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鄒節明

  辛丑年末，天一直陰寒，但是沒有雪；聖誕節臨近的時候，紐約上州終於下了一場遲來的大雪，剛好裝點成“白色的聖誕節”，就在這飄雪中，我竟從網上意外地看到了“三金藥王”鄒節明的死訊，感慨良久，凝望飄雪，彷佛這窗外新敷的潔白，就是鄒節明的靈魂。

  鄒節明走了，年僅78歲，他帶走了整整一個時代，那是一個小廠的廠長，可以全憑自己的才華逆襲創造奇蹟的時代，也是一個融入筆者童年和少年血脈的時代。

  如今名揚天下的三金藥業集團，前身是小小的桂林中藥廠，而鄒節明的前身就是這個小廠的廠長。1980年，我父親因文革中“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後遺症，在桂林汽運公司呆不下去，申請調到了桂林中藥廠，從此我便永遠成了桂林中藥廠的子弟。

  那時的桂林中藥廠廠區，座落在桂林市東郊茂密的樹林中，幾乎與望城崗的森林連成一片，宿舍區一大片密麻的蓖麻樹林，與高大的樟樹一起，托起一大片濃濃的夏涼，成為前計劃生育時代成群成群的小孩子暑假的天堂，可惜這麼多樹，都在後來的“鄧改開”年代砍光了。

  那時的鄒節明，只是技術副廠長，與普通職工同住在二號職工宿舍樓，我家住一單元一樓的1-2房，他家住三單元三樓的3-2房，都是只有兩個套房；

  那時的鄒節明很清瘦，也很低調，他大概1米72的中等身材，生得是天庭飽滿，寬而高的額頭後面，有着一副毛澤東式的長頭，黑髮濃密，鼻梁挺直，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嘴角的一雙酒窩，永遠帶着幽默感和一絲戲虐的神情；

  就象許多知識分子那樣，鄒節明穿着是比較講究的：深藍色的中山裝常燙得筆挺，夏天喜歡穿白色或灰色的新款的確良短袖襯衫，戴着“上海牌”手錶；他上下班喜歡拎一個鼓囊囊的“上海牌”黑色人造革手提包，手不離煙，走在路上作沉思狀，但路遇熟人必招呼，比一般職工要熱情得多。

  我父親生性清高，對包括廠長、書記在內的中藥廠其他人不屑一顧，唯獨對這個“鄒叔叔”（父親讓我這樣稱呼他，因他比我父親小兩歲）非常尊敬和欽佩，時常說：鄒節明是有真本事的大學生；他發明了兩種好藥（指三金片和西瓜霜系列），是桂林市唯一個得了全國大獎（指1978年度的科技成果獎）。

  記得我父親和其他人都說過：這個鄒節明也不容易，武漢大學的高材生，畢業的時候剛趕上文革，本來可以分在武漢的他，因為原分配計劃被取消，在當年大學生分配“三個面向”的新政策下，被改分到廣西桂林這個“老少邊窮”地區的這個小廠；因為長期是桂林中藥廠唯一的大學生，而當時大部分職工來自臨桂農村刁民的中藥廠職工素質，在桂林市國企中是墊底的，鄒節明自然成了全廠上下嫉妒心的眾矢之的，在“文革”中“右派”、“白專”的帽子沒少戴，不得不夾起尾巴做人，長時期連老婆都找不到，1976年33歲時才終於結婚。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男人33歲結婚很正常，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可在二十七、八結婚都算晚婚的上世紀七十年代，男人33歲結婚就和今天43歲結婚是一個概念。

  八十年代初的鄒節明，與大老粗職工同住一棟樓，而當時的廠長和書記就大不同了。當時桂林中藥廠的廠長老樊、書記老甘，都是打江山的“老革命”，是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南下幹部，廠里專門為老樊家建了一幢單家獨戶的“別墅”，還帶有一個七八十平米的院子，在二號職工樓的東面；又在二號職工樓的西面為老甘家建了一棟單家獨戶的小樓。當然，這些個“別墅”與鄒節明後來的豪宅比起來，那是太寒磣了。

