在哪裡，這不是很清晰了嗎？實際上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屆的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的支持，這一屆得到了習主席跟克強總理的支持，不然是很難完成這件事情的。

2013年11月5日，香港《鳳凰周刊》發表了一篇報道，題為：中國人體器官買賣的黑幕。以下為報道的內容摘錄（比較長）：

《長春城市晚報》2006年3月4日報導了一則離奇的百里“摘心”術。2月27日，浙江二十八歲的心臟病人謝抱時，在弟弟陪同下乘飛機來到吉林大學第二醫院。入院檢查後發現，他患的是“終末期擴張性心肌病”，必須馬上做心臟移植，否則性命不保。可上哪去找願意把心臟捐獻出來而自己去死的人呢？

（入院）第二天就找到免疫匹配的心臟

報導沒有透露心臟的來源，只說醫院第二天就找到了免疫匹配的心臟。“二十八日早上十點多，吉大二院腎病內科主任苗里寧，乘救護車趕往距長春五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取供體心臟，十分鐘就摘下一名男子的心臟，放在專門的心臟冷凍保護液中，然後以一百八十公里的時速趕回吉大二院，三小時後，那名男子的心臟就在謝抱時的體內跳動起來了。”

（會診後第二天就同時找到了匹配的肝和腎）

2006年5月19日，《南方日報》在報導轟動全國的齊齊哈爾第二製藥廠“亮菌甲素”假藥造成數十人死亡的同時，還報導了中山三院肝移植中心如何搶救中毒患者的事。

報導說，5月16日，專家在會診後給中毒患者任貞朝開出的治療方案是：馬上進行肝腎聯合移植。“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僅隔一天時間，省外就傳來好消息——配型與病人吻合的肝、腎（同時）找到了。十七日下午六時，肝、腎被火速空運到了廣州。八小時後，手術順利完成。”

就在普通民眾為這些神奇高效的移植手術感到欣慰高興時，國內外的醫學專家們卻疑惑深重：
作為常規外科手術，器官移植技術本身並不難，難點主要在於匹配器官的找尋。國際社會上要找到一個合適的肝臟腎臟一般要等好幾年，為什麼“找尋奇蹟”卻在中國頻繁發生呢？

根據官方公布的每年移植數量，中國已成為美國之後的第二大移植大國。。。特別是2002年以來，中國移植業迅速發展，每年開展的器官移植手術超過一萬例，2005年達到了創紀錄的一萬兩千多例。

然而很多國際醫學專家稱，中國實際移植量比美國多很多。2010年3月，《南方周末》記者在《器官捐獻迷宮》採訪中山一院副院長何曉順時得悉，“2000年是中國器官移植的分水嶺。2000年全國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十倍，2005年又翻了三倍。”而官方公布的數據2000年只比1999年翻了一倍多。

註：按這一說法，2005年中國器官移植手術可能多達數萬例。

大陸換腎跟買豬腰子一樣容易

2006年5月17日《華夏時報》報導了一則新聞：“四十八小時兩次換腎二十二萬換來財命兩空”。

患尿毒症的安徽阜陽四十九歲的薛燕林，2004年12月19日住進了北京市海淀醫院移植中心，九天后的28日下午，醫院從外地取回腎源。在只做了血型和群體反應性抗體（PRA）測試、而沒做淋巴細胞毒交叉配型試驗，以及人類白細胞抗原系統（HLA）等檢測的情況下，當晚十時十分薛被推進了手術室，直到十一點主刀大夫韓修武才從內蒙古赤峰趕回北京，匆匆進入手術室。

四小時後薛被推出手術室，韓修武說：“手術不太理想。”第二天上午九時做B超檢測，確定腎移植失敗。據薛的丈夫盧曉星說：“當時壞腎沒有取出，因為韓修武當天還要去昆明做手術，他說那裡還有腎源，他說30日從昆明帶回另一個腎，到那時直接把壞腎取出，換上新腎就行了。”

12月30日，薛燕林因心臟病發作被緊急搶救。當晚十一時左右，韓修武帶着腎源從昆明回到醫院，十二點韓修武對薛燕林施行了第二次腎移植，還沒等手術結束，韓修武就宣布：換腎又失敗了。一個月後，花光了二十二萬醫藥費的薛燕林含淚離世。

事後據律師調查，“海淀醫院移植中心”根本沒有在北京市衛生局登記，屬於非法行醫，然而（該移植中心）僅韓修武一人就做了四百多例腎移植。人們議論紛紛：
“在國外要苦苦等待三年的寶貴腎，在海淀醫院卻跟買豬腰子似的，第一個腎花九天就找到了，第二個腎直接到昆明去拿就行了。這不奇怪嗎？”

前些年大陸影視紅星傅彪曾先後兩次在北京做肝移植。第一次在2004年8月27日確診為肝癌，9月2日就在北京武警總醫院接受了肝移植，找肝時間最多一周。2005年4月中（旬），傅彪被查出肝癌復發，遂於4月28日在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做了（第）二次肝移植手術，從病發到移植手術也只有一周多。然而在被掏空了上百萬家產後，年輕的他（還是）撒手人寰。

如此快速草率做移植手術的現象在大陸非常普遍。據《三聯生活周刊》〈器官移植立法之難〉一文報導，上海長征醫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華表示：“長征醫院2005年完成181例腎移植和172例肝移植，其中接受在地下醫院器官移植失敗的患者二三十例，這是非常可惜的經濟損失和供體浪費。”
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陽也表示，該中心接收的二次移植病例占器官移植總量的10～20％。
文章還透露說，“中國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言外之意，是在司法和軍事系統。

