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參與創辦花城出版社，是全社最年輕的主力編輯，身邊的長輩老編輯中有多位剛平反的“右派分子”。我在與他們共事的過程中早就知道他們是假右真左。這已經是四十年前的認識了。

究其底蘊，他們的價值觀充其量都是來自西方白左思想領袖們的間接啟蒙和五四運動的錯誤遺產。此外還要加上一輩子的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井底之蛙式的局限性。

幾十年來，無論搞文化還是辦企業，我的第一要務總是千方百計地保持與國際即時信息的直接聯繫，不屑於僅僅得到國內朋友轉發的第二手資料。因此，我在思想上等於同步生活在美國和歐洲的主流生態中。我還親身走訪了五大洲四十多個國家，徹底打開了眼界。我藏書過萬冊，百分之八十是西方名著，百分之二十是中國古典作品，還有大量國外雜誌，每天隨手翻閱，進行多方位的比較。

我越來越清晰地發現，多數西方思想家和中國知識分子在批判社會現實問題的時候都表現出一種共同的弱點，那就是理性的自負及其導致的改造世界與人性的激情。這還是表象，真正的實質是缺乏永遠不動搖的信仰。

所以，他們正如胡適親口表白的那樣：認定人生沒有意義，需要聊以自慰地活出某些意義。到頭來，無非是個人的名聲、權力和金錢，以及用這類已經實現的“意義”交換自己想要的東西。沒有正常的信仰，一切皆空，所有的主觀設計和自我行動都不可能為人類締造健康而持久的幸福。

（舒大沅 2022.1.14）