  記得那時老樊的派頭很大，大胖子老樊就象“南霸天”一樣，每天牽着條大狼狗出門溜達，全廠人都忙不迭地向他點頭哈腰，我奶奶也忙不迭地讓我喊“樊爺爺好！”，那時老樊很喜歡我，讓我摸他的大狼狗，還給我起了個外號——“貓崽”。

  有意思的是，老樊和老甘對鄒節明都看不順眼，老樊曾說：“不要以為是大學生就尾巴翹上天！你大學生咋的了？你再有才，咱不用你，你還能上天嗎？”

  老甘則說：“毛主席不是說了嗎，有些人（指鄒節明這樣的知識分子）可以利用，但不能信任！”

  但時代比人強，隨着八十年代國企“獨立核算”、“政企分開”、“廠長負責制”等系列改革的如火如荼，老樊和老甘都沒能壓住鄒節明，上級讓他們這兩個老革命“光榮退休”了事，1984年，意氣風發的鄒節明終於坐到了桂林市中藥廠廠長的位置上：

  在那些個《霍元甲》等香港片風靡桂林雨巷的“改革的春天”，鄒節明夾着煙，帶着幾個人在廠區走街串戶，到處找人“談心”，忙得就象居委會的主任；我清楚地記得，有天晚上鄒節明在一樓我家外竹樹掩映下的窗邊，與我父親談了良久——住一樓的就在窗邊談，這是鄒提高效率的一種方式。。。一夜之間，中藥廠的各種規章制度增添了許多、嚴整了許多，生產區變得不再是職工子女們隨意進出的玩耍樂園了，新的廠房和新的宿舍樓工地響起了打樁聲，一些有志向的職工躁動着，商談着當時正在醞釀的“承包車間”、“競爭分廠廠長”的“改革機遇”...

  隨着新生產線的逐步建成，上班的氛圍，也從之前人民公社生產隊式的慢節奏，陡然緊湊了許多：辦公室人員大幅削減，黨委書記之下，不再設專職的黨、團幹部，包括工會主席都得下車間；

  身為汽車修理工的父親也不例外，無車可修的時候，他不再有坐在汽車房內桌前讀書、寫文章的悠哉，而必須下蒸煮車間，象其他職工那樣上班。

  那時覺得鄒節明治廠很嚴，現在看來他過於宅心仁厚了：

  客觀地說，在七、八十年代的桂林國企當中，桂林中藥廠職工的素質是非常低下，而我家又不幸地與廠里最爛的人渣和賴子為鄰。

  這個鄰居叫全梅生，是廠里的電工。此人生得形容猥瑣，目無定睛，滿臉絡腮鬍子，簡直不象是中國人，倒象是個伊朗或阿富汗來的無賴。他有對小孩施暴的習慣，除經常暴打他自己的兒子外，只要誰家小孩與他兒子發生衝突，他就對別人的小孩大打出手，而廠里的人很冷漠，除非打了自己的孩子。

  那傢伙是個老偷，1984年我家有一次失竊，蘆笛牌黑白電視機被盜，床頭櫃被撬，兩百多元現金失竊，公安雖未能破案，但派出所的人私下告訴我家說：全梅生有重大作案嫌疑，只是沒抓到他的證據；派出所並要我父親今後對他小心點。

  1986年，全梅生利用電工班班長的職務之便，多次盜竊廠里的銅絲和銅料的犯罪行徑，終於被發現，鄒節明下令撤銷全梅生電工班長職務，給予其留廠查看的處分，並把全梅生盜竊犯罪的事跡，以布告的方式貼滿廠區各處。全梅生終於灰頭土臉。

  但今天看來，對全梅生這種完全可以扭送公安的犯罪行為，這樣的內部處置，還是太姑息了！其後的全梅生，全無悔改（只是作案的手法更加隱蔽），而且乘我父親1989年癌症住院，家中只剩癱瘓的奶奶和保姆的機會，惡狠狠地欺凌我家——多次惡意地以鋤頭撞開我家的排水溝鐵柵，將大量營業垃圾（全梅生的妻子是賣馬蹄糕的個體戶）強行排放到我家。如果當初鄒節明公事公辦地法辦全梅生，我家也不會受這種欺凌。