器官比死囚多，官方六次改口

關於大陸器官的來源。。。2005年7月，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世界肝臟移植大會上才首次承認：中國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死刑犯。十一月七日的世界衛生組織（WHO）會議上，黃潔夫再次公開承認中國絕大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於死刑犯。

。。。

從中共官方六次改口辯護中，人們看出了癥結所在：大陸死刑犯人數遠遠少於器官移植所需的供體人群。

大陸官方公布每年實施全肝移植四千例，（實際數據可能還會多出三至四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來算，也必須從三至五個人中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那四千個肝臟就至少需要從一萬二千至二萬個死刑犯中挑選。

然而據國際人權組織調查，中國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二千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讓二千人做肝移植，其餘的人從何得到肝臟的呢？

其實早在1984年10月9日，中共就頒布了《關於利用死刑罪犯屍體或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從而展開了以法院為主導的死刑犯器官利用流程。醫院想獲得器官，就必須得到法院及其領導下的一整套司法系統的認可。當法院判決犯人死刑時，醫院就會提前到監獄給犯人驗血，以獲取其器官資訊。到了法院的法警執行死刑那天，檢察院還要派人現場監督，所以醫院還要獲得檢察院的默認。

據《廣東醫師》報導，廣東省器官移植中心的陳規劃“在當院長後，依然每周要做四、五台肝移植手術，而且手術一般選在晚上。僅二零零五年一年他就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累計達到一千例。”

像陳規劃這樣幾乎天天處理死刑犯肝臟的移植大王還很多。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總醫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長沈中陽，早在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就完成了一千六百例肝移植，居世界前列。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仁濟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強更是自白的說：“對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現在簡直像上癮一樣，每周至少做二至五台肝移植，失敗了也不怕，認真總結分析，第二天就會繼續做。”他哪去找這麼多死刑犯呢？

由於器官移植要求時間短、匹配難度高，在世界各地都是病人等器官，一等就是好幾年。據美國衛生部報告，在美國等待腎平均需要1121天，肝796天，心230天，肺1068天，胰腺501天。

2000年前的中國移植界也是這樣。然而2000年後，特別是2003至2006年四年間，大陸移植數量呈現蘑菇雲似的巨大增長，由於器官來源充足，等候時間也大大縮短。

國際醫學專家根據大陸器官市場的奇異現象分析，認為大陸一定存在龐大的地下人體器官庫，甚至活體器官庫，就是有事先都已驗好血型和做好相關資料檔案的活體器官供應者，在市場上獲得器官“需求”之後，這些活體器官供應者就被送入“醫院”（屠宰場），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器官市場上“隨叫隨到”的超短的等候時間。

在中國無法獲得法律保護的法輪功學員、中國勞教所囚犯、社會流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等都可能是這個地下組織盜賣器官的目標。

近十年來，國際上流行到中國去做器官移植手術，特點是在中國大陸無需花費等候器官的時間，所需配型的器官幾乎是隨要隨到。

官方網站：一周可做腎移植

比如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在其網站上公開宣布：他們那做腎移植，最快一周，最慢不超（過）一個月，而肝移植也一樣。醫院紀錄顯示，2005年病人平均等待肝移植時間為兩周。上海長征醫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更快，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周。

然而2007年後情況急轉直下。2007年7月20日《南方周末》的《中國叫停“器官移植旅遊”》一文寫道：“從春節後到現在，近半年過去了，這家號稱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總共才做了十五例來自親屬間的活體肝移植手術。而在2006年，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創造出了一年完成六百多例肝移植手術的紀錄。‘主要是沒有供體。’（中心副主任）朱志軍無奈地看着手術數量直線下降。他認為，目前的困境源於最近關於器官移植一系列法律法規的頒布。”。
（對《鳳凰周刊》報道的引用結束）

對江澤民、曾慶紅、周永康製造的大範圍酷刑，頻繁的冤案、慘案，大規模的活摘、按需殺人等種種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長期以來，美國政客們一直熟視無睹、置若罔聞、不動聲色，從來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副總統、國務卿，甚至沒有一位美國國會議員表達過憤慨，予以過譴責；美國各屆政府從未就江澤民、曾慶紅令人髮指的反人類罪行採取過抵制行動，實施過制裁措施。

2008年，前有對FLG學員等國民的大規模活摘、按需殺人等滔天罪行，以及對國民視若螻蟻，長期強征、強拆、血拆、殘酷迫害，酷刑、冤案、慘案不絕，後有08年春的西藏流血事件，然而，當時的美國總統布什，仍然若無其事地攜夫人勞拉，會同80多位各國元首、首腦，欣然參加了當年的北京夏奧。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日，以中國在新疆的維穩措施侵犯人權及彭帥的人權、自由問題為籍口，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對北京冬奧實施外交抵制。

在中國人權問題最惡劣，大陸人民苦難最深重、處境最悲慘的時候，美國政客們一言不發、無動於衷；而在中國人權狀況大為好轉，改善了千倍、萬倍的時候，美國政客們反而搬出人權問題，借正義之名大作文章，扭曲事實、誇大其詞，對中國現領導人火力全開，不遺餘力地加以詆毀、攻擊。

這是何居心？拜登們心中在乎的，真的是良知、正義？真的是中國的人權問題、民族問題？他們的真實目的是什麼？

這三篇文章遠遠不能涵蓋江澤民、曾慶紅的滔天罪惡。如果美國扶植曾慶紅、江澤民勢力倒習復辟的陰謀得逞，那麼，中國大陸將重墜深淵；同時，尚不為人所知的無數曾、江罪證、記錄將被一一銷毀，徹底湮滅，永遠失去得見天日的機會。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