  當然，鄒節明的治廠，成效是明顯的：很快我們家就結束了蜂窩煤的時代，用上了煤氣爐，接着又有了14吋的西湖牌電視和洗衣機，逢年過節發放的東西也多了起來——記得有一種飲料是中藥廠生產的“少林口樂”，看起來、喝起來都跟可口可樂沒什麼不同，我那時就覺得很滑稽，感覺有效顰可口可樂的意味，廠里的獎金也多了起來，多到身在其他國企中的親戚羨慕的程度。

  鄒節明1984年上任後，整個八十年代都沒有什麼架子。鄒集廠長和總工程師於一身，扶正之初，他仍住在我家所在的二號職工樓三樓，每天清早去職工食堂排隊打飯，我不知多少次碰見過他。那時的食堂並沒有廠長專用的窗口，鄒節明打飯時的唯一“特權”是：職工們就象當年問候老樊、老甘一樣問候他，只是比當年問候老樊、老甘時少了許多惶恐。

  鄒節明吃得很簡單，大概是因為腸胃不好的緣故，他常打稀飯和饅頭，同時也給他妻子和兩個兒子打米粉和豆漿。

  鄒節明的大兒子鄒洵比我小三歲，因為性格的投合，很喜歡跟我玩，那孩子天庭飽滿，後腦凸出，有鄒節明之風，但五官卻差別很大；鄒洵人極聰明機靈，但那時身體卻很瘦弱，打牌下棋我都不是他的對手，唯有打架強過他（儘管我從沒有與他打過架，反而為保護他與別人打過幾架）。鄒洵小時候遭逢橫禍，吃了不少的苦頭：

  他五六歲時一次玩耍時摔倒在二號職工樓外的籃球架下，跌折了右手的手腕骨，他父母竟送他去看西醫，結果是血淋淋地切開手腕，以鋼板和螺絲固定折斷的腕骨，腕骨長好後又得血淋淋地切開手腕，取出鋼板和螺絲，再用針線縫合，不折不扣的“吃二茬罪，受二茬苦”。因為這兩次手術，鄒洵手腕上的疤痕，醒目到五六米之外都能看清。

  對於鄒節明治療兒子的選擇，我父親大跌眼鏡，嘲諷說：鄒節明是書呆子，居然不懂得中醫治療骨傷的優勢。父親告訴我說：我三歲時從床上摔下來，傷得比鄒洵還重，找了一位好的中醫，只上了木質夾板就好了。

  （我父親沒有欺我，因為2005年我四歲的大兒子從五六米高的幼兒園滑梯上摔下來，同樣折了手腕骨，西醫也要開刀裝鋼板，是中醫院的一位老醫師用木質夾板配以中藥藥膏治好的。）

  鄒洵無數次帶我去他家玩。彼時鄒節明的家裡，竟比好些普通職工的家還要寒磣，而且凌亂不堪，沙發上雜亂地堆着書籍，沙發前的茶几上，煙灰缸里滿是煙頭，桌子上是書和厚厚的一疊手稿，上面潦草的寫滿了字，還有許多看不懂的公式（讀了初中才知道，那是化學分子式）。

  鄒洵腦袋非常機靈，有一次下象棋，不到十分鐘就被他以雙重炮將死了，輸得我沒有脾氣，猜謎語和做數學題倒沒那麼一邊倒，但是也落了下風，記得他那時的課外書有一道趣味數學題：平面上已知三個點，要畫一個圓，讓圓弧剛好經過這三個點，這圓該怎麼畫？

  我那時才小學五年級，哪裡做得出？直到幾年後學了初中平面幾何才知道，此題實際上很簡單，把三個點連接成兩端直線，然後畫出每段直線的中分線，以兩個中分線的交點為圓心，以圓心到三點中任意一點的距離為半徑，作出的圓，就是題目所要求的圓。

  那時鄒洵才讀小學二年級，鄒節明讓兒子看的課外書，竟然遠遠超前了他的課堂，可見其對兒子幼教的重視程度。

  有一次我和鄒洵在他家玩耍的時候，鄒節明回來了，夾着煙坐在沙發上，在茶几上寫寫畫畫，過了一陣，鄒節明似乎需要休息一下，注意到了我，突然問：

  “小老弟你叫什麼名字？”鄒節明帶着濃重的湖南常德口音開了腔。

  “我叫申曦”，我說。

  “你家也在中藥廠嗎？”

   我說是的。鄒節明嘴角泛起酒窩說：

  “小老弟你的眼睛好大呀，願不願意和鄒洵換一雙眼睛？”

  就在我愣住不知道如何回答的時候，機靈的鄒洵飛快反應過來：父親說自己眼睛長得不好看，馬上忿忿地喊：“不換！不換！”

  鄒節明哈哈大笑。過了一陣，他好象想起什麼，說：

  “小老弟你爸是誰呀？”

   “申湘華”，我說。

  鄒節明聞說，臉上的笑意淡化了，抽了一口煙說：

  “哦，你爸也是人才啊，可惜了。”

   現在想來，鄒節明所嘆息的大概是我父親的人際關係。1988年夏，鄒節明擬內部挖潛，提拔一名助理型的副廠長，原擬提拔我父親上位，但在評議階段遇到了人際關係的阻力；而且父親的人際關係是如此之差，差到連在另一家與中藥廠來往密切的藥廠任職的一位親戚，都不支持他上位，那位親戚甚至背着我父親，跑到桂林中藥廠，當面向鄒節明力陳了一板父親的性格缺點，這也成為壓倒鄒節明決策的最後一根稻草：

  鄒節明最後提拔了林健桃，一位才能遜於父親、人際關係卻優於父親的人上位，父親就這樣與副廠長的職位失之交臂了。當時父親已經47歲，在當時的環境下，這也意味着他錯失了人生的最後一次機會。這次挫折對父親打擊很大，翌年（1989年）八月，他即因淋巴癌病逝於桂林南溪山醫院。

  雖然鄒節明最終向我父親關上了大門，但是父親並沒有記恨鄒節明，相反，他一直對恨鄒節明的人說：沒有鄒節明，你們能有今天嗎？中藥廠能有今天嗎？

  中藥廠退休書記、自稱當過林彪傳令兵的“老革命”老甘，很欣賞我父親的書法，經常來我家串門，父親很喜歡吃雞肉，殺雞卻下不了手，故也經常請老甘幫殺雞；聞知我父親上升受挫，特意跑到我家安慰父親，老甘早對鄒節明窩了一肚子火，在我父親面前禁不住大罵鄒節明任人唯親，搞“湖南幫”，父親卻不以為然，笑笑說：“我也是湖南人，他怎麼沒拉我入幫呢？”

  雖然鄒節明長時間沒有架子，但並不等於他妻子翁毓玲沒有架子：鄒妻翁毓玲是一個高大的廣東女人，寬臉龐，皮膚白皙，也是大學生；翁毓玲說話斯文和氣，但我從她那冷淡的表情，早就感覺她並不希望她的兒子和我們在一起玩。那時《霍元甲》等香港武打片風靡桂林，有一次我和鄒洵在樓下玩打鬥遊戲，儘管是假打，帶着胖墩墩的小兒子周准下樓倒垃圾的翁毓玲,瞥了我一樣，立馬把鄒洵喊了回去。

  然其後很長一段時間，鄒洵並沒有受她的影響，與我們打成一片，有時還帶着小三四歲的弟弟周准來與我們扎堆：周准那時是個虎頭虎腦的小胖墩，那圓乎乎的臉完全不似鄒洵那樣的尖臉，真是可愛極了！

  但我和鄒節明兩子的緣份，在鄒家搬走後就無疾而終了，其根本原因當然是地位和財產的差距：隨着中藥廠的快速發展，鄒節明一家也搬入了主要為廠領導家屬居住的四號職工樓，毗鄰地質研究所的居民區，距離二號職工樓已有半里之遠，且有食堂和三號樓之隔。

 我最後一次碰到鄒洵，是在1988年，在桂林三里店馬路邊的遊戲機室外，他長高了不少，已經由一個矮瘦的小猴子，變成了一個翩翩的夾克少年，碰到他時我正待招呼，他卻敏捷地把單車望路牌杆上一鎖，一頭就鑽進了電子遊戲機室；他大概已經不認得我了。

  那一刻，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階級的客觀存在。

  從此，除了食堂之外，我很少見過鄒節明。1989年8月，就在我考上重點高中的那個月，我父親因癌症走了，我也就搬出了桂林中藥廠宿舍區，之後很長時間都沒有見過鄒節明，只知道父親走後，桂林中藥廠騰飛的勢頭更猛，成了桂林市最富的企業，1994年鄒節明搞了“股份制改革”，桂林中藥廠的一百多老員工，包括燒鍋爐的在內，都成了股東和百萬富翁，而桂林中藥廠也改名為“桂林三金藥業集團”。

  1992年，聞知我靠上大學，鄒節明仍然按照中藥廠的政策，獎勵了我兩百元人民幣，儘管我父親已經去世三年了。

  1998年，朱鎔基又掀起一波“國企改制”的浪潮，桂林市一大批國企改成了股份制企業，戰略家鄒節明不失時機地抓住了這個機會，進行“股權改革”，終於把三金集團變成了民營（家族）企業。

  就在三金股權改革的當年，作為桂林電視台的記者，我在桂林市市委小禮堂再一次見到了早已成為桂林市最高統治者座上賓的鄒節明，他兩鬢已有滄桑，但依舊意氣風發，黃里透紅的臉頰煥發着成就者的光彩，與市委書記、市長談笑風生之間，他很謹慎，也很圓滑，發現我的鏡頭頻頻對着他，趕忙笑着說：“不要拍我，請多拍領導。”

  在桂林電視台當記者的五年間，我曾好幾次看見鄒節明步行上下班，夏秋時節，他依舊喜歡穿着灰、白的襯衣，白色的皮鞋，步行上下班於輔星路的人行道上，他的家早已搬到桂林市的高檔小區——七星花園了。

  鄒節明是勵志的奇蹟，但他遠非完美無缺，就如同歷史上許多傑出的開創者一樣，他也沒能解決好接班人的問題：

  他的長子鄒洵人極聰明，可惜畢業於南京理工大學的他，學的卻不是中藥製藥的專業；他的次子周准雖然在澳大利亞大學取得生物學的碩士，但留學西方不僅無助於中藥的研發，西方生物學的思維反而對中成藥研發構成阻礙。

  鄒節明死前身體很好，兩個月前還主持召開了董事會；鄒節明之去世，事出突然（傳聞中的鄒節明赴香港打了輝瑞疫苗，引發心肌炎猝死的說法，恐非空穴來風），甚至來不及指定接班人，但鄒洵和鄒准無論誰接班，想有鄒節明的建樹，難於上青天；

  而且，三金的新產品開發，受制於中醫藥人才的瓶頸，在中國因長期計劃生育帶來的年輕人才崩塌、中醫教育西醫化所導致的中藥人才素質下滑的影響下，三金集團左衝右突，均不能突圍，鄒節明之後，雖然年輕輩的研發技術人員三十年來研發出兩百多個註冊新產品，但市場反響都不大，迄今為止三金集團仍在依賴鄒節明當年研發的三金片和西瓜霜系列，“老產品講不出新故事”，因而在日趨激烈的同行競爭和西醫藥的傾軋當中，三金集團的效益難免下滑，而鄒節明生前對於中藥製藥的人才瓶頸，顯然始料未及，束手無策。

  而比喜馬拉雅山還大的障礙，則是時代，鄒節明的勵志奇蹟，光靠鄒節明個人本事是不夠的——呂布縱有蓋世武功，卻敵不過劉關張三人合力，鄒節明之成功，萬萬離不開“改革開放”的時代。

  而如今，是“改革開放”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新時代，切莫說鄒洵、鄒准沒有鄒節明之才，縱使鄒節明本人立馬轉世出山，又何能為哉？

  這就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悲劇。

  鄒節明先生給我的啟示就是：一個人無論起點如何低，逆境如何難，都應該去奮鬥。鄒節明在發展企業的道路上成就了桂林市的獨一無二，我也要爭取在我自己的道路上成為桂林市的獨一無二。

曾節明 2021.12.28 辛丑年乙亥月末冬